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界，楊寬除了有廣受好評的《戰國史》《西周史》《中國上古史導論》《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古史新探》等重要著作外，還有幾本小書，如《中國曆代尺度考》（以下簡稱《尺度考》）。《尺度考》從1936年初版到2001年失去出版價值，前後65年。《尺度考》的出版史頗能反映出某些共有學術現象，而相關材料亦可作為珍貴的出版史料。
1932年，楊寬考入上海私立光華大學，還未畢業已被聘為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幹事。在博物館工作期間，當時的博物館領導希望他能寫一部著作，作為“上海市博物館叢書”的一種。楊寬寫成《尺度考》一書，由館長鬍肇椿親自送往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這麼快寫成，是因為這部書的起草早在楊寬讀高中時。他非常關注王國維的學術成就，也很崇敬他。他相當讚賞王國維創立的“二重證據法”，對此創見更是讚不絕口，奉為“金科玉律”。楊寬曾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中如是說道：“自王國維創二重證據之說，以地下之史料參證紙上之史料，學者無不據之以為金科玉律，誠哉金科玉律也！”“近人治古史者，無不以此為金科玉律，誠哉金科玉律也！蓋地下之史料參證紙上之史料，此二重證據之方法，至王氏始成立。”在高中時，聽說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提出的研究生論文題目中，有歷代度量衡的研究，並且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中也有討論歷代尺度的文章，因此，楊寬就開始注意這個題目的文獻蒐集和考訂，想把實物和文獻研究結合起來，對歷代尺度作詳細考訂。在研究的過程中，楊寬發現王國維考證宋代尺度存在問題，於是感到有寫成專著的必要。這部稿子交到商務印書館後不久，因為抗戰爆發，上海市博物館停辦。因此，書稿直到1938年6月才出版，改為《史地小叢書》的一種。
1955年5月，《尺度考》再次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文後附有《重版後記》。1957年6月二印。大概在1959年，這部書稿擬由商務印書館轉交中華書局，中華書局請曾次亮審稿。曾次亮（1896—1967），河南周口人，著名歷算學家。1932年畢業於北平高等師範學堂。1950年在政務院出版總署任職，繼任文化部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編審，審定二十四史天文、律歷部分。著有《史時另尺》《四千年氣朔交食連算法》等。曾次亮出具審稿意見一份，內容如下：
《中國曆代尺度考》閱讀意見
本書作於二十五年前，基本上是資料結集的性質，1955年重印，未加改訂補充，只另外補上《重版後記》一篇，前者為文言，後者為語體；文體上未能統一。
我對歷代尺度缺乏研究，對本書的幾個論點，未敢遽定當否，惟與《中國度量衡史》一書比較，似覺本書觀點較舊，特別對於周漢尺度，多強調其“相沿不變”；並且顯然有過信劉歆“認為其所制斛的尺度是遵古不變的”之處。
54頁謂“漢代各朝無二十五年者”是錯誤的。光武帝建武年號有卅一年。據我看，此一所謂“秦戈”有很大可能是東漢時期，書中的其他問題也很有幾項，從略。
書中的誤字和標點上的錯誤非常多；已就所看出的分別批在書旁。
本書如已無紙型，似可不必重排出版。
曾次亮
7.14
由上可知，曾次亮認為與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相比，此書觀點陳舊，某些論斷有錯誤，書中的誤字和標點上的錯誤也非常多。因此，建議《尺度考》“如已無紙型，似可不必重排出版”。可能有紙型，也可能其他原因，中華書局計劃出版。1959年11月2日，中華書局致信楊寬，詢問內容是否有改動，是否需另寫《重版說明》。
楊寬：
你著《中國曆代尺度考》，按照出版分工，已由商務移轉我局出版，想邀同意。出版時，該書內容有無改動？是否需要另寫重版說明，敬希撥冗見示。
順致
敬禮！
此事後續是否有書信來往，未可知。我們只知，《尺度考》未有中華書局版，可見，此次出版終未成。
