作為最受美國人愛戴的總統之一，行伍出身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相關問題有著深刻的認識。原因不難理解：這位綽號“艾克”的總統在戰爭期間曾官至陸軍五星上將，他也可以說是20世紀美軍最傑出的指揮官之一。但是，就是這樣一位戎馬半生的軍人在擔任總統期間卻公開反對進行過度的軍備競賽，他甚至稱“軍備競賽消耗了那些原本應當用於建設學校、醫院和住房的資源”。而且眾所周知的是，艾森豪威爾曾因“軍火商遊說組織”試圖聒噪著增加軍費而大發雷霆。

公眾已經對這位總統的種種“反戰”言辭有了心理預期，但在聆聽了1961年1月17日艾森豪威爾在白宮發表的“告別演說”之後，人們還是紛紛大跌眼鏡：在這次演講中，艾森豪威爾的中心主題居然是將美國的軍火商大肆批判了一番！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話出現在演說大約發表了一半的時候：“在政府各部門中，我們必須警惕軍事-工業複合體取得不正當的影響力，不論它這樣追求與否。”全美國的電視臺都對這次演講進行了轉播。三天後，艾森豪威爾離開了白宮，此後他幾乎再未發表過關於軍工複合體方面的言論。

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演講撰稿人馬爾科姆·“馬克”·穆斯。

有了總統的“背書”之後，抨擊軍工複合體似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然而，人們常常忽略“艾克總統”發表那番言論的背景，那就是美國有一種由來已久的傳統，即戰備鬆懈——美國人一直對保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疑慮重重。然而，1961年美國面對的戰略現實卻為其保有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和“永久性的軍火工業”創造了迫切的需要。正是在認識到這一點後，艾森豪威爾才發起了針對“不正當的影響力”的批判。

事實上，艾森豪威爾並沒有妖魔化軍工複合體，他只是表達了對軍火商權勢膨脹的隱憂，並建議謹慎行事。真正激烈的指責和抨擊來自之後的其他人：1968年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參議員喬治·麥戈文（George S. McGovern，南達科他州民主黨人）表示“軍工複合體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且其是“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內部威脅”。

“販賣死亡的商人”

“軍工複合體”這個詞語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人聯想起美國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販賣死亡的商人”（軍火商）那句口號，以及相關的抗議活動——抗議人士聲稱，軍火商們通過施加影響讓美國作出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決定，並從中獲得了鉅額利潤。

1934年至1935年，來自北達科他州的民粹主義共和黨參議員傑拉爾德·奈（Gerald P. Nye）舉行了93場聽證會，這些聽證會上爆出的“料”雖然多次成為頭條新聞，但實質性的“乾貨”內容卻不怎麼多。傑拉爾德·奈原本打算把此類聽證活動繼續進行下去，但當他無端指責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隱瞞有關1917年對德宣戰的基本信息時，國會終止了對他的資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美國民間開展了許多活動，國會也有所行動，以試圖限制軍火商們為了逐利而鼓吹參戰。戰爭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採取了各種手段，要求美國展開工業總動員，以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當所謂的“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全速運轉時，其足足創造了美國經濟產出的47%以上。美國的戰時生產在1943年達到了頂峰，之後在1944年急劇下降。

1953年，艾森豪威爾發表了一篇名為《和平的機遇》的演講，很多人把這篇演講視為其告別演說的“引子”。艾森豪威爾在這篇演講中表示：“從廣義上來說，每門大炮的完工、每艘軍艦的下水、每枚火箭的發射都是些竊國大盜——那些飢餓和填不飽肚子的人被偷了，那些忍受寒冷而穿不起衣服的人也被偷了。”

新崛起的“巨獸”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大多數美國軍火是在政府直屬的國營兵工廠裡生產的。然而，在二戰期間，為了完成海量的軍火訂單，大部分生產工作轉移到了民營工廠，其中汽車工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相當一部分軍品是通過民用產品生產線轉產而來的，但這些生產線在戰爭結束後又重新轉產民用產品。

