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吻人人都喜欢，但是碍于过去封建社会的教化习俗，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得教外人看见。公共场所别说接吻，就是搂搂抱抱，也是会被人指指点点。直到民国时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接吻才渐渐被国人所接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民国时期的人们怎么看待接吻的。
从最开始抵制接吻，认为接吻会传播病菌，到认同接吻无害
接吻，就意味着交换唾液，容易导致交叉感染。这也是近代国人抵制接吻的主要原因。这个说法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良友》画报，就专门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的研究《每一接吻传递四万微菌》，旗帜鲜明地反对接吻。
如此，一些开明人士可就不乐意了。1920年，署名“野鹤”的作者在《申报》上刊文《接吻之时间》，文章认为，“接吻一事，西人视为男女间必需之事，故少年之与情人，夫之与其妻，非接吻不足以表明彼此之爱情，然接吻究合卫生与否？卫生家、医学家实大可研究。美国纽约之医家总会曾开会研究此问题。彼谓接吻以下午及晚间为最适宜之时间，且最合卫生。”
这篇文章折衷了一下，虽然也认为接吻会传染细菌，但是如果在下午或者晚上接吻，嘴唇上的细菌就会大大减少。
1935年，《科学与发明杂志》为了证明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曾经实际进行病菌培养，以求真确的实验，结果证明每次接吻虽然有惊人的微生物传送，但是数目和宣布的相差得很远。
“大概，在没有点胭脂的唇上，平均传送的病菌是五百三十四枚，而在点胭脂的唇上，则为七百〇七枚。在同个女子的试验，证出点唇时较易传送病菌。”
“但，实际上，这些病菌，不一定是能致病的，因为身体上有抵抗力，足以防备他。据说在二十五万人中，只有一千人因接吻而受传染病菌，若是没有点唇的，传染的数目还要少。”“所以，相对的说起来，接吻是没有危险的”。
同年，《申报》又发表文章《接吻》，为接吻摇旗呐喊，认为接吻是情感表白的需要。
“接吻是一种流行病吗？在生理学者的眼光里应该承认是的。试想在嘴唇与嘴唇接触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传染病菌吗？”
“然而从另一方面设想：嘴唇是触觉器官，感觉极为灵敏，是人类重要的表情工具。因为接吻是激动情感，表示亲热的所为。”
“男性同女性的互相接吻，我们没有诽议的理由。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对于接吻会当作是一种不可公开的秘密呢？”
除了杂志发声，当时的社会名人也在为接吻正名。徐志摩在现代诗《半夜深巷琵琶》中写道：“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等你去亲吻！”连用三个亲吻，可见徐诗人对接吻是非常喜爱的。
1946年，《申报》刊发了冰心的丈夫达明的文章《吻无害》，“在华盛顿大学里的细菌学班上最近作过一次硏究接吻是否会传染疾病的试验，试验的结果可以证明健康的人接吻并不会传染甚么疾病的。”这篇文章末尾，他还特别声明，健康的男女接吻，并没有传递唇上病菌的危险，哪怕女的涂着口红。
杂志的科普加上名人的示范作用，让民国时期的国人从最开始抵制接吻，认为有害健康，到消除健康顾虑，从生理上接受接吻，转变了国人的接吻转念，推动了全社会对接吻的认同。
民国时期，人们渐渐认可接吻是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是人天性的使然，不应该加以禁止。
1925年，署名“化鲁”的作者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名为《接吻应该禁止吗》的文章，为法国巴黎的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鸣不平，原因是他们当众在咖啡馆中接吻，被警察逮捕入狱。
“法国人大多不赞成警察干涉接吻，以为这是煞风景的事，法国差不多是一致反对的。”法国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法国人生性浪漫。在公园，游戏场以及公共地方接吻，再平常不过了。“接吻是表示男女爱情的极致”。
而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申报》登载了一条北京的简讯，“京警厅新例，犯接吻者，男子处四十元罚金，或四十天拘留。”
接吻还要罚款甚至拘留，这种强硬的做法，放在当时的上海滩可是难以想象的。
于是马上就有人在《语丝》杂志发文抨击了：
“我思之至久，终不知此例因何而发。也许北京近来有人在街上接吻，警厅乃严加取缔以正风化。否则，人家在家里接吻，警察何由知之？”
文章以辛辣的口吻，表达了对“接吻”罪的不满，文中提到“其奈天性何！”，说明作者已经认识到接吻是人的天性，是无法禁止的。1928年，《美亚期刊》刊文《情话一束》，写道，“接吻，是情人最甜蜜之表示。”也是从人性和情感的角度赞美接吻。
1929年，一位读者写信给《生活》杂志，“编者先生：今有一疑问请指教，就是在两性间有了热烈的恋爱，而尚未经法律手续，在此时期内接吻，是否不道德行为？在鄙人见到欧风美俗，在大庭广众间亦有此接吻举动，但是鄙人有一朋友，以为未经法律手续之前，行接吻礼，是不道德的事情，究竟孰是孰非？敬祝文祉。”
