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華中朝廷群毆事件,你當只是打死人那麼簡單?背後水深著呢

在熱播劇《大明風華》之中,當土木堡兵敗、皇帝被俘的消息傳來之後,朝野上下一片譁然。

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總該有人來背鍋吧?

很快,北京皇城之內,大朝會上,滿朝文武便將滔天的怒火全都傾瀉到了宦官王振的侄子——王山身上,奸臣同黨,人人得而誅之!

這位王大人頓時悲催了,在朝臣們的一頓拳打腳踢之下,其很快便被活生生地打死在了朝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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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山死了,屍體隨即被侍衛拖走,只留下了朝堂上的那些觸目驚心的血跡,這段群毆的劇情讓電視前的觀眾們也過足了癮,忍了這幫太監們那麼久,他們的同黨終於被打死了,爽!

惡人被除,正義雖遲,但最終還是到來了,然而在歷史上,這段鬥毆雖然看起來是忠臣們為國鋤奸的義舉,但在深層次剖析之下,更是明代朝廷制度內的一場衝突,宦官參政與文官們的激烈反彈,最終以血淋淋的方式進行了一次PK,此番群毆所導致的影響,也深刻地改變了明朝的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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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走近歷史,探看這段歷史背後的制度矛盾。

真實的鬥毆現場

歷史上的這場朝堂鬥毆,打死的可不只有一個人,而電視劇中被當場打死了的王山,如果歷史上的他可以選擇的話,肯定會選擇電視劇中的死法,因為真實的他下場其實更悲催。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土木堡慘敗、明英宗被俘五天之後,暫攝監國的郕王朱祁鈺在午門左門召開了一次群臣議事會,討論一下如何應對當前瓦剌進逼的困局,會上右都御史陳鎰聯合朝臣們上了一道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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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奏表火藥味兒十足,將土木堡失敗、明英宗被俘的責任全部扣到了王振的頭上,這篇聲討王振集團禍國殃民的檄文,將王振及其同黨等人罵得狗血淋頭,而王振本人的罪行也在這通洋洋灑灑的筆下,被形容得罄竹難書、人神共憤。

面對這種帶著極端情緒的奏表,朱祁鈺,作為一位成年的皇族,他既不是頭腦易熱的憤青,也沒有想過以監國的身份去清洗一方勢力,因此他的回答很平和。

汝 等 所 言 皆 是 , 朝 廷 自 有 處 置 。

但他的回覆明顯不合朝臣們的心意,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朝廷放任奸臣集團不管?不行,今日必須給個說法,而面對朝臣們的威逼,錦衣衛指揮使同知馬順則開始維持秩序,叱罵呵退幾個靠近上前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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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保護監國、維持秩序這也是錦衣衛份內的職責,但這個時候紅了眼的朝臣們可控制不住了,因為在朝臣們看來面前這位馬大人,他也是王振集團的成員。

群情激奮,在戶 科 給 事 中 王 紘的率領之下,按捺不住了的人們開始躁動起來,整個朝堂局面在一片混亂之中徹底失控,而先前的這位馬大人,很快便淹沒在人群之中,成為了電視劇《大明風華》中被毆死在朝堂上的那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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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著自己的面,把朝臣打死了,出人命了,這可讓朱祁鈺徹底震驚了,而打死人後,身背命案的群臣們,轉身紅著眼看著朱祁鈺,讓領導給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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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法不責眾的觀點,大臣于謙拉著朱祁鈺讓他給大家免罪,這個時候,還能說什麼,說得不好,說不定自己這個監國都要殉在這裡了。

都好說,都好說,朱祁鈺看著這群平日裡溫雅斯文的官員們,此刻卻如同野獸般血脈噴張,直接慫了,他不僅答應了免罪,還同意了朝臣們的一切要求,大家冷靜,有什麼要求,儘管提。

