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来，地方社会整合失败导致了府兵制度的崩溃，唐廷不得已寻找其他途径来建立一支直隶于中央的天子卫兵。随着鱼朝恩率神策军入朝以后，募兵制度已逐渐取代府兵制度成为常制。到宋代之时，军人群体基本来自于募兵制度之征召，与府兵制度下整合地方豪右、酋首之乡兵是完全不同的。

除少量乡兵以外，宋朝兵制大概可分为禁军、厢军。五代时厢军尤指地方军队，然而随着宋朝“收其精兵”政策与淘汰老弱的“剩员”制度的逐渐推行，厢军作为战斗部队的性质逐渐削弱，故其定位基本为“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无戍更，然罕教阅”，一般负责后勤、建设等。禁军则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是直辖于中央的正规武装力量，并由国家进行组织
笔者曾考察宋代各期的军籍情况，其结果如上。很显然，在宋太祖时期在大量整编地方军队以后，其数量不过堪堪由乾德三年的12万增长至开宝年间的19.3万，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只能通过“都部署—战区”制度来整合藩镇的军事力量（《北宋军事制度变迁》）。
所谓的“都部署—战区”制度，是宋太祖在削藩尚未完成时，通过向地方重镇派遣心腹担任沿边都部署来整合地方军事资源的措施。除了隶属于藩镇的兵马以外，当时绝大多数禁军隶属于三衙。
在宋初，由于军队数额较少，在宋太祖时期禁军基本屯于京畿附近，凭借汴梁水陆交通之便利控制全国，至宋辽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河北定州、高阳关附近才驻扎大量军队，光是定州便屯兵 10 万。但此时禁军军籍犹寄于三衙，诸地驻军不过是三衙禁军驻泊、屯驻于地方以进行边境防卫罢了。
随着削藩与收复割据势力的渐次进行，中央禁军的数量也逐渐扩张，但这些中央禁军除了继承自后周军事体系的兵马以外，其余基本整合自藩镇与割据势力的兵马，并且由此产生军队的内部协调问题。
端拱二年，时户部郎中张洎奏议：“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显然，中央禁军数量的扩张带来了内部协调的困难。
在外部，则存在着藩镇与藩镇、藩镇与禁军之间的协调问题。宋太祖征伐北汉之时，这种协调问题便已多次暴露出来。尽管这一问题通过削藩整编地方部队而得到解决，但也不过是将外部的协调问题转化为内部的协调问题。尽管内部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化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宋仁宗时期西北边患的爆发。
到宋夏战争爆发以后，宋仁宗在河北、陕西以及河东地区增置大量军额，其中河北路共 254 指挥，约合 12 万；河东路屯兵共 160 指挥，约合 7.6 万；陕西路 15.4 万。南方诸州原有 195 指挥，后增 124 指挥，共计 319 指挥，约合 15.1 万人。其余 32.6 万，约分布于京东、京西、开封等路。
宋朝军队骤然从43.2万左右增至82.6万，地方军额占比也由真宗时期的11%提高至庆历年间的68%。到宋神宗时期，京师驻军才得10万而已，军队大多屯于地方。（《宋史》兵志；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范学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乐小鱼《北宋军事制度变迁》）
由此得见，对于宋代“守内虚外”的指控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军队的部署在更大程度上与战争压力及战争情形所适应，而绝非是政治上的“守内虚外”。但是随着战争压力的下降、禁军封桩阙额法的实行以及更戍法废置等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直到宋徽宗时期，边备不修，阙额极其严重，阙额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原本定额59.3万，实际军队不过30—40万而已，并非是所谓的“八十万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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