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蝗灾我国自古有之，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相应的有蝗灾的记录。作为与水灾、旱灾并称的三大灾害，蝗灾的破坏力更是巨大，被列为三灾之首。而且自公元前707年第一次记录蝗灾，到建国前的1935年最后一次记录蝗灾，全国有记录的蝗灾就高达769次。今天狼君就带你了解一下中国蝗灾与治理的历史。

东非蝗灾

这几日东非和中东地区爆发的蝗灾，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尤其是当蝗虫已经抵达巴基斯坦和印度之后，便纷纷猜测会不会殃及中国，考虑到中国多年未发生过蝗灾，对蝗灾的治理治理能力提出疑问。狼君在这里要说的是，治理蝗灾抵抗蝗虫，我们的祖先，可是传给了我们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种类不同各有所属

• 沙漠蝗虫

有些人操心蝗虫会不会波及中国，可以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蝗虫的种类不同生活习性不同，对环境的要求也不同。现阶段在东非和中东爆发的蝗灾，以沙漠蝗虫为主力，顾名思义，是主要生在沙漠和荒漠地区的蝗虫。

沙漠蝗虫

沙漠蝗虫属于蝗虫科，是威胁中东和北非、东非的主要蝗虫。因为沙漠蝗虫出色的飞行能力，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危害性的蝗虫类群。这次蝗灾，爆发于东非，却迅速向南北方向同时蔓延，就是沙漠蝗虫出色的飞行能力的功劳。

而由于沙漠蝗虫生活的纬度范围主要为低纬度地区，导致沙漠蝗虫不需要越冬，可以全年繁殖，这就与绝大多数的蝗虫种类不一样，相比于其他蝗虫一年之繁殖两代，沙漠蝗虫一年不休，最多可繁殖五代。这也是为何这次蝗灾能够迅速爆发的原因。

东亚飞蝗

• 东亚飞蝗

我国作为蝗灾频发的国家，其中一支蝗灾的主力蝗虫，便是东亚飞蝗，在我国广泛分布。东亚飞蝗的分布，几乎已长城为界限，在长城以南，从河北、山西、山西直至海南都有广泛分布。

东亚飞蝗的繁殖能力也十分惊人，成虫一次可产卵200-375枚卵。根据所处纬度的不同，由南至北一年以繁殖一代到四代逐渐增加。作为我国蝗灾的主要的蝗虫类群，我国历史上有记录的蝗灾，由东亚蝗虫引起的占比超过80%。

亚洲飞蝗

• 亚洲飞蝗

亚洲飞蝗与东亚飞蝗就是一对好兄弟，除了青藏高原，中国的所有地方，被这两个蝗虫类群以长城为界瓜分了。亚洲飞蝗主要分布的长城以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东北广大北方地区。

亚洲飞蝗的耐寒性很强，可以在北方极低的气温中以卵的形式越冬，繁殖能力较强，一次可产卵100粒左右，但受气温影响，一年只繁殖一代。是我国长城以北的主要蝗虫，主要威胁牧草生长。

西藏飞蝗

• 西藏飞蝗

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前面那两种蝗虫在青藏高原上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所以青藏高原孕育出了独特的蝗虫亚种——西藏飞蝗。将我国最后一块土地，青藏高原给占领了。

作为西藏的独有蝗虫亚种，这种蝗虫的危害更大，尤其是羽化之后的成虫，主要以各种农作物为食，而且喜食嫩芽部分，在不成群时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就比较大。一年繁殖一代，繁殖能力和迁飞能力较强。

我国的蝗灾历史

作为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我国先民早就对蝗灾有所记录，并开始探索治理之道。最早关于蝗灾的记载，出现在《诗经·螽斯》篇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古语中即为蝗虫。

蝗蝻，蝗虫幼虫

最早出现在史料中关于蝗灾的明确记载，出现于《春秋·桓公五年》中，“秋，大旱，螽。”在春秋时代，史书有着“凡物不为灾不书”的惯例，因此史官将其记入史册，可以推断当时的蝗虫已成大灾。

在那个记录统计尚不完善的时代，在《春秋》一书，明文记载的蝗灾就有十二次。进入秦汉以来，农耕文明的发展，是历朝历代对蝗灾都有了愈发重视的态度，在史书中对蝗灾及其治理方式都有了更加详细的记载。

从二十四史来看，几乎所有史书中都有关于蝗灾的详细记载，而且是朝着越发详细的方向发展。《汉书·五行志》：“蝗从东方飞至敦煌”；《后汉书·五行志》：“建武二十八年，郡国八十蝗”。

