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東歐人對劇變的認識
比蘇聯劇變早兩年的東歐，雖然目前與我們的國家關係還算正常，但是卻顯得比較隔膜。對於他們的經濟轉軌過程，我們一向偏重於負面報道，說東歐受西方“和平演變”的“忽悠”吃了大虧。
東歐旅遊地圖
劇變後的東歐，被我們形容為：“糟政府、爛社會、議會就像馬戲團；分企業、賣銀行、民族國家全賣光，到處是一派亂糟糟的無序民主”。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我們的報刊使用了“東歐陷落”、“東歐貧血症”、“東歐遭遇滑鐵盧”等聳人聽聞的字眼，甚至有些幸災樂禍的心態，似乎是為了證明我們先經濟改革而後政治體制改革的英明。
20年前我是東歐劇變的“現場觀察者”，20年後我又浮光掠影地感受了金融危機下的東歐，可以說在這方面有一定發言權。對於當下的東歐國家，尤其是波、捷、匈、斯這些已經入盟的國家，凡是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些國家都已經毫無懸念地融入了老歐洲。“身在廬山”之人，與山外之人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有牢騷、也有懷舊，認為新歐洲與老歐洲比仍有差距，但並沒有對“天鵝絨革命”感到後悔。
東歐劇變舊照
對於“亂糟糟的民主”，東歐諸國的國民看法與我們很不同，他們承認議會政治有毛病，但一切矛盾可以公開，這本身就是一種“常規化”的表現。比起舊體制 “高度一致”、報喜不報憂的傳統，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面無疑是一種進步。而且他們認為，民主從來就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民主最大的貢獻就是讓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群體在議會這個公共平臺上按照一定的規則來博弈，大家都使明的不使暗的。
在這些國家的議會里，常常可以看見議員們在打架，有人就說民主太亂了，其實這只不過是轉型國家政治發展的必經的過程。更何況公開的博弈形式哪怕再不雅觀，也比任何秘密政治要好，因為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沒有陽光的角落不知道會滋長出什麼東西。朝鮮倒是挺一致的，但是沒有一個東歐人願意選擇這樣無選擇的“一致”，否則極左派早已成為第一大黨了。
至於分企業、賣銀行，只要分得公平、賣得透明，那就是工會和民眾的自我選擇，比過去蘇式計劃經濟的強制性合作要強得多，也比該國共產黨的黑箱操作、權錢交易強得多。賣掉，也許不一定是最佳方案，而且批評聲音一直不斷，但這是全民參與的博弈過程，配合氣氛始終佔主導，沒有出現過倒退與動盪。
東歐的民眾說：“過去那種‘領袖們’向‘普通老百姓’指導應當如何生活的時代結束了，在20世紀，那些人打著‘幫助普通老百姓’的旗號，施行了最惡劣的專政。”這種家長式的管制方式，也許的確帶來過“需要叩謝皇恩”的福利，但是這種福利並沒有阻擋人們對自由的渴望。誰都知道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千百萬民眾自發參與的結果，儘管他們對經濟轉軌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儘管“劇變後沒有實現他們的所有夢想”，他們有抱怨，有懷舊，但是鮮有要倒退回去的意願。
總體來講，1989年東歐民眾反體制的四大基石：非蘇化、私有化、非軍事化、親西方化，是有社會共識的，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20年的轉軌，左右輪流坐莊，各輪了兩三次，在這一點上沒有動搖。也就是說，東歐人不喜歡被“代表”，他們的選舉文化證明了自己對模式的偏好，這恐怕才是最真實的感受。
我們喜歡說，“蘇聯解體之痛、東歐劇變之苦”。他們卻說，蘇聯霸權是建立在我們小民族痛苦的基礎上的，在他們不痛的時候我們痛，而他們痛的時候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目的，是我們的夢想。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拉科夫斯基談到東歐的劇變時說，“因為這一制度裡，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公正”。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在接受《南方週末》訪問時說，“我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我反對的僅僅是蘇聯的共產主義，因為它是一種僵化的非人性的社會制度”。
