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省博物館展示南詔國和大理國曆史文化的“妙香佛國”展廳中，陳列著一件看起來並不起眼的物事。這是一件

乍一看，它顏色灰暗，造型似乎也比較簡單，一點也不起眼，但它卻是一件不可小瞧的藏品——它來大理崇聖寺三塔的主塔千尋塔。在1977年的千尋塔維修過程中，考古人員在塔頂發現了兩個木經幢，這是較大的一件。從兩個木經幢中空的幢身中發現了金、銀、水晶佛像等上百件大理國時期的重要文物。正是千尋塔出土的這些寶貝們，撐起了現在雲南省博物館“妙香佛國”展廳的半壁江山。

與這個不引人注意的木經幢不同，每一位雲南省博物館的觀眾，大約都會注意到入口處的大鵬金翅鳥雕像。實際上，它的原型“鎏金鑲珠銀質金翅鳥”正是發現於千尋塔頂的木質經幢中，實物只有18.5釐米高，125克。由於它的精美華麗，已經成了雲南省博物館的“形象代言人”之一，由此可見千尋塔寶藏對雲南的意義。

這些珍貴的大理國文物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它們與地震有緣。大理國時很可能因為地震而重修千尋塔，在修葺完成後放進了這些佛教意味濃厚的法器珍寶，也恰恰是1925年一場嚴重的大地震把千尋塔頂的塔剎震倒，新的重修過程中，這些八百多年前的珍寶才重見天日。

（一）突然出現的珍寶

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包括千尋塔在內的大理崇聖寺三塔修建於晚唐時期。方國瑜在《大理崇聖寺塔考說》一文中比較了貞觀說、開元說和開成元年說等各種說法，認為王崧校理的《南詔野史》中的說法比較可信：“開成元年（836年），磋顛建大理崇聖寺，基方七里，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啟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韜、徽義，徐立。”郭松年作於元代初年的《大理行記》中說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樣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可以與《南詔野史》相參照。

崇聖寺三塔建成之後，歷代多次進行維修，它成為保存到現在的全國為數不多的、有上千年曆史的古塔之一，也是大理乃至雲南的著名景點。不料1925年3月16日，大理一帶發生7級大地震。強烈的地震對大理城的城牆、官民房屋、廟宇造成嚴重破壞，全城在短短一天多的時間裡淪為廢墟，面貌慘不忍睹，千尋塔也受到極大影響。

據《新纂雲南通志》卷八八載：

“民國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崇聖寺塔頂震落。內有銅製塔模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兩，七級，頂亭閣式，四面造佛三十軀，下層則四天王託塔，翠色斑爛，精氣奪目，當為滇中第一重器，今存昆明李氏……按塔頂銅器如盂，圍五尺許，高二尺，厚五分，累層置重器於其中，旁出旌旗如翅，塔下仰望不辨為何器，相傳為大鵬鳥，李元陽《雲南通志》十三寺觀志所謂：錯金為頂，頂有金鵬，世傳龍性敬塔而畏鵬，大理舊為龍澤，故以此鎮之，云云，即此物也。民國十四年地震，中塔塔頂墜地，為駐兵剝取幾盡”。

文中所載的精美的銅製塔模等文物早已流散，不知所蹤。後來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在清理千尋塔文物時認為《新纂雲南通志》所說銅盂很可能是塔頂銅葫蘆殘片。

地震使千尋塔塔頂的塔剎倒毀，當時很少有人能想到塔頂實際上藏有大批大理國時期的文物，直到1976年經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批准對千尋塔進行加固維修之後，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才意外地在千尋塔中發掘出佛像、寫本佛經等一系列寶藏，絕大多數出土於千尋塔頂的塔剎中心柱基座內，各類文物總數量達到六百八十餘件，光是佛教造像就有133尊，包括金、銀、銅（包括鎏金器）、鐵、瓷、木、玉石、水晶等各種材質。

這是雲南考古事業最重要的收穫之一，也是大理國時期文物中最豐富、最重要的一批，對雲南的意義僅在晉寧石寨山等少數考古發現之下。倘若不是那次強烈地震，也許至今都不會有人發現千尋塔頂居然藏著這麼多數百年前的寶貝。遺憾的是，經過五十多年的風雨侵蝕，大多數寫經之類的重要文物沒能保存下來。原本放入塔頂經卷的總數應達百件以上，然而出土時大都腐爛，無法復原了。

