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從來就跟隨著人們的生產生活，人們的進步、它們也會變異。自人類文明史出現後，它就被記錄，一直到現在都存在著、影響著我們。可以說，從古代到現在，在瘟疫發生過程中，許多現象都是可以借鑑的。
瘟疫不會因為科技和時代進步而消失，人性所在使得我們和古代有一種“共性”
比如隔離問題，歷朝歷代都有“隔離”問題，只不過因為古代社會的治理能力問題，並不徹底。
比如清潔衛生問題，歷朝歷代也是在瘟疫中積極消毒、埋葬遺體。
比如面對疫情人們的心理疏導問題，歷朝歷代在科研能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為了安穩人心，經常採用“祈天禱告”的方式。但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自從民國以來，隨著對封建迷信的打壓，對疫情期間心理疏導問題反而越來越薄弱了。
比如面對疫情中的詐騙問題，歷朝歷代也都發生過。要知道，人們對於物質的貪婪會很畸形的，在災難中，大部分人都在擔心自己的安危，卻有一些人利用人們的心理招搖撞騙。例如跳大神兒、兜售各種“包治百病”的神藥等。可以說，對於金錢的愛，已經超過了對自身的愛，更遑論什麼他人。
比如面對疫情，人們既有冷漠的一面，又有溫情的一面。
這些都是人性的發展，不會根據時代變化、科技進步而有本質變化。對於瘟疫的病原、治理，作為一名文史愛好者肯定幫不上什麼忙。但既然瘟疫將是長期的，未來還會發生。這次是因為食野味，也許下次就與野味無關，甚至與人無關但對人的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動物瘟疫。
但作為文史愛好者，我覺得更重要的責任是讓人們瞭解：面對疫情我們該怎麼做。
疫情中誰最大？醫者最大
發生瘟疫時，誰對防止疫情擴大、救治患者功勞最大？最有發言權？當然是醫者。對於這一問題，歷來如此。明朝也是如此，在明朝276年的生命裡，如果沒有惠民藥局對於災民的救治，恐怕李自成早已王自成、張自成的面目出現了。
惠民藥局既有歷史傳承的因素，也有朱元璋這位深受瘟疫所害的受害者的重視因素。朱元璋的父母、哥哥、侄兒都被瘟疫奪去了性命。正是因為瘟疫，朱元璋才離開了老家前去出家。再次因為災疫而四處乞討，在無法生存的狀態下投奔起義軍。
正是因為朱元璋重視，他才要求全國儘快建立醫療體系。例如成立於北宋末年的惠民藥局，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要求“各布政使司，各府，首領官，醫學正科各一員；各州，醫學典科各一員；各縣，醫學訓科各一員”在全國系統內進行配置。
朱元璋還要求惠民藥局負責災疫期間負責救治災民、施藥送藥以及掩埋屍體等，不能因為無錢拒絕救治災民。
從1370年到1587年，惠民藥局在二百多年裡都在有效運行，對災疫防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587年京城發生瘟疫，太醫院、惠民藥局共醫治病人109590人，舍藥折銀14618.5斤。
可以說，惠民藥局對疫情的防治和處理居功至偉。除了醫者外，百姓自身的活動也對疫情影響很大，例如人口流動問題就是疫情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代疫情發生時人口快速流動與人口自動隔離都有
發生瘟疫時，人們因為自身安全肯定會出逃到沒有發生疫情的地方。為此，就需要限制人口流動。對於這一點，不僅僅明朝，包括漢唐宋清等朝代都有所注意。但因為，古代統治力比較薄弱，特別是宋代以後的中國形成了“皇權不下鄉”的現象。基層通過“鄉紳”進行統治，鄉紳通過家族宗族的族規控制民間。
但問題是，“瘟疫”連你是不是皇帝都不管，更不要說族長、鄉紳了。所以，瘟疫發生時，族長通過族規、家規控制不住人口流動，族長反而更可能帶頭出頭。那麼，出逃的結果就帶來許多“人間悲劇”。
例如廣東惠州發生疫情，徐姓一家被感染，大家庭內十幾口人都死了，因此，紛紛逃往外地。家中只剩下一位老祖母，因為年紀太大、推薦不變且身有病患，在此情況下，就留在了家中。
嘉靖七年春雲南發生疫情，被流放到此的楊慎就跑到珥海城避難。
那麼，疫情期間大規模人口流動還有一個問題，即因為土地兼併導致的流民問題。明朝從建立到滅亡，流民問題都沒有解決好。
雖然，朱元璋嚴刑峻法，對流民問題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特別是明初土地荒蕪、待開墾地比較多，三方面結合流民問題雖然有，但程度比較輕。問題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此時皇權因為久在宮廷不知民間疾苦、不懂祖宗創業之艱難。所以，對吏治、對皇權的管理日漸鬆懈，土地兼併問題嚴重了。失地百姓流亡越來越多，如此，與災民混合在一起造成問題比較嚴重。
在疫區的百姓們則進行了“自我隔離”，開始減少外出。但問題是，當時的防護措施比較少，造成許多人即使減少外出也發生了不幸。例如弘治十四年冬，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陸如崧就沒有避難，而是堅持在衙門辦公，結果染病去世。
在疫情發生時，不能隨意人口流動的群體中，有一個群體最為特殊，那就是囚犯。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對囚犯們怎樣進行防治呢？除了醫藥外，就是個人衛生、適當降低聚集密度了。
明代監獄在發生瘟疫時，往往採取多種方法防止疫情發生
發生瘟疫時，為了減少感染人數，往往通過降低處罰、分散囚犯的方式進行處理降低聚集密度。理由很簡單，監獄裡面地狹人多，瘟疫特別容易擴散。
在此情況下，皇帝往往下令“減免輕罪者”將其下放回家。在皇帝沒有下令時，有些地方官也會主動對“輕犯”進行釋放。
例如成化年間的南京刑部尚書周瑄就曾經將輕罪者釋放，讓他們回家。疫情過後，他們回來繼續接受處罰。
嘉靖時期的縣令徐易，也曾經這樣做過。
災情結束後，輕犯們往往都如約回到獄中繼續服刑或被正式釋放。
當然，這不是什麼道德教育做得好，也不是什麼“感恩”，而是很正常的符合常理的行為。被“短暫”釋放的人不可能有重刑犯，只適合輕犯人員。逃亡的日子兒不好受，輕犯逃亡被抓回來將受到重罰，誰也不會那麼傻。
如果輕刑犯被釋放後，監獄內的犯人仍然比較多的話。在這種情況下，監獄間也會進行適當的調配，分散關押。
除此以外，就是為犯人們加強個人衛生、監獄的環境清潔問題。
1457年，朱祁鎮成功復辟，但當年夏天發生瘟疫。楊繼宗任刑部主事主管監獄問題，對於犯人染病問題非常重視。
楊繼宗（1426—1488）便前往大牢內視察，結果發現牢房內屍體橫放、環境骯髒，囚犯們個個蓬頭垢面、骯髒無比。在此情況下，楊繼宗勃然大怒。他下令：日後每三天，囚犯要洗一次澡。同時，對牢房內的飯食制定了嚴格規範。由此，形成明清時期的定例。
綜上所述，古代的科研能力、治理能力都有著嚴重不足，但是許多基礎工作的處理還是比較得當的。否則，明朝也不會存在2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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