蝗虫袭扰人和牲畜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动乱，史书中缺少相关蝗灾的记载，但在南北朝的史书中仍可见蝗灾的相关记载。《宋书·五行志》：晋怀帝永嘉四年“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可见此次蝗灾之大。

自隋唐以来，政府制度愈发健全，对蝗灾的记载和治理也越加详细和强劲。《旧唐书·五行志》：“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粮。”在唐代，对蝗灾的治理也是下了大功夫的，而且以蝗虫为灾年之粮，也是自唐代开始。

《旧唐书·五行志》中记载：“太宗在苑中捉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遂吞之。”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太宗的严格治理下，蝗灾程下降态势，据说“其年蝗不为害”。而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唐代形成了食蝗的习俗，并沿传至今。甚至在常年，蝗虫成为了珍馐，是相互拜访时馈赠的珍品。

而在食物种类匮乏的古代社会，蝗虫的确可视为营养佳品。蝗蝻的粗蛋白含量可达71.21%，营养价值与鱼肉价值相当。在苏北等蝗区，当地百姓还将多余的蝗虫淹死后晒干储存，以备不时之需。

从宋朝以后，蝗灾的记载开始逐渐增多，主要原因除了因五代十国的混乱，导致治蝗不力，还有因蝗灾普查和记载更加详尽有关。两宋立国320年，记载蝗灾75次，有大有小；大元立国96年，记载蝗灾42次。

蝗虫飞徙

到了明代，《明史》中对蝗灾的记载只记大不记小，共发生50次大规模蝗灾。《明史·五行志》中记载：弘治六年“飞蝗自东南飞行西北，日为掩者三日。”可见蝗灾规模之大，题目中的那首诗，便出自明代郭登的《飞蝗》。

清代《清史稿灾异志》中，对清朝所经蝗灾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纪录在册的有蝗灾94次。而到了民国，蝗灾依旧没有减弱，又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蝗不力，导致蝗灾几乎连年发生。

吃蝗虫这一习俗，自唐代贞观年间兴起之后，就沿传一千多年，不曾断绝。以至于民国年间，在不受蝗灾影响的大城市中，蝗虫已成珍品佳肴，更有飞“蝗”腾达之寓意，已是高档餐馆中的佳肴。

飞“蝗”腾达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在蝗灾治理上下了非常大的力度，大规模蝗灾一直呈下降态势，中间虽有反复，但整体得到控制，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已无成灾的蝗虫群形成。

我国古代蝗灾的治理

作为三灾之首的蝗灾，频繁爆发的蝗灾，不仅给劳苦大众带来了不尽的灾难，也使得统治阶层的税收受到影响，更甚者影响统治稳定。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待蝗灾态度的改变和治理经验的积累，也是使得治蝗政策的不断进步。

在唐以前，统治者通常将蝗灾视为上天的惩罚，消极应对。只在救济灾民上下功夫，不思如何治理蝗灾，因为以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统治阶层无法弄清楚如何在短时间出现规模如此之巨的蝗虫，只能归咎于上天责罚，天降蝗虫。

姚崇

到了唐朝从贞观年间开始，到开元年间逐步成熟，在统治阶层的带领下，各阶层人民开始积极应对蝗灾。其中尤以贤相姚崇为之最，其任内的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力主捕蝗治灾。

在朝堂之上，还上演了一出姚相舌战腐儒的大戏。朝堂之上卢怀慎竟然以“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主张“修德以禳之”。他的观点，现在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主流，否则在那个以天子至尊的时代，蝗岂会与蝗同名？

姚相岂是一般人，在朝堂之上直接反讽“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接着又指出“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唐玄宗被说服，开展治蝗，当年就取得“捕蝗百万余石”的战果。开元五年，设捕蝗吏，专司治蝗。

这次治蝗时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标志事件，从此之后，治理蝗灾统治阶层不再是消极应对，认为蝗灾是天灾，天灾不可违，而是开始从上至下积极应对蝗灾。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我国治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壁画《治蝗图》

思想发生了改变，以中国先民的智慧，做起事来就容易太多了。治蝗政策层出不穷，效果斐然。主要有

后晋时，华、雍两州爆发蝗灾，官府发布告令：“百姓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赏之”；宋代朱熹则直接以钱激励百姓捕蝗，“民得蝗大者，一斗给钱一百文；得蝗之小者，每升给钱五百文”。

