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古代的大赦，是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情况下，由皇帝颁布赦令，对天下已判罪犯普遍赦免或减刑，以此显示皇帝的恩赐，还形成了"如获大赦""十恶不赦"这样的表达，足可见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大赦的实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如影随形的，因此通过对一段时期内大赦情况的研究，可以得知王朝的运行轨迹。

由于"大赦"面向的是天下，所以和个别地区及特定群体的赦免有着一定的差异，在历史记载中被称为是赦天下或者是大赦天下。窝阔台前的大蒙古国对大赦应当还是陌生的，但自从元朝建立后，频繁的"大赦天下"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独特的现象，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窝阔台汗"

同时，赦免不只是古代帝王驾驭统治的权术，在当今世界司法体系中仍然存在，完善的赦免体系对维护国家安全、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弥补法律不足有着重要意义。赦免作为皇帝权力的体现，从本质上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及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法制的完善，古代社会亦逐渐认识到一味的"好大喜功"存在诸多弊端，后代君主逐渐减少了一时兴起的"大赦"。在这种情况下，元代频繁的大赦就显得十分突兀，这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一、中国古代大赦类型及元代大赦

1、中国古代大赦类型

"赦免"在我国古代有很多名称，但大体上分为特赦以及大赦，其中的特赦主要是针对特定的人所犯特定之罪进行赦免；而大赦的范围则广泛得多，也就是排除少数的犯罪外其余的犯罪都得到赦免。

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赦免和地域范围的不同，赦免作用于全国的是大赦，而作用于国家

元代"八思巴文"圣旨

2、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元代大赦

从元代官方文献来看，此时的大赦与以往有着很大不同，一方面，在官方的话语当中大赦常常被作为是对圣王仁政的表彰，这在元世祖元年的改元诏中的表述能够看出，将大赦作为是彰显政策圣明或者是君主仁政的一种手段。同时大赦也是司法体制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这一点受到历代儒家士人的批评。

很多人认为元代崇佛的传统导致君主频繁大赦，毕竟"不杀生"作为佛教五戒之一，避免杀戮也是君主积德的方式。但是，元代以佛事进行赦免的仅仅是在释放"重刑犯"上有所体现，并没有因为佛事进行大赦的相关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因此简单下结论。

元代佛教壁画

二、元代大赦出现的新变化

1、从元世祖开始重视大赦

大赦被蒙古统治者所真正重视的是在元世祖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祖在统一过程中并未进行及时的大赦，在1260年五月时代表皇帝视察燕南诸路的董文炳上书说："人久弛纵，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与之更始。"意思是说在原本法律松弛的情况下，以大赦作为新法律制度的开端可以实现良好的过渡。

这时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的大赦，自此之后，对大赦开始向着制度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大赦的程序以及仪式的渐渐完善，到了1271年就对地方的官员迎接和听诏的仪式进行了确立。不仅如此，在大赦的具体规范上也有了确定，对相关的法令进行制定的过程中就将大赦也纳进了制定的范围。

元代官员

2、大赦的频率与政局稳定相联系

元世祖在位的三十五年当中，总共有七次大赦，而成宗在位有十三年，一共有四次大赦，基本保持着比较低的频率，从这一发展的情况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皇帝自身对大赦的重视以及政局的相对稳定。

但自从成宗之后在皇位的更替上就相对比较频繁，政局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些阶段的大赦就相对比较频繁，这些都和政局的变动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元代武宗是通过外藩来夺取大位的，并对世祖的成法进行改变，在五年之内就有着五次大赦，这就和世祖以及成宗在位的大赦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元代的大赦变化上来看，元朝建立初期和中后期有着很大的差别，从对大赦的初步尝试到大赦的制度化，而后再到大赦的频繁之风以及泛滥的大赦，这些也和元代的政治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

元成宗像

三、元代大赦背后的政治因素

1、政局的变动直接导致大赦

从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皇权的更替比较频繁，从元成宗到元朝的灭亡，在这七十二年的时间内因皇帝即位而大赦的共有九次，这也就说明了大赦和政治权位的更替有着很大的关系。

再者就是政治上的动乱，从元代的世祖往后，在平乱以及遇乱的进行大赦的就有八次，包括宗王的叛乱以及权臣谋逆大赦等等。武宗即位经过了激烈的政争，因而赦书中有"奸臣乘隙，谋为不轨，赖祖宗之灵，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禀命太后，恭行天罚"的说法。因此皇帝大赦的诏书也成为研究元代政治的重要资料，频繁地因政治动乱而大赦成为元代的一大特色。

2、灾异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元代的大赦情况来看，有九次是没有详细的原因，剩余的按照大赦的次数最高的就是灾异以及即位和叛乱，相比于前朝宋代，在这些方面上实行的大赦有着较高频率的增加。同时宋代中的因皇帝祭祀进行大赦在元代体现的并不明显，这些也是和元代的祭祀制度有着很大的关联，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大赦服务于政治的色彩相对比较浓厚一些。