有了朱祁鈺的保證,朝臣們接著又提出了一個要求,再交出兩個王振的同黨——宦官毛貴、王長隨,這倆人就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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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朝臣們的要求,朱祁鈺當然知道他們要幹什麼,但他眼都不眨就答應了,因為此刻,他也沒有太多選擇。不久這兩個宦官便哭爹叫娘地被推出了宮門,而在左順門外等著他們的,正是一幫還沒擦乾手上血跡的朝臣們,很快,在群臣們一頓暴擊之下,這兩位也涼了。

這三人的屍體隨後還被拖出宮外, 陳列 於 東 安 門 外 示 眾 ,任憑軍 民們 爭 擊 屍 體 發 洩 鬱 積 心 胸 的 憤 恨。

而王振的侄王山,電視劇《大明風華》上被打死的那位,下場更慘,他被押赴西市 ,凌遲處死 , 王振族屬無論老少皆斬首示眾,同黨更是流放的流放、抄家的抄家,自此王振為首的宦官集團,頓時土崩瓦解。

這場明代歷史上著名的群毆事件,如果僅僅是愛國的表現,那群臣完全可以走正常的彈劾途徑,畢竟包庇宦官集團的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虜了,沒人再包庇這些人了,可為何群臣們要以這麼極端的方式來發洩心中的不滿呢?

這是因為,文臣與宦官之間的矛盾積深已久,只不過在這個臨界點爆發了而已。

三代帝王的改革,最終拉上來了一群宦官

明代時期,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並規定後嗣君主不得復立,這一政治變革使得權力隨即向皇帝手中聚集,皇權得以上升,而群臣失去了政治領袖之後,則成為了皇家的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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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權歸於皇帝,執行權下放群臣的做法,使得皇權得到了加強,然而這種一元制的政體制度,也存在著極大的弊端,那就是對皇帝本人的個人素質要求很高,皇帝的決策一定要正確,果斷,當然,這對於開國君主朱元璋來講,不算什麼。

大風大浪都經歷了,朝政這些活兒,又算什麼事兒?我能幹,我都能幹,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廢掉了宰相,而且將繁蕪的政務全包圓了,還乾的挺不錯,強悍的人生確實不需要解釋。

然而,對於朱元璋身後的那些皇子皇孫們來講,以這種高標準來要求自己,是不人道的,畢竟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便是武力彪悍的明成祖朱棣,在繁蕪的政務面前,也受不了。

思來想去之後,他想到了一個法子,這麼多活兒,得找人替自己幹,在文臣中再組建一個內閣,這樣削弱少許皇權,來平衡一下自己的負擔,而且內閣中也不是一人說了算,好幾個大臣輪流坐莊,既避免了宰相一人權大威脅皇權,也能夠使得自己身上的擔子,分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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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做法雖然好,卻依然留下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內閣高效運作的時候,必然會有很多奏摺處理完要批覆,每天成百上千的奏摺,這就要求皇帝的節奏要跟得上內閣的運作步伐。

雖然只是要皇帝的一個答覆,但這些奏摺一個個看下來的時候,也是一項很不人道的工作,特別對於明宣宗朱瞻基來說,這活兒簡直太累了,都影響到自己玩蛐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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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又想了一個辦法,選一些有文化的太監,代為處理政務,這些宦官在皇帝眼中,就是自己的附庸,同時還是用的順手、非常可靠的奴才們,而這有文化、有抱負的太監們,在皇帝的眼中,也就比外臣們身軀上少了些東西罷了,政治思想上也不亞於對方,而這些人就得到了後世聞名的司禮監批紅權力。

最終明代的內閣代替了昔日的宰相,而皇帝在與內閣的拔河賽上,明顯感到吃力,為了維護皇權不被旁落,皇帝便叫上了身邊的宦官們,你們也上來,幫朕一把。

第一代的宦官與文臣的磨合,跌宕起伏

既然是新創的制度,自然有磨合期,而明宣宗的短命,使得這段磨合期還沒來得及融合完畢,就匆匆結束了,作為內閣方面,明宣宗留下了三楊輔政,而作為宦官方面,此時的司禮監代表人正是大太監王振。

