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程開甲出生在江蘇吳江的一個殷實家庭。13歲那年，他成為浙江嘉興秀州中學的一名學生。入學才幾天，日本就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者燒殺搶掠的行徑深深刺痛了這位熱血青年。他意識到，中國落後捱打的原因是科技落後。
從那時起，他立志“科學救國”。1946年，這個吳江青年遠渡重洋，求學英國。1950年，他婉拒導師挽留，毅然回到當時一窮二白的祖國，先後任教浙江大學、南京大學10年，其間撰寫了我國第一部《固體物理學》。
1960年，他被一紙命令抽調至北京，從此“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3年後，他第一次來到羅布泊。自此，他在這片“死亡之海”潛心開始中國核武器研究和核試驗事業。
1964年10月16日，東方一聲巨響，羅布泊升起的蘑菇雲震驚世界。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之後，程開甲還參與主持決策了包括氫彈、兩彈結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豎井試驗等多種試驗方式的30多次核試驗，被稱為中國“核司令”。
雖然在參加核武器研究的20多年時間裡隱姓埋名，沒發表過論文，在學術界銷聲匿跡，但程開甲經常說，他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2018年11月17日，101歲的程開甲走完最後的人生路。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這位“兩彈一星”元勳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摘自2019年10月20日《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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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甲：我與祖國在一起
在一次空投核試驗中，試驗安全問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周恩來總理在聽取核試驗準備工作時，關切地問空軍司令員，安全問題如何？司令員說，這事程開甲同志考慮了，請他彙報。總理用詢問的目光看著程開甲同志。程開甲很有信心地表示：安全是完全可靠。
這位中低個兒、濃眉毛的教授，操著濃重的蘇南口音，儘量簡明扼要地向周總理談了安全和試驗方案。反覆詢問好幾次，周總理聽明白了，笑著讓程開甲學點兒普通話，因為他的地方口音很重。
程開甲，當時是南京大學教授，西北核技術研究所的所長。幾乎我國每一次核試驗，他都在試驗現場。鮮為人知的事業，造就了一批中華民族的無名英雄。程開甲就是其中的一個。
多年前的一個盛夏上午，筆者慕名拜訪了程開甲教授。
話題依然從口音說起，程開甲笑道：“我的講話不知你們能否聽懂。周總理生前交給我的事可以說都完成了。唯獨這個口音，說起來很遺憾，恐怕難改了。”
校長高興地對班上同學說：“你們要學習程開甲的刻苦精神。”
程開甲，1918年生於江蘇省吳江縣盛澤鎮一個商人的家庭裡。祖父做生意，歷盡坎坷，賺了些錢。父親要他考舉人、做官，結果他連個秀才也未考取。程開甲七歲時，父親去世，母親被逼迫離家。從此，他開始了沒有親生父母疼愛的少年生活。
讀私塾，沒有輔導，中文底子薄。因家境敗落，小學畢業時，程開甲想考花錢少的嘉興二中，結果不爭氣，兩年未考取。最後，他進入秀州中學。
秀州中學也是嘉興頗有名氣的教會學校。從這裡畢業的學生有李政道、陳省身、顧功敘這樣的科學家，也有鄭三生那樣的革命軍人。秀州中學的一本《校慶專輯》中，對程開甲有這樣的記載：“剛上學時，程開甲同學成績平平，第二學期開始，情況就變化了。初中畢業時他已名列前茅。”