二戰期間的美國兵工廠，一派繁忙的生產景象。

冷戰期間，為了裝備和維持美國那支規模龐大的武裝力量，需要長期維持規模龐大的軍火工業——到1958年，由美國政府直屬的國營兵工廠生產的武器裝備所佔比例已經跌到了10%以下。在當時美國50家最大的工業公司中，有30家是國防承包商，無論它們是“全職”的還是“兼職”的。此外，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朝鮮戰爭期間，國防項目在美國政府總支出中所佔的份額仍然是相對較小的，但到了1961年，與國防有關的項目已經佔到了聯邦支出的50.8%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3%。當時，大約三分之一的國防預算用於採購和研發活動。在美國國會看來，由國家慷慨地給予這些國防承包商的資金幾乎被花到了遍佈全國各地的每一處角落。此時，美國人對軍工複合體的反對情緒表面上還不算太強烈。

然而，事情早在1956年就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國會里的民主黨人指責艾森豪威爾對美蘇之間的“轟炸機差距”（即美國在轟炸機方面落後於蘇聯）無動於衷。

軍火商和軍方部門（特別是主管洲際導彈的空軍）還是不斷向艾森豪威爾的批評者們提供有關美蘇“導彈差距”的傳聞和流言，並對“導彈差距”大肆宣揚，這讓艾森豪威爾大為光火。在1959年6月召開的另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艾森豪威爾證實他曾與國會議員討論過“軍火商遊說團體”這一問題。直到一年後的總統大選之後，一些如夢初醒的美國人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導彈差距”根本不存在。一些軍火大亨私下裡笑談“誰還真把這當回事？”可在當初的大選中，真的有很多選民以為艾森豪威爾政府忽略了國防，導致蘇聯在洲際導彈方面領先。

“當心軍工複合體！”

艾森豪威爾先是在講話中重申了美國在一個危機重重的世界中維持領導地位的重要性，接著表示“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充滿敵意的意識形態”，這導致“需要大規模的軍事準備”，因此軍事工業複合體產生“不正當的影響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了。他還說：“

艾森豪威爾總統抨擊“軍工複合體”的演講稿。

在艾森豪威爾發表這次演講之後，輿論界最初對其的反應是很冷淡的，甚至有些輕微的“抵制”。《華盛頓郵報》的一篇社論指出“艾森豪威爾的演講中幾乎沒有什麼新意”，甚至說“他在發表這篇演講時卻認為自己是出於好心並自我感覺良好”。在第二天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記者們向總統提了二十個問題，其中只有兩個是關於“和平時期的軍事建設”和“科技精英”的，而且就連這兩個問題也是被無關痛癢地提出的，似乎人們覺得總統的警告並不重要。

不過，也有人對這篇演講表示歡迎。著名政治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對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這番演講感到興奮，他用自己的觀點對講話“過濾”之後進行了闡釋。李普曼表示，軍工複合體是“對平民權力至高無上的威脅”。

最終，經過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內種種反戰運動的發展，對軍工複合體的譴責變得日益普遍起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阿肯色州民主黨人）抱怨說，軍工複合體“已經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參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明尼蘇達州民主黨人）敦促參議院“對軍工複合體的權力施加某種限制”。在當時頗受歡迎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表示“國防工業應該國有化”。

艾森豪威爾總統對此並未作過多的解釋。在他厚達741頁的關於白宮生涯回憶錄的第二卷“締造和平”中，艾森豪威爾只用了2頁來探討該問題，而且大部分還是引用的告別演說的內容。