1984年，楊寬赴美國講學後定居邁阿密。2000年左右，上海人民出版社計劃推出《楊寬論著系列》，藉此次機會，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提出重印10種，分別是：《中國上古史導論》《戰國史》（增定本）、《西周史》《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墨經哲學》《中國曆代尺度考》和《楊寬古史論文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回信不計劃出版《中國曆代尺度考》，2001年6月8日致楊寬信言：
先生之《中國曆代尺度考》作為我國第一部古代尺度通史專著，影響深遠，但是迄今半個多世紀，資料條件和研究狀況畢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郭正忠先生《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的出版，對於漢魏至宋元——中國古代度量衡最為輝煌、也是器制變遷最為頻繁和劇烈的階段，進行了全面詳細的考證和論述。全書長達460頁，並附有大量圖表，成為目前很多學者的案頭工具書。而《墨經哲學》的主要觀點和思想，實際在《楊寬古史論文選集》卷八關於學術思想的論述中已有較充分的表露。
楊寬同意不收入《尺度考》，因為此書“已無用”。在2001年6月28日覆信：
大函建議《系列選》中，不收入《中國曆代尺度考》和《墨經哲學》。我同意取消《尺度考》，因為近年來考古出土古尺較多，學者已據此作了進一步詳細考證，我的舊作已無用。
至此，《尺度考》的出版命運告一段落。學術是不斷積累的過程，後來人總有機會超越前輩學者，可能部分學術著作終會退出學術的舞臺。但學人的著作猶如他自己的孩子一樣，隨著時光的流逝，已融入學人的生命中，無可替代。
上文提及，楊寬對王國維的崇敬無以復加，因此，《尺度考》一書中多處引用王國維的研究成果，將其作為定論，還有大量的引文，同時，他也改訂王國維考證之失。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言：
袁英光、劉寅生案：先生廣泛蒐集自漢至清代古尺17種，詳加考證，證知歷代統治者剝削人民而把尺度增長的事實。《觀堂集林》所載上述各跋文，考證精詳，但亦有搞錯的地方，楊寬在其所著《中國曆代尺度考》中，論宋代尺度說：“宋代沿襲唐制，因為宋代政府所頒佈的標準尺，主要還是為徵收布帛之用，所以稱布帛尺。因為宋初貢賦由三司徵收，因而，這尺也稱三司布帛尺。”又說：“王國維在考證宋代尺度時，一方面誤信了程大昌《演繁露》的推斷，一方面又誤信了三司布帛尺摹本，因而得出了下列錯誤的結論：（一）鉅鹿出土的宋尺為淮尺；（二）宋三司布帛尺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強；（三）合布帛尺八寸九釐有奇的浙尺，略同於唐秬尺（即唐小尺），淮尺略同於唐大尺，淮尺、浙尺即出於唐的大尺、小尺；（四）三司布帛尺的所以大於唐秬尺，由於‘代有增益’。”楊寬認為鉅鹿出土的宋尺既出於大觀二年所淹沒的鉅鹿故城，必是當時一般通行之尺。宋代的布帛尺就是沿襲唐大尺，並不是宋淮尺沿襲唐大尺。此正先生之失。（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346頁）
至於上文曾次亮言，楊寬的《尺度考》不及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自屬一家之言，現錄郭正忠先生語如下：
繼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之後出版的古代尺度史研究專著，是楊寬的《中國曆代尺度考》。該書收集、檢測了14種漢尺；又用敦煌出土的標準規格印文漢縑進行較量，重新確定了漢尺的長度為0.23公尺。在這一基礎上，作者又推定了魏晉尺度。此外，該書還收集了七種唐尺、三種宋尺實物及有關文獻資料，考校了唐代大小尺、宋尺及明清尺的長度，批評了王國維關於唐宋尺的某些論斷——比如他以為鉅鹿出土的宋尺，並非王國維所說為淮尺，而只是三司布帛尺。
楊寬的研究和結論，雖然也存在著很多欠缺——比如他關於浙尺、淮尺及鉅鹿尺為三司布帛尺等論斷，並不妥當，但他在尺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遠在吳承洛及其《中國度量衡史》之上（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230頁）。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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