程教授回憶說，學習雖然也有捷徑,但最根本的還是靠刻苦、勤奮。至今他還記得愛因斯坦的話：“1%是靈感”“靈感還是經驗的綜合。”他說，在樓梯燈下看書，在廁所裡看書，他都幹過，夜裡經常學習到十一二點。圓周率，他背得過60多位；乘方表，他背得滾瓜爛熟；立方表，他至今記憶猶新；地圖，自己繪製；英語百詞比賽，他獲得第一。甚至《林雨堂英語》他從頭到尾背得下來。有一次，英語教師病了，校長顧惠人代課，讓程開甲回答問題，結果他對答如流，連以前講過的都能複述如初。校長高興地對班上同學說：“你們要學習程開甲的刻苦精神。”
程開甲在初三時英語學習雖然成績不錯，但口語不好，參加講演比賽剛上臺講兩句，便卡殼了，紅著臉下臺。從此，他下決心要爭這口氣。讀、寫、背並舉，特別要突破朗讀、背誦、會話關。結果，高中時，英語演講比賽在全校獲第一名，而且在全省教會中學背誦比賽中出人意外地奪取冠軍，為母校增光。
高中畢業，程開甲報考兩所學校：一是上海交通大學，二是浙江大學。結果都錄取了。剛考試完，程開甲從上海回到家鄉，結果“八·一三”事件發生了，日本侵略上海。由於經濟原因，因為考取了浙江大學公費生，他就去浙江大學報到。
上了浙大，抗戰開始，程開甲跟隨學校輾轉流亡到大後方。大學一年級時，他們在西天目山一個大廟中上課。第一學期沒完，上海失陷，日本人入侵南京。於是浙江大學從建德集中，遷到江西吉安。從此開始了長時期的“流動大學”生活。
在吉安上課兩週，又遷到泰和上了七八個月課。到1939年初，又遷到廣西柳州北部的宜山。1940年春，又離開宜山到遵義，在遵義蹲了一年半時間。1941年秋，又從遵義搬到西北部的湄潭。就在這年秋天，程開甲畢業。
在一年級的第二學期，程開甲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
公費一度發不下錢來，已經山窮水盡，到泰和時，他甚至連蔬菜都吃不上。有些同學看程開甲的生活太苦了,在一個星期天，請他吃了一頓葷菜。結果，長期沒有油水的程開甲，肚子承受不了，由腸炎轉成了痢疾。
病中準備考試，程開甲瘦了，瘦得皮包骨頭。但他依然支撐著，參加了學期考試，教師們十分關心愛護著他。搬遷時，同學們嫌麻煩都扔掉一些書，而程開甲卻不肯扔。他瘦小的個子，經常背一個大行李包，裡面裝有許多的書。有一次搬遷，他和同學搭上了一個露天的貨車，三天三夜不能坐，不能躺，基本上是蹲著睡覺。“別的可以扔掉，書可捨不得”，這就是老同學對當年程開甲的回憶。然而，最後遷移到宜山時，一把火把程開甲多年積累的書全部燒光了。程教授至今回憶起這件往事，還心疼地說：“多少知識付之一炬，可惜啊！”然而，當時也是無可奈何！粵漢鐵路以東不能再待下去，必須再往西撤。
陳建功當時在浙大任教，上函數論課。三年級時，程開甲聽陳建功教授的函數論，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向老師提出一些鑽研很深的問題，老師很高興，鼓勵他寫成論文。結果，他和陳建功教授合作寫出一篇研究論文，寄給英國的數學教授 Tisehmash發表。
到四年級，他開始寫畢業論文，1941年秋畢業留校任助教。這時，他結婚了。夫人高耀珊女士是一位賢惠勤儉的傳統女性。在長期的婚姻生活中，她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整個家庭和程開甲，使丈夫有足夠的精力埋頭科學技術事業。
站在碼頭上，他情不自禁地喊：祖國啊！我終於回來了！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英國著名科學家裡約瑟先生來華訪問。他在浙江大學作報告，講生物物理學。竺可楨、王淦昌等請他向英國推薦留學生。
1945年，程開甲在里約瑟先生的幫助下，得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可去英國艾丁堡大學留學。通過選拔之後，他告別愛人高耀珊和女兒，於1946年10月乘飛機到倫敦。