到了明代则更加直接，不仅“民捕蝗一斗，给粟倍之”，还发展到了根据捕蝗数量，达到一定数量者，可以“入学”，就是进入国子监学习步入仕途。这个奖励够大了吧，升官发财又多了一条路，抓蝗虫。

自宋孝宗开始，在奖励捕蝗之外，特制定《捕蝗法》，以法律条纹的形式，推动蝗灾治理。规定不仅对当年的蝗虫要捕捉干净，还要保证第二年不会复发，要把蝗蝻挖干净。对于捕捉挖掘不净者，轻则杖一百，重则抄家发配。

蝗蝻，不会飞的蝗虫幼虫，迁徙速度慢，更易治理

到明清时代，捕蝗法令更加严厉，对官员的惩罚也更为严格。尤其是发展到清朝，乾隆亲自下谕：“嗣后州县官遇有蝗蝻，不早扑除，以致张翅飞腾，贻害田稼者均革职拿问。”湖广总督陈宏谋、刑部尚书裘日修均因此被免职。

但再好的政策也要配以高水平的宣传，达到尽人皆知的目的。在金章宗泰和八年，就出现了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治蝗宣传品《捕蝗图》；进入明代则以壁画示人，以资学习捕蝗之法；而到了清代随着印刷术的逐渐成熟，更多的治蝗手册、告示得以广为散发。

而到了具体方法上，更是多如牛毛，这里就不细说了，主要有三类十二种常见的方法。人工防治法，主要有篝火诱杀、开沟陷杀、器具捕打、挖掘蝗卵。声色驱蝗；农业防治法，主要有对谷物种子进行避蝗处理、避过蝗虫爆发的季节播种、翻耕灭蝗、耕种蝗虫不食的作物；生物防治法，主要有保护食蝗益鸟、油物防蝗、蒸烟除蝗。

生物防治

我国现代蝗灾的治理

在我国古代与近代，因为科学技术水平有限，尽管先民们在蝗灾治理上想尽了办法，但对蝗灾的治理还是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蝗灾治理十分重视，在领导、组织、技术、制度、管理等方面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治蝗救灾体系。

先是成立省市县乡各级防蝗治灾指挥部，而后建立防治蝗灾的制度法规，尤其注意建立奖惩责任制，并注意严格执行。一旦发生蝗灾，当地政府就加大财力、物力支持，下拨专款物资救灾。

仅河北省一省，从1951年至1988年的38年间，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治蝗经费高达5423.53万元。要知道1970年我国的生产总值才2261亿元人民币。虽然是累计投入五千多万元，但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务支出。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学公关，从土办法向科学治理转移。

“六六六”粉使用图册

建国前十年，我国面临的蝗灾形式依旧严峻，此阶段对蝗灾的治理，以控制为主，目的就是不让蝗灾面积扩大。1953年，中央提出“防重于治，药剂为主”的治蝗方针。开展蝗灾预报工作，大量施撒666粉，但这类化学药剂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副作用，算是当时治理落下的弊病。

随后进入建国的60年代，在建国前十年的蝗灾控制与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向彻底根除蝗灾宣战。全国各地开始结合水利农田建设，改造蝗虫滋生地，对内涝地区进行重点改造，并配合生物防治，大量研制鸡鸭。

但在十年浩劫中，治蝗体系遭到破坏，导致前十几年的治蝗成绩严重倒退。到了改革开放前后，蝗灾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此时国家对于蝗虫的治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加之蝗虫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成气候，所以很快就控制住了。

兴建水库

随着治理的进一步深入，加之全国水利建设的成果显现，大量的水库修建，使得年内、年际水量得到调解，大旱大涝得到根本缓解，森林覆盖率也由建国时的5%回升到12.7%。我国的蝗灾，在世纪之交，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控制。。

对于这次蝗灾，大家更不必忧虑，先不说沙漠蝗虫飞不飞得过喜马拉雅山脉，就算它们绕道云桂，还有一片热带原始森林不是，真飞过来了也不怕水土不服吗？就算真的进入我国，我国本土蝗虫三兄弟能答应吗？

最后说一点，我国现在的蝗虫，基本靠养殖才能供给需求，如果这些沙漠蝗虫其中的一部分，真的不远万里飞了过来，那不是来给咱们加菜来了吗？不过开玩笑归开玩笑，不吃生食，不食野物，才是王道，好好保护自己。任何灾难都不可怕，人心齐必能泰山移。

人工养殖的蝗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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