蘇聯模式在東歐是移植過來，從來沒有在本民族紮根，此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團結工會都體現了這些民族的抗爭。東歐各國內部本來就積蓄著長期的民主化衝動，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所以有心理準備。與獨聯體國家“從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那些國家的情況是，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說，隊伍解散了，你們自謀出路吧，於是政府稀裡糊塗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註定了它的空心化，後來出現的問題與此有直接的關係。
社會共識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如果談到經驗，要說有什麼共性的話，那就是除了經濟轉軌適應具體環境要具體考慮外，東歐各國認為有幾點很重要：社會共識，社會建構，人文精神。
具有社會共識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凝聚力的社會共識的重要性怎麼估量都不過分。有一個全民族認可的主流價值，直接影響著轉型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和社會穩定。它是需要大智慧、大平臺的，有共識國家就不會亂，有共識社會就不會散，有共識就有希望，而沒有了這一點就容易形成社會動盪和黑社會的“叢林化”局面。
東歐國家主流價值基本上有兩個緯度：一個是和1945年以前的傳統對接，一個是與母體的歐洲文化對接。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建立 “共同的歐洲家園”，重返我們的“歐洲的價值”，劇變中提出的口號是“回到1947年以前去！回到1918年的第二共和國時期！回到歐洲陣營中去！”他們不承認1945年是真正的解放，認為那僅僅是更換了佔領者，而1989年才是二戰真正的結束。
1990年12月在華沙貝爾維德宮舉行的新波蘭總統的就職儀式上，二戰期間流亡倫敦總統卡喬羅夫斯基將波蘭第二共和國國旗、憲法原件和總統印信交給了瓦文薩，表示了劇變後的政府與波蘭民族“歷史正碩”的合法繼承關係，瓦文薩通過這個方式讓劇變後的波蘭歷史與傳統對接。東歐這些國家認為他們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種世界性、普適性，現在西歐是穩定的民主社會，在文化上與東歐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結果一定會強於原來在蘇聯體制下時的狀況，歐盟成員國的身份不僅有安全保障，而且還有經濟援助，促進所在國的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何樂而不為呢？如果刻意繞開西方已有的經驗，另闢蹊徑的結果可能反而是一種新式的倒退。
其實這個主流文化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共識，有了社會共識，再難的轉軌也能度過，就像波蘭在劇變之前，物價剛上漲兩位數，就罷工不斷；而團結工會時期，物價上漲達到2000%，大家也咬牙頂了過去。這就是社會共識的重要意義。建立社會共識要有一個智慧的團隊，要有民眾認可的本國曆史的核心階段，要有一個道德偶像的關鍵人物，比如馬薩里克、納吉等等。
他們擔心自己被留在這個“已被抹掉的地區”，生存環境毫無保障，東邊的俄羅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兩大武器，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民眾沿著歷史慣性尋找新的安全保護傘，民眾對加入北約的支持率和積極性之高超過政府。東歐人對這次“迴歸歐洲”評價很高，把它並列在歐洲的五大重生之一：基督教使羅馬重生；文藝復興使希臘精神復活；宗教改革使督教重生；新教倫理和工業革命使歐洲重生；歐盟一體化使東歐國家重生，重新回到歐洲大家庭的隊伍中。
從1997年以來，歐盟委員會每年對入盟國家的評估涉及31個範圍，指出他們距離入盟標準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給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國家發出一種明確的信號，通過進行必要的變化，能夠得到更多的回報”。對新歐洲國家來說，銀行業的全球性流動已經形成，借貸方便多了，雖然歐盟對債務的規定有“赤字不超過GDP的3%，債務累計不超過GDP的60%”的政策限制，但是因為缺乏硬性制裁，有規定等於形同虛設，危機對政府造成的衝擊遠遠大於百姓，因此民間感覺與政府不同。
反觀俄羅斯就有很大的不同，混沌的“國家思想”使他們整合難度加大，在傳統的意識形態跨掉以後，這個曾經“憑藉思想聯合起來的共同體”，至今沒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自從經歷了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空場”以後，俄羅斯就面臨國家認同和“國家思想”重建的迫切問題，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先後提出過“主權民主、東正教精神、歐亞主義和帝國學說”等作為新的意識形態方案，但是因為缺乏共識，都沒有堅持下來。由於擺脫不掉“前帝國”的慣性，現在俄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目的性明確的“社會戰略”，整個俄國處在一種焦慮綜合症的狀態下，既有“身份認同”的焦慮，也有“向何處去”的選擇焦慮、安全焦慮、整合焦慮與人口焦慮。