1946年10月，程開甲開始在艾丁堡大學數學物理系讀書，成為波恩教授的一位研究生。程開甲在這裡系統地學到了當代物理學的許多先進知識，特別是不同觀點的爭論。波恩教授當時與愛因斯坦是好友，二人經常通信。波恩教授在學術觀點上與愛因斯坦經常爭論，包括哲學思想,有時觀點針鋒相對。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始終是不相信的。
程開甲（後排左一）在英國留學時留影。
波恩認為，量子力學之所以對，在於它揭示微觀世界。當Planck揭示出“量子”學說時，許多物理學家都說他是“瘋子”，說這絕不是物理“DasystKaimphgimk”。然而波恩對此堅信不疑，並寫了一本名為《概率和因果論》的書，他相信自己的認識是對的。後來在50年代，波恩教授獲諾貝爾獎，就是為表彰他對量子力學概率論發展作出的貢獻。
波恩教授的學生，有許多成為著名科學家：愛論斯脫，奧本·海默，中國的彭桓武、程開甲，德國的福克斯等。關於原子彈壓縮內爆的理論，就是福克斯提出來的。
在留學期間，使程開甲最受刺激的還是被外國人歧視。最令人氣憤的是，有一次，一位英國牧師問程開甲：“你喜歡不喜歡猴子？”
聰明的程開甲一聽這話裡有話。因為英文中“喜歡不喜歡”和“像不像”是同一個詞（Like），這話等於說“你像不像猴子”，於是程開甲回答說：“無可奉告。”
房東老太太很欣賞程開甲這個巧妙的回答，對他連連稱讚。
程開甲痛恨那些歧視中國的外國人，一心想多學點技術，將來報效祖國。於是，他忍辱負重，孜孜不倦，買了一些金屬學方面的書來看，認為回國後可能有用，這就是回國後開展金屬物理和固體物理研究工作的萌芽。
1949年，程開甲在艾丁堡大學畢業了，留校任研究員。工資700英鎊。這在當時是一很可觀的數字。第一次領這麼多工資，程開甲高興極了，首先想到了在中國的妻子、女兒。他來到商店，想用支票為夫人購買一件皮大衣，共花17英鎊。然而，老闆不相信這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人會有這麼多錢，打電話問銀行：這個中國人能有那麼多錢？怎麼有700英鎊支票？銀行鄭重告訴商店老闆，這位先生是艾丁堡大學的中國籍研究員！程開甲取了皮大衣，大搖大擺地走出商店。
國內解放軍渡長江南下的消息傳到英國。南京解放時,英國船紫金號不聽從解放軍勸說警告，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火打擊。這件事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英國人指著程開甲等人，如夢初醒地說：“你們中國人還敢打我們呀！”
程開甲心中無限感慨：“我們中國人也有這一天！”
把妻子、孩子接到英國來？並不是沒有考慮過。波恩教授也曾建議他把妻子接來英國。有的同學已經把老婆孩子接來了，還有的連父母也接來了。但程開甲親眼看到：寄人籬下的生活，被人瞧不起，心裡非常難過。儘管當時他對共產黨、共產主義陌生得很，但他還是相信回到家鄉，報效祖國，是根本的出路。
為了回國，他進行了許多默默地準備。要多蒐集一些適合於新中國工業建設的書籍。甚至連《金屬物理學》這樣的書,他都奉為至寶，帶回國來，結果真的派上了用場：1952年院系調整後，程開甲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都用上了這本書。
英國，畢竟是程開甲獲得大量科學技術知識的地方。
要離開它，離開艾丁堡大學，離開波恩教授等導師和同學，還真有點戀戀不捨。然而，為了祖國，為了國內的妻子和孩子，他毅然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你瞭解問題了解得深。”這是波恩教授對程開甲臨別前一句評價性的話。
這話不是一般的評價。波恩教授治學很嚴，從不輕易表揚人。他知道程開甲敢於向權威挑戰，敢啃硬骨頭。當時研究超導理論，程開甲曾經和海森堡爭論，從愛丁堡大學到牛津，一直爭論到蘇黎世。
1950年8月的一天，程開甲乘坐的船開到香港碼頭。
他急不可待地從船上跳下來，站在碼頭上激動不已，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情不自禁地喊：祖國啊！我終於回來了！