此輩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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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這個群體,在士大夫的眼中,屬於負能量的代表,從前朝東漢、唐代宦官干政的先例開始,宦官就成為了需要嚴防杜漸的對象,唐朝時期南衙北司的流血衝突最終以同歸於盡的慘烈方式終結,而且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更明確規定了,宦官不得干政。

嘗攜鐵牌置宮口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因此當皇帝突然將這群刑餘之人拉上臺前之時,文官的反應有些不適應,而這群太監們,也顯得很低調,畢竟參政這塊兒業務,自己也不太熟。

第一段磨合期:皇權弱勢,文官強勢

在明英宗初期,皇帝年幼,外有三朝元老——“三楊”顧命大臣輔佐,內有太皇太后張氏持重把持宮內事物,而隨著太子上位的司禮監太監王振,在這場政權三角中,明顯是個新人,同時自己的隊友皇帝也說話不算,皇權因為皇帝的年幼,比較微弱,在這種情況之下,王振的選擇是,收斂鋒芒,低調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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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

此時的王振為人低調,做事謹慎,與文官們的關係相處的比較好,因此,在這段時期,宦官參政更多是輔助太皇太后的作用,與三楊之間的矛盾並不明顯,而王振的低調,也一度讓三楊認為,這個王振,人品還是挺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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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太皇太后和三楊,宦官王振有著一個天然的優勢,那就是,他相比眾人來講,還算年輕。

第二個磨合期:皇權變強,文官勢弱

正統五年,三楊已經步入衰老期,楊士奇七十四歲,楊榮六十九歲,楊溥六十八歲,三人都已步入花甲之年,年事已高,而兩年之後,垂簾監國的太皇太后張氏去世,年輕的皇帝開始真正掌控朝局,而此時的朝局,隨著三楊的相繼離去,變得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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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宦官王振成為了老人兒,而新的內閣成員是原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兩人資歷尚淺,這就造成了內閣根本無法與司禮監抗衡,而皇帝加上司禮監王振集團,則成為了朝中真正說了算的主兒,明英宗的這個時期,皇權高度集中,司禮監開始勢強,內閣和群臣感到萬分憋屈,先前這幫人那麼低調,如今高調起來,大家還真不習慣呀。

同時,自洪武三十年,朱允炆時期重修《大明律》之後,先前朱元璋時代的重典得以減輕,而這種政治寬鬆的氛圍一直延續到了明英宗時期,此刻,初掌政權的明英宗為了樹立皇權威信,開始使用重典。

防大臣欺弊。

而這種得罪人的活,自然皇帝不好站在前面,只有隊友王振代為執行,於是就出現了,先前討伐王振檄文中的種種罪行,嚴刑重罰、小錯大懲,使得群臣上下,對王振等人的跋扈,群情激奮,但這個時候,誰也不敢說什麼,畢竟王振的身後是皇帝,是皇權,反對王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對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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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嚴刑峻法的推行,朝廷之內 六部尚書都頻繁落馬,這種朝局,完全顛覆了仁宣之治時期的寬刑仁和氛圍,使得朝廷之內,局勢日漸緊張,百官與王振集團的對立,開始劍拔弩張起來。。


最終,皇權衰落,文臣崛起

但憤怒卻只是被壓下去,並沒有熄滅,直到土木堡慘敗發生,皇帝被俘,而皇帝被俘之後,正是皇權至弱之時,藉著愛國的激情,加上先前憤怒的情緒,最終釀成了左順門斗毆致人死亡的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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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後,文官勢力再度崛起,宦官集團被打壓,內閣勢大、君權衰落則逐漸成為了明代中期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現象,直到嘉靖三年,在同一個地方——左順門,彪悍的嘉靖帝對著門外的群臣一頓廷杖,打傷百餘人,打死十六人之後,才最終將皇權威儀又奪了回來,這場明代皇權與文臣的爭鬥,才最終告以段落。

權力之爭,自古有之,而歷史背後,總是有著微妙之處,等待我們觸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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