大理國，水晶釋迦牟尼佛坐像，雲南省博物館藏

（二）從南詔到大理：曾經的妙香佛國

雲南省博物館介紹說，在南詔國形成的歷史記載中，摻雜了許多神話傳說，其中最廣泛流傳的，就是《南詔野史》中記載的“觀音點化細奴邏”傳說。據說這位梵僧不遠萬里從印度而來，降服了盤踞大理的羅莎，並把巍寶山下的農戶細奴邏推上了王座，南詔國的歷史由此開端。他被稱為“梵僧觀音”、“護國觀音”、“雲南福星”，更以“

大理國，銅阿嵯耶觀音像，照片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細奴邏全家福，此窟位於大理劍川石鐘山，刻細奴邏與后妃、太子像，照片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公元734-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詔統一了雲南。南詔發展非常迅速，不但派出貴族子弟到成都學習，還通過戰爭擄掠人才和工匠，縮小了和中原地區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大約在公元8世紀，密宗阿吒力教傳入雲南，在南詔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乃至取得了國教的地位。勸豐佑在位時（823-859年），南詔佛教達到鼎盛時期，修建了大量宏偉華麗的佛寺、佛塔，千尋塔正是在此時修造完成的。南詔滅亡後，密宗阿吒力繼續發展，一直延續到明代都長盛不衰。

南詔，梵文磚，圖片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不過，崇聖寺、千尋塔是南詔時期修建的，並不意味著在千尋塔頂所發現的寶藏就是唐代放入的。千尋塔出土的大多數文物具有“大理”或“宋”的身份。1979年，在千尋塔曾出土鎏金銅函一件，裝有棉布質地的寫經三卷，經書上的文字不避諱“世”、“誦”、“恆”等字看，肯定不是唐人的作品，應當是宋代抄寫的。

大理國，鎏金銅函，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更有力的證據來自千尋塔中發現的三件刻字金屬片：

其一為銅片，共七十一字，有“明治四年庚子歲六月”年款，明治系大理國第六世段素英的年號，明治四年即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這塊銅片必然是1000年以後製作、刻寫的。

其二也為銅片，刻有八十四字，以“時辛酉歲平圀公”開頭，記敘任成都典校金師彥賁官職的李珠睬及其子女李勝隆等在“再修元重”時捐款新建鐵柱四根之事。大理真正的平圀公（“圀”通“國”）只有一位，即高泰明，1096至1116年間主持大理國事，是段正淳所封的大理第一位“中國公”，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封平國公，同年卒。公元1116年之後的辛酉年當為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年），銘文中的“平圀公”是特指高泰明還是指當時的大理相國，還存在疑問，雲南省考古工作隊在《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中認為仍然指高泰明。

大理國，刻字銅片，左圖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其三為鐵片，可見“大寶六年……高量成眷信立”等字樣，大寶六年為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高量成曾經擔任大理國相國，1141至1150年間主持大理國政。這樣看來，三件金屬片所屬的年代分別為公元1000年之後、1141年、1154年，均為大理國時期。

此外，木質經幢中發現了一卷為朱書絹質梵文陀羅尼咒，可以辨認出某一頁上有漢字為“為修塔大施主中圀公高貞壽」高明清高量誠及法界”，可知修塔人為1150-1162年間統治大理的中國公高貞壽。

種種證據，都說明千尋塔頂的這批寶藏的放入時間可能在高貞壽當政期間，大致在1154年以後、1162年以前。入藏封存以後，就再也沒有人見到過它們，直到1925年的這次地震，把它們重新暴露出來。

陀羅尼咒摹本，圖片來自《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及大理國的佛教氛圍。902年，南詔滅亡，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國。大理國的存在時間與宋相近，也始終奉宋朝為正朔，不但使用漢字、沿用宋朝曆法、採納宋朝風俗習慣，但在宗教意識上，大理國則延續了南詔之風，佛教影響尤其深厚。從統治者來看，大理國開國皇帝段思平“好佛，歲歲建寺，鑄佛萬尊”，二世段思英“廢帝為僧，法名宏修大師，昭明帝段素英，於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述傳燈錄”，歷代大理皇帝有九人禪位為僧，其政治上層的貴族、官僚大多熱心佛事，蔚然成風。上行下效，大理國的尋常百姓也普遍信佛，元代初年文人郭松年記載說大理國“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對大理國來說，宗教活動不但是有力的統治工具，具有著深刻的政治意義，它也真正滲透到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滿足著從貴族到平民的精神需要。