他想乘船從香港去杭州，然而卻沒有買到去杭州的船票。那時東南沿海通航已有困難。無奈，他只好改乘火車，由香港經深圳、廣州去杭州。在香港，他把所有的外幣換成國幣，帶來的書籍物品又繳納了不少關稅。他所剩無幾，但心裡卻很高興，說是把錢交給了國家。
一路上，第一次坐著祖國暢通的火車（對比著抗戰中流亡的途中生活），看到可愛的祖國大地，農村、城市多麼熟悉，久別重逢分外親熱。一路上激動著、歌頌著。
來到杭州，他沒有先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兒，而是徑直來到母校——浙江大學。當浙江大學安排他留校任教，並擔任物理學副教授時，他才去探望久別的妻子和孩子。
闊別四年多的妻子終於盼回了自己的丈夫。離別時孩子還不會走路，如今已能夠快跑了，羞怯地喊這位陌生人“爸爸”。程開甲的眼眶溼潤了，抑制不住淚水流了下來。
從長年戰亂到走上太平的年代，妻子高耀珊帶著孩子吃了不少苦啊！他思念妻子，疼愛孩子，如今終於來到她們身邊……
從此，他開始了教學生涯。1952年院系調整他從浙江大學調到南京大學。
從此，他開始接觸共產黨，認識共產主義。程開甲教授不止一次地向筆者談到，他是一個思想“保守”、不輕易接受新事物的人；然而，一旦認識到它的正確性，那就會堅定不移地去追求，無私地去為之奮鬥。
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1956年入黨之後，程開甲對自己在各方面要求更高了。除了搞好教學、科研之外，他還儘量廣泛涉獵各種知識。他精通英語，懂德語，又開始學習俄語。在此期間，他培養和輔導了許多優秀的學生。後來，這些學生不少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
1959年2月國務院決定調程開甲參加搞原子彈。在一份歷史文獻上有這樣的記載：“1959年7月，二機部把核物理專家朱光亞從原子能所調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協助李覺、吳際霖抓科技組織與協調工作。1960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准從全國選調陳能寬、龍文光、郭永懷、程開甲等105名高中級科技骨幹參加原子彈的研製。接著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等科學家先後調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他們和先期從原子能所調來的鄧稼先等會集在一起，壯大了核武器的研製隊伍，從根本上保證了原子彈研製工作的順利進行。”
程開甲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用化學炸藥引爆原子彈。於是他開始學習《高壓流體力學》。
程開甲在南京大學研究過費米·湯姆斯統計理論和固體物理關於高壓方程的理論，他分析瞭如何運用到高壓的原子彈實際，將設想變為可以理解和應用的科學計算法，為闖過原子彈引爆的第一關作出了貢獻。
此後，程開甲又集中力量，研究衝擊波聚心問題，利用微擾方法得到化爆聚心精度的要求和可行性，取得可喜成果。
1962年秋，程開甲被調到國防科委工作。他雖然還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但主要是去核試驗基地組建核技術研究所，為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做技術準備。
把一個研究所建立在渺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程開甲在這裡一干就是20多年！
有一次程開甲從西安出發，陪張愛萍、張震寰去核試驗場檢查工作。乘坐的伊爾-14飛機剛起飛20分鐘，一個發動機停車了。無奈只好冒險降落。西安正值大雨，雷電交加。用一個發動機，總算安全著陸了，機場人員為他們捏了一把汗。第二天另派一架飛機飛往蘭州。
上世紀70年代初，從內地請來了一位地質專家協助分析核試驗區的岩石情況，程開甲多次搬著梯子爬數百米高的石頭山。山上無草木、無水，全是風化的碎石。有一次，他蹬著梯子剛爬上去，一腳踏在流動的風化石上，摔了個大跟頭，險些掉下山崖。