古代蒙古式祭祀

另外就是在政治上的博弈，其中的灾异是比较重要的问题，而在天人感应这一思想观念下这就说明施政有失，所以要进行行善祈福，故此因灾异进行大赦的频率是最高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灾异大赦通常只是托词，真正的大赦原因则是其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相关的史料中记载的情况就能看到，在元1290年九月的大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这一年的八月由于大宁路地震，特别是武平县最为严重，压死了按察司总管府及王连和民众7000多人，损坏的房屋不计其数。

此时的世祖驻扎于柳林，就派人询问灾害发生的原由，此时正是桑哥执政推行理算钱粮等理财的政策，所以就遭到儒臣的不满，随后就有大臣以地震和星变等为由进谏，在多方的进谏之下，世祖在这年的九月进行大赦天下。通过此次的灾异发生情况来看，其实真正推动大赦的是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儒臣集团反对桑哥理财政策的政治博弈，因灾异进行大赦是元代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有力说辞。

赵孟頫自画像

四、元代大赦对政局的多重影响

1、大赦是一种政治策略

我国古代的大赦在意义上并非只是赦过宥罪，这一点早已是前人尽知的事情，从元代的元典章中的相关条例能够看出，在英宗即位的大赦上主体是对罪犯进行的赦免，以及对灾民实施的赈济和军户的存恤等，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

元代的大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见效最快的政治策略，这些主要是体现在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大赦的产生是赦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和专制皇权张扬的双重作用结果，不仅能够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也使得全国民众产生一种"人人皆可赦免"的政治意识，从而构成对专制社会的政治认同。

大赦不仅是对司法体制的补充，其背后更具有深层的政治原因。仅从有元一代来看，前面我们业已提到政局的变动和灾异背后的政治博弈是进行大赦的原因。元世祖是实际意义上元代大赦的开端，其原因就在于此时的元朝已经基本实现全国的统一，只有政权的统一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赦。其次，政局的稳定带来社会各方面的恢复与发展，类似于汉武帝时期多次的"大赦天下"，此时进行大赦更能体现王权的力量，大赦与巩固统治形成相辅相成的互惠关系。

元代牢狱

而当王位更迭频繁时，新上任的统治者更需要进行大赦，一来是因为自古帝王登基都会进行大赦，二来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地向世人昭告王权的更替，不失为巩固新生政权的有效措施。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频繁的大赦同时也会向社会输送一批不安分因子，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一定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可以说，大赦是一把双刃剑。

2、通过大赦缓解社会矛盾

"杂遝欢声遍九垓，金鸡衔赦下天街。鼎湖已堕乘云去，宝座初登禁网开。万姓共朝龙虎地，五云常绕凤凰台。小臣何幸沾恩泽，作颂应惭是菲才。"从这首诗中就能够领略到大赦过后的喜庆和隆重，以及民众的欢喜之情。在颁布后还要进行派使臣到各路进行宣读，通晓四方。从这个层面上说，大赦不仅为很多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更会使天下人最直观地感受到皇权的恩威并济，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

元代的大赦不仅有获得政治认同的作用，同时在动乱危机的消除上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国家的运行中会由于灾害以及统治政策的不合理使得民众生存状况发生恶化的现状，从而就会有迫于生计的人触犯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使得国家和民众两者的和谐关系进入紧张的阶段。

元代民俗生活

这一问题的出现就会促使

前面我们提到的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儒臣集团反对桑哥理财政策，而以"灾异"为名目进行大赦，实际上是儒生群体通过"君权神授"的传统政治思想迫使最高统治者进行政令修改。以此为原因的大赦在元朝屡见不鲜，因此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策略变革的推手。大赦成为政治集团相互博弈的工具，利用大赦提升民意成为儒臣进谏的有效手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朝政令制度的完善，对政策的改革起到积极作用。

元代政治结构

总之，大赦对统治秩序的巩固以及社会动乱的消弭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对政治的改革和行政运行调整等，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结束语：赦免制度作为刑罚消灭制度，具成为严格法律的对立面，通过对重刑和酷刑的离弃，体现了任何事物及国家的运作皆是一张一弛。赦免制度是古今德政的体现，具有缓解法律之严苛、弥补法律之不足的功用。适当运用赦免制度，还能促进社会矛盾的消解，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赦免制度在中国法制发展史及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元代的大赦很多情况下是伴随着政权的更替、政局的动荡产生的，因此其对稳固统治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确实起到快速提升民意的效果，另一方面被赦免的这批人更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同时，赦免制度的存在容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司法公正和官僚制度的正常发展，是国家司法体制中的极端情况。这使得赦免制度难免存在弊端，如同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因此，只有正确认识赦免制度的功能和弊端，趋利避害，才能真正发挥赦免制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

《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大蒙古国教育》

《大蒙古国诸汗身边的汉人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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