大理國，張勝溫，《宋時張勝溫繪大理國梵像卷》

大理國，鏨紋銀藏經筒，新加坡雲氏兄弟基金會捐贈，照片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為什麼千尋塔“再修元重”會與高泰明有關？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在千尋塔的考古報告中認為，《南詔野史》中記錄說，“宋政和元年（大理文治二年）地大震，損十六寺。”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指出，很可能正是1111年的這場強烈地震導致大理崇聖寺三塔受損，因此李珠睬特意在刻字銅片中提到高泰明以解釋修塔原因——如果雲南省考古工作隊的判斷屬實，那這真是一個有趣的事情：公元1111年的大地震，使大理國不得不重修受損的千尋塔，並在塔中放置了數百件佛教器物，而公元1925年的大地震，使國家文物局不得不再次修復受損的千尋塔，這數百件佛教器物得以重見天日。

因地震而入，又因地震而出，一轉眼，已經是八百年過去。

（三）文物春秋：千尋塔文物的價值

千尋塔中出土的這批大理國時期文物有一些鮮明的特點：

首先，這批文物的數量多、種類豐富。不但包括各種造像、塔模、寫經、銅鈴、銅鐲、銅金剛杵等佛教器具，還發現有各式青銅鏡十五面，瓷器數件，銅印和象牙印章多枚，出土了硃砂、沉砂、檀香、鹿茸等各種藥物，為全面、深入瞭解大理國佛教文化乃至社會生活提供了大量實物材料，能夠彌補文獻資料之不足。

大理國，銅地藏菩薩坐像，銀釋迦佛坐像，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大理國，銅金剛鈴，鎏金銅金剛杵，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大理國，木蓮花龕一佛二侍像，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其次，這批文物極其精美，制器水平極高。以觀音像為例，由於大理國流行觀音信仰，千尋塔出土了六十尊觀音像，不乏佳品。下圖這件頸系瓔珞、薄裙繫帶、精工細作的阿嵯耶觀音像，是一難得的藝術精品。其造型富於本地色彩，應為大理國本國所作。南詔和大理都注意引入漢族工匠技藝，南詔時甚至從四川虜掠了大批工匠。“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資治通鑑》卷二四三）因此，這批文物也能反映出大理國時期的藝術趣味和最高技術水平。

大理國，阿嵯耶觀音像，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大理國，圓形藥師佛佛像金飾片，圓形阿彌陀佛佛像銀飾片，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再次，千尋塔出土文物體現出當時大理國和宋王朝等其他國家頻繁的經濟和文化交往

宋，銀鎏金鏨花鴻雁銜枝紋盒，景德鎮窯影青文殊普賢菩薩像，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宋，“成都造”銅鏡，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宋，累絲花卉紋金耳飾，千尋塔出土，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四）結語

公元1253年秋，元軍兵分三路進攻大理，忽必烈率領中路軍，從寧夏六盤山出發，集結於甘肅臨洮，經四川松潘，進軍龍首關，直逼大理城。雖然大理仍有一定的軍事力量，但當時大理國國政把持在“中國公”高氏手中，架空了大理皇帝，他們重視地方武裝，王畿之地的力量反而比較薄弱，導致元軍一路幾乎沒有遭到像樣的抵抗。農曆十二月，末代皇帝段興智和末代中國公高泰祥率兵抵抗，大敗，高泰祥逃去姚州後被擒，拒降，被斬於大理城的五華樓下。臨刑時他慨嘆說，““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殞首，蓋其分也。”忽必烈視其為忠臣，高氏後裔得以擔任姚安、鶴慶、永勝等地的土司，直到改土歸流。

五華樓，圖片拍攝於雲南省博物館

段興智逃往押赤城（今昆明），被總督兀良合臺俘獲，並與其叔父段福協助兀良合臺平定了大理，被元憲宗蒙哥授以“摩訶羅嵯”（大王）的梵名稱號。中統元年（1260年），段興智病逝於北上朝覲途中，被諡為“向義天定賢王”。

末代皇帝的去世，意味著大理國的徹底結束。從此以後，大理、雲南成為中央政權的直屬行政區劃，而這些折射著大理國文化和歷史的寶藏，就這樣被封存在千尋塔中，再也沒有人記得，直到1925年的那次慘烈的地震襲來。

大理國，金阿閦佛坐像，千尋塔出土，雲南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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