平洞式地下核試驗爆炸成功兩年後，他和王淦昌、鄧稼先要進洞視察。有人把這洞稱為“虎穴”，他們偏要去虎穴追蹤；也有人把這洞稱作“死亡之海”,他們偏要去這“死海”中游泳。科學家總是有科學家的眼光和膽識。這平洞等於是通向原子彈爆心的地下通道。洞口，涼風習習。他們穿上防護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測量儀，便往爆心走去。沒走幾步，溫度升高了，一看溫度計已是攝氏40度。每個人都汗流浹背。他用手電指點著：“這是花崗岩，瞧，燒成了黝黑的琉璃體；這是石灰岩，碎石還在往下落；這下面是‘鍋底’，是一個‘空腔’，足有一個大禮堂那麼大的洞。”
三位科學家在洞內考察爆炸衝擊波在岩石內傳播的規律和後果；考察“當量”的理論值與實際值的差距；考察測量儀的安放位置是否得當……好久好久，科學家們從洞裡出來了。人們見到，他們個個汗水溼透了衣衫。但是，他們卻泰然自若，談笑風生，為第一次進洞探險，獲取第一手材料而無比高興。
核試驗場流傳著許多程開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事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然而講述者卻是親眼所見。
程開甲在與科研人員探討技術問題
一次核試驗前，程開甲住在核試驗場的一個帳篷裡，經常工作到凌晨2點多。公務員任萬德負責他的衣食住行。那天晚上，程開甲和別人在討論一個重要參數的探測技術問題，任萬德把飯熱了4次，可程開甲一直沒來得及吃飯。凌晨，他把被子攤開準備睡覺，突然滾出來兩個蘋果。“哪來的蘋果？哎呀，我還沒吃飯，怪不得肚子在叫。”於是，程開甲拿起蘋果往嘴裡放，還沒吃完就睡著了。夜裡風沙很大，清晨起來，程開甲被子上蒙了一層細沙，嘴裡含著沒吃完的蘋果，沾滿了沙塵。
那一次，試驗準備工作一切就緒，周總理召集他和基地司令員一起去彙報準備工作情況。周總理詢問得很細緻，程開甲對答如流，從多大當量、多少探頭、測多少數據，到多大風速、有多大危害等等，他如數家珍，瞭解得一清二楚。臨近彙報完畢，周總理問了一句：“程開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齡？”程開甲突然愣住了，想了半天，居然很長時間沒有回答出周總理的提問。一個能把圓周率記住60多位數的人，居然記不住自己的年齡，這不是令人難以置信嗎？然而這卻是真的。
1984年，組織上調程開甲來北京工作，任國防科技委常任委員。他和老伴搬到北京，他的孩子們都留在了新疆。其實，程開甲捨不得新疆，把保密櫃、保密本及許多資料都留在研究所。他這樣說道：“我的科研基地還在新疆。”兩年後，在研究所工作的兒子提出要調回北京工作，然而程開甲說：“到北京有什麼好處？咱那個研究所很好嘛！別調了！”他的兒子曾在吉林大學上學。畢業分配時，有人建議程開甲向吉林大學校長、他的老朋友唐敖慶教授說一聲，把兒子分到北京來。然而,程開甲不肯。最後，還是把兒子分回到戈壁灘。這大概也是程開甲所期許的“子承父業”。
筆者曾問程開甲先生：您現在主要在考慮什麼？幹什麼呢？記得兩年前您就說過，“靠科學家的良心制止不了核武器競賽。除非經濟力量與政治、軍事、科技及其他力量結合起來，制止超級大國發動戰爭，否則無法消滅核戰爭的威脅”。
程開甲思考一下，回答說：“我現在研究的項目，實際上是如何摸索探求世界持久和平的理論。”“我在研究高壓物理、大功率微波、中微子問題、重新研究超導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爭取有朝一日能為祖國作出更多貢獻。”“我依然在探索。”
2017年7月28日，在人民軍隊迎來90歲生日之際，習主席親自將“八一勳章”頒授給他。
在程開甲百歲生日的時候，他說：“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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