所以俄羅斯處在一種搖擺當中，它直接影響到國家發展的均衡性和持續性。有人把這種狀況歸納為“缺乏主導性特徵”的“俄羅斯猜想”。說白了就是社會共識不足。歸根結底一句話，有了社會共識再大的難關都能渡過，否則就會做成“夾生飯”。
千萬不能忽視社會建構
第二條經驗就是把“社會建構”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說，新中國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學蘇聯，後20年學美國的各種流派，現在正進入第三個階段，學歐洲。學習歐洲的多層治理，學習歐洲的社會保障，學習歐洲的和諧與道義，學習歐洲的社會現代化”。不管這個說法準確與否，但轉軌國家積累的社會轉型經驗值得借鑑。人們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經濟轉軌這些顯性的因素，而忽略社會建構，其實它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前者。
東歐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它改變了傳統的治理模式，變“政治化的國家”為“社會化的國家”，使社會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間的緊張關係變為相互依存的平衡關係，形成一種內在性的社會建構。在當今的社會，“國家無所不能”的時代結束，“強政府”時代結束，政府的頻繁更換，使它從原來與國家重合的身份中剝離出來，入盟後更帶來了“國家虛擬化”、“國家弱化”和“去權威化”的思潮，國家的控制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都大大減弱。要想不出現“叢林化”和“無序化”的局面，讓各類自治類型組織填補政府所承擔的功能非常重要。
公民參與介入各種社會組織，調動全社會的力量解決社會保障和各類問題，最典型的是工會在轉軌後得到重生。工會經歷組織碎片化過程後目前徹底轉變，出現了工會多元主義。歐洲工會聯合會要求，僱員少於50人的，沒有工會代表的單位必須成立工人工作委員會。社會契約和三方機制協議在控制工作條件方面是有效的，值得我們借鑑。社會機制與社會組織發育相對良好，成為國家與民間之間的橋樑，能夠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維體制中承擔相當的責任。教會、NGO、行業協會、利益成員組織各司其責，即監督政府又制衡市場，各種利益可以在社會的平臺上溝通，使政府養成在議論紛紛中執政的心態。
劇變以後東歐國家的NGO都在呈幾何數般地增長，且資金來源複雜化和價值取向個性化。國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強大，社會團體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它的自我建構、自我修復能力增強。別看今天遊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機，社會的彈性機制良好，決不是我們想象的天下大亂局面，形成了社會的有機性和天然層級結構。東歐的社會是一種複合性主體，每一個社會結構都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由於自治社會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難度和風險要小得多。
市政廣場的作用遠遠不止在舉行公共慶典，更何況他們的公共慶典都是政府出錢來調解社會矛盾的重要補充。在東歐“公共慶典是社會的潤滑劑”，這是從希臘羅馬延續下來的傳統。比如在佛羅倫薩，1899年政府就舉行過一次為期9天的謝罪遊行，讓民眾發洩不滿；美第奇家族經常在公共慶典上大擺筵席，這是爭取市民最好的手段，他們為“自己的財富來源有一部分不正當所得而痛心”，希望通過慈善和謝罪來減輕負罪感；另外也頒佈各種名目繁多的“禁奢法”。
廣場型文化，把廣場作為民意的檢測地，不但是娛樂和商業中心，而且是一個批評政府的地方、一個抗議的中心、一個民意的檢驗中心。它的開放性可以突破封閉狀態，它的競爭性是個人展示的平臺，它的創造性是人文和藝術大放異彩，增強凝聚力。
