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后，长安、洛阳失去都城的光芒，陷入长期的历史沉寂。直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南京直面日军威胁。 民国政府下令迁都洛阳、改西安为西京、做陪都（1932.1.30—1932.12.1），然而此时西安、洛阳早已失去帝都的气脉，随着战事的转变，不到一年，国民政府又匆匆迁都。唐宋之后，为何统治者不再眷顾长安、洛阳这两座都城，是有多方因素的。
安史之乱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唐末统治集团内部腐化、社会矛盾加剧，藩镇势力愈加崛起，最终引发安史之乱，使社会遭受了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此时关中及中原地区，饱受战争摧残，城市破败，樯倾楫摧，长安城此后毁于战火，而洛阳城也加速破败。
战争的影响，致使大量中原地区人口南下躲避，既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验，也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加速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北宋灭亡后，南宋偏居一隅，我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向江浙地区转移，南方经济首次超越了北方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重心。此后经济上南重北轻的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南方经济更加繁荣。关中及中原人口的流失，经济的破败，再也没有了作为都城的经济、人口基础。
宋朝禁军制度与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的淤塞
唐末藩镇势力割据一方，加速了国家灭亡。为杜绝地方势力割据，强化中央集权，宋朝采取了禁军制度。尽管宋太祖曾想迁都洛阳、关中，占据山河形胜，裁去冗军之苦。但大臣的反对、庞大的禁军及家属需要大量粮草、汴京多年的苦心营建，禁军又是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依托的根本。使得想稳固政权统一国家的大宋统治者又不敢轻举妄动。
宋朝的军政制度依附于汴京的漕运体系，养活汴京的庞大人口。《宋史 河渠志》载“惠民、金水、五丈、汴水曰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而此时因连年战乱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的淤塞，已无法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后唐庄宗曾组建类似禁军的组织，置于洛阳周围，不幸的是粮食贫乏以致禁军叛乱。隋唐时期，两京制，洛阳以强大的漕运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每至关中粮食匮乏，皇帝便率文武百官到洛阳吃粮食，关中地区失去洛阳漕运的支持，更无法保障。
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
晚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崛起，取代了西北的边患。《元史·巴图南传》记载“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元帝国的统一，瞄准了既可兼顾塞外又可掌控全国的幽燕之地。明朝为了抵制来自女真的威胁，迁都北京镇守边境，修建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连接秦长城，直抵嘉峪关；满清入关后，同样选择了进可控全国，退可回盛京的北京。
元定都后，重修大运河，裁弯取直把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连杭州的京杭运河。此时洛阳、关中地区已彻底被漕运抛弃。源源不断的物资、钱粮通过大运河运抵大都，保证着帝国的运转。而运河的纽带继续为后来的明清都城注入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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