对此，杂志回复道，“依我国的旧俗，有所谓‘上床夫妻，下床君子’，那么就是做了夫妻，你如在床铺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尽管尽量的接吻，如下了床铺，动手动嘴，似乎就不免失了彬彬有礼的君子身分！照欧化的新俗讲起来，既有了‘热烈的恋爱’，虽未经法律手续，（就是指订婚或结婚的手续，）而爱情的火焰在彼此心灵里熊熊地焚烧着，口唇里吐出缠绵的情话，眼睛里放出热烈的情焰，不自禁的两唇相近相啜，只要是出于真诚，不能说是有损道德。”
到了1946年，署名“佩影”的作者在《国际新闻画报》撰文《八月，接吻的季节》，继续力挺接吻。“西洋人对于接吻的看法，和外国是两样的。接吻在西洋可以说是一种交际的礼节，与握手同样地被视为一种平凡的举动，然而在中国的社会里除掉爱人成人妻之外的人物，是没有被接吻的资格的。”
“最热烈的接吻，也就是最长的接吻。那五分钟，十分钟的长吻，可以代替一般人所谓的，千言万语，不是么？常常在电影中看见一种接吻是用来表示言语的说不尽，那种境合，不顾临斯境的人，是无法领略到的吧！
“接吻，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在今日样样用美国货的上海，为何对于这接吻，不法效照美国而公开地举行呢，奇怪啊！”“八月，这接吻的季节，少男少女们，又多一个兴奋吧！”
不仅民间提倡接吻，政府也对接吻持开放态度。1938年10月7日，广东顺德妇女发起了献吻捐输运动。“以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忠勇守土，而捐输财力物力，为后方民众应有天职”，因而“发起献吻捐输，慰劳前方将士”，“如有一客能捐款若干金，当众与客接吻一次，校书辈谁捐得款最多者，政府设筵道贺”。
《申报》也报导了捐吻报国的吴兰芬事件。“有十八龄之美貌女郎吴兰芬女士，现愿与任何捐助军费最巨者接吻，向当局申报后，刻正在考虑中云云。”
“此种奖励输捐之新办法，原开一种新纪录也。在该女郎与捐助军费者偶一接吻，在该女郎原无所损，而捐助军费者若得一亲芳泽，亦必自以为荣，是一方以色相报效国家，一方以资财报效国家，原属一举两得之事。”
虽然这样的救国方法，在情理上难以令人接受，但确实得到了当局的支持。接吻脱离了道德的泥潭，变得爱国和高尚，跨越了单纯的情感束缚。
民国时期电影作为新生事物，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屏幕上的接吻镜头让人耳红心跳，一定程度上也让国人效仿。
当时，北京的大华电影院，上海的兰心大剧院都是当时有名的电影院。每逢周末，电影院的人络绎不绝。民国时期不断有电影以“吻”来命名。1936年底，《偷吻记》在大上海大戏院公映。
“该片是一部极轻松的幽默笑剧。戏中的枝枝节节，全在戏院中错吻开始，结果弄得公庭对簿，男的说，眼见得这样一个美貌姑娘，忍不住心头的欲火；女的也假作正经，半推半就，于是如此这般，情节妙不可言。”
以“吻”来命名电影，让人们不再对接吻遮遮掩掩，而且电影中也充满了接吻的镜头。1926年，署名“心冷”的作者在《国闻周报》中写道，因接吻镜头问题，“故美影片初入东方诸国，常剪裁之，日本法律监察极严，至如中国各影院亦多剪取有接吻各节，但日后偶有接吻，现于银幕，中国社会亦不之拒”。
中国电影中第一个大胆用接吻来表示爱情的，是联合影片公司拍摄的《情海风波》。里面开了中国电影里接吻的先河，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广泛的的讨论。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习惯上，向来没有接吻的，所以影戏里绝对不能用接吻来表示爱情。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未尝没有接吻，不过不是像西洋人的那么公开罢了。
这波争执愈演愈烈，1928年2月27日，内政部、教育部不得不专门就“电影中是否能出现接吻一事”开会，“讨论结果……对于取缔男女接吻一层，因西洋风俗原来如是，不便禁止。”—《内教两部会议之结果》。在整个舆论层面，认同接吻的声音不绝于耳。
1932年，《申报》发文倡导在电影拍摄中应该真吻，“人生中，谁有不和其情人接吻者？人生既如此，则银幕上的情人，也应当痛痛快快地一吻，不管他们在事实上是真的情人或竟是不相干。”
“所以，女明星应为伟大的艺术而牺牲，为艺术而牺牲一吻，总比在人背后送给情人的一吻，要有价值得多了。”“所以，不演热爱的片子则已，如要演热情的片子，就应当表演这！
1933年，电影演员胡萍说：“接吻是情感上的作用，不是一种不正当的举动。究属中国人的因热心还不怎样松弛，所以，对于这情感上的最好现象，轻轻的忽略过去！我以为中国影片中至少有这接吻的设施，但这并不是所谓摹仿，这是人类应有的权利。”
只要有人讨论接吻问题。胡萍就第一个赞成，她很坦白的说：‘接吻算得是个比较亲昵一些的交际行式，正和朋友互相握手一样，假使心地是纯洁的话’，她便是这样的不拘小节的人。”
这时候不仅接吻的影片传入中国，口香糖、可乐，冰激淋，还有跳舞等等，都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潮流。用《申报》的话说：“近年来上海青年男女。爱看热情的外国影片，接吻之道，也已瞧作家常便饭。”
1933年还有文章称，“近几年来，中国都市的青年，是放纵得渐渐有些像欧美了，男女情感到热烈的当儿，公然接吻，已不算什么一回事，这是事实。那么近年来出产的中国电影，描写都是青年的生活，把接吻的表示爱情热烈的动作，自然也就不是一件奇事。”
要说民国社会风气变革，这接吻算是立了大功，多少文人骚客，败于两片红唇之下，化为无数风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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