退休後，艾森豪威爾住在他位於賓夕法尼亞州葛底斯堡附近的農場。他的孫子大衛·艾森豪威爾也住在那裡。2010年，大衛在一本名為《載譽而歸》（Going Home to Glory）的書中回憶了他眼中的祖父。“針對他一生中最受爭議的言論，艾森豪威爾後來表現出了一種‘分裂’的人格”，大衛·艾森豪威爾這樣寫道。“在他的商界朋友和軍界同僚中，艾森豪威爾對那番講話進行了自我批評……然而，與其他人在一起時，艾森豪威爾卻毫無保留並確切地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並認為這個想法需要被有力地表達出來。”

軍工複合體的“反擊”

艾森豪威爾對軍工複合體存在的潛在問題的抨擊讓相當一部分人感到不滿，批評者們對一連串所謂的“實際的違法行為”進行了反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政治的“不當影響”，經常被提到的一個例子是美國航空工業界希望政府取消“下馬B-70轟炸機”的決定。用專欄作家馬奎斯·查爾斯（Marquis Childs）的話來說就是，宣傳和遊說活動展示了“隱形遊說團體”的力量。事實上，並沒有發生任何大規模的“不正當的影響”。B-70轟炸機研製項目最終還是下馬了，下馬前只造出了兩架原型機，其中一架在試飛中墜毀，另一架進了博物館。

短命的B-70轟炸機

其次是成本超支。成本超支的確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但國防計劃並不是唯一超支的政府項目——州際高速公路系統被稱為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其成本卻足足超支了267%！而在醫療保險實施早期，其就已經超過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預測成本的800%！

最後是利潤過高，尤其是航空航天業。實際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對利潤進行衡量，而且用不同方法計算出的利潤難以進行直接比較。例如，1962年《紐約時報》公佈的一份商業報告稱，從1957年到1961年，“航空航天業的收益率一直低於其他製造業的收益率。”相反，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米爾（William Proxmire，威斯康星州民主黨人）——此人以抨擊政府機構的浪費行為並獲獎而聞名——認為，航空航天業的利潤比美國一般工業的利潤高出10%以上。不過，美國國家總審計局（GAO）在1966年至1969年間研究發現，除了一些例外情況，國防工業的利潤低於普通商業。歷史學家詹姆斯·休斯頓（James A. Huston）指出，雖然與生產民用產品相比，國防項目的利潤通常會少一些，但國防合同涉及的風險往往較小。

陷入低谷與再度反彈

客觀來講，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確實在政治經濟方面發揮了不小的影響。然而，進入70年代後，隨著“阿波羅登月計劃”的結束和越南戰爭的落幕，美國的國防和航空航天工業也開始式微。70年代末，美國軍方對國防工業基礎的衰落提出了警告。當時，美國已經無法保證在緊急情況下大規模增產武器的能力。某些武器只剩下了一家供應商，而對於其他某些武器而言，依賴從外國進口甚至成了迫在眉睫的事。與50年代相比，列裝新一代武器裝備的間隔也從幾年延長到了幾十年。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和聯邦總支出的比例也在不斷下降。政府在國防方面的支出已經從1961年佔GDP的9.3%下降到了卡特時期的4%~5%。許多國防承包商倒閉了，倖存者們也大多被相互兼併。

不過，里根總統的上臺扭轉了這一趨勢，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在經歷了短暫低迷之後再度煥發了生機。里根執政時期，美國軍費逐年攀升，“軍工複合體”的影響力達到了頂峰，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也讓軍工企業找到了新的增長點，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冷戰結束。

今天，美國國內對軍工複合體的強烈抗議仍在繼續。2011年，《大西洋》雜誌上的一篇文章說：“時過五十年後再來判斷，艾森豪威爾當年作出的可怕預言實際上低估了今天我國軍工複合體的勢力範圍——以及它給我們帶來的永久性戰爭的危險。”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立刻拋出了其“強軍計劃”，這讓美國的軍工複合體興奮不已，一些軍火商甚至期盼著特朗普開啟“下一場戰爭”。從這一點來看，艾森豪威爾當年的警告確是金玉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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