與國家層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會層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個特點，即政黨衰落，社會組織興起。主要特點有：政黨大多數黨員對黨內政治和決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政黨的代表性不足；黨派制度的狹隘性和意識形態說教性過時；政黨與政黨的差異在逐步縮小，有趨同的傾向；政黨改革的原始動力不足，黨內的領導怕政黨改革動搖自己的領導地位，政黨內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動中忽視了黨員的利益，開始走下坡路。而社區中依靠民間自身的力量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成為一種新氣象。人們不再像過去一樣靠參加某一個政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單一的核心價值已喪失魅力。
由於網絡成為“溝通綜合體”，“新的直接民主”成為可能。社會的內在動力強大彌補了政府撤出留下的位置。2010年4月10日“黑色星期六”是二戰以來波蘭高層精英損失最多的一次，但這沒有引發波蘭社會根本性的變化，社會秩序良好、股市上揚。這種自我修復能力以前所沒有的。東歐國家都是小國，並不強大，但是它有一種內在的飽滿和情緒上的舒緩。
反觀俄羅斯，虛張聲勢的強大中有著脆弱的焦慮，俄國的強國家思維對社會結構的再造不利，長期以來被管制的社會是沒有自愈能力的，社會的能動性很差，只有索爾仁尼琴等人看到了“管制社會”放開以後帶來的人的“自主意識”和“自我負責”的水平存在很大的難題[千字君注：點擊上圖可購買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精裝，絕版）]。1993年11月索爾仁尼琴回國後號召人民參與並發展過去的地方自治運動，並定期出版《地方自治通報》，葉利欽於1996年夏天簽署了地方自治法令，但是一直成效不顯著。
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以後，俄羅斯又對NGO嚴加控制，制約了公民社會的發展，致使政府與社會呈現兩種思維、兩種話語。俄羅斯的NGO組織單一，主要集中在環保、慈善、殘障方面，由於國家管制，它們在公信力、資源的使用方面都存在很大問題，這類政府操縱下的非政府組織只不過就是政府機關包裝下的資源轉換的機構罷了，都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官方對它的態度十分功利，只想通過它們賑災扶貧，吸引外資發展經濟，而害怕它橫向聯繫，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團體只是一種垂直型的隸屬結構，在社會建設中是以打壓社會自主性為主的，導致社會越建越小。就如同沒有臭氧層，陽光炙烤大地，而如果人們自主、自願、自勵、自律，從國家人變成社會人就不會出現這種局面。
對後工業化時代文明的思考
劇變後的東歐總體來說並不太富裕，民眾滿意度也不盡相同，但是卻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質達到一定水平以後，鼓勵人們多花點時間思考：什麼是“較高的生活質量”？對人類而言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類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點，在權力與市場的夾擊下如何做到增進團結、消除矛盾、協調社會？怎樣提升公共道德？
對文明的思考說來也簡單，那就是重現“人文精神、人的自由發展和自然化的理論體系”，人不僅僅是物質的動物，它還追求意義，追求崇高，過度誇大和消費的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鼓勵貪慾容易對人類價值形成誤導；地球承載不了人類所有的慾望；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世紀黑死病都是對人類貪慾的懲罰。
東歐經濟發展速度雖快於老歐洲，慢於中國，但是比較悠閒和均衡。很多人已經認識到，過去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國家強力，從人民剝奪財富、資源和自由來獲取滿足國家行為的現代化是錯誤的。而現在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方式也將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它們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大旗下，堅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類的精神家園。
東歐人喜歡用湯因比的一句話來形容蘇聯模式的垮臺，“從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學到的知識可能是人類進步最有效的工具”，而現在他們正在從擺脫舊模式造成的痛苦中來走向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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