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宮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漢魏晉南北朝的弘傳，至隋唐五代，中國佛教走向了鼎盛時期。
漢時，楚王劉英、漢皇帝劉志信奉佛教。事佛、出家也逐漸流行，人們對佛的理解還比較本土化。時人“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這是以儒家思想看佛。“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此乃道家觀點解佛。
漢·恆帝
魏晉不斷地傳經與譯經，中土與天竺不斷往來，儒、道、佛不斷交流。與魏晉玄學相應，佛教大乘宣揚“一切皆空”的“性空”之說盛行，更誕生了六家七宗——本無宗、本無異宗、即色宗、心無宗、識含宗、幻化宗、緣會宗。它們開始對“性空”的本體論做出不同見解，與其時玄學“貴無”本體論形成兩大奇觀。魏晉朝高僧輩出，如道安、慧遠、法顯等都對佛教、佛學的貢獻卓著。
至宋、齊、梁、陳，各朝帝王對佛教都進行了政治化的扶植。以梁朝梁武帝蕭衍為例，梁武帝稱帝不久便“舍道歸佛”，“皈依三寶”（即佛、法、僧三寶），受戒為僧，佈施捨身，廣建寺廟，大開法會，對佛的尊奉可見一斑。南北朝建寺甚多，為僧甚眾，加之帝王貴族官員士人高僧對佛教的推廣，佛教迎來了一個發展高潮。南北朝佛典佛論富著，禪定之學的禪學與戒律之學的律學也逐漸光大。
隋朝代北周平陳國而立，隋文帝據載“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太祖乃割莊為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他同梁武帝相同，同樣是佛教的信奉者，且他對佛教的弘揚比起梁武帝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子不可君天下”的楊廣敬受菩薩戒，經常進行宗教活動，此二帝更加推進了佛教的在中土的發展。隋代隨著政治上的統一，宗教上的統一，出現了第一個佛教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主要宣揚“會三歸一”“十如是”“世界無別法，唯是一心做”“一心三觀”等形而上的唯心主義哲學和先驗性的認識論。另一個比較重要的佛教思想流派——三論宗，則試圖以“不生亦不滅”的虛無“總破一切法”。
隋·文帝
至隋唐，佛家宗派性的佛學觀已經非常系統，它與中國古代傳統道家、儒家觀念已經能夠並立爭雄。
唐代政治家對於儒、道、佛三家是比較開容的。唐初以道家老子為祖先，封真人，推崇道家，做神權政治，兼以儒家仁義學說及百家學問治世。隨著貞觀盛世的到來，唐王朝統治者對佛教也越來越熱心，甚至對“道在佛先”的權威發出了本身的質疑。據《全唐文》載：“大道之行，肇於歲古，源出於無名始……至於佛法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 洎乎近世，崇信滋深。”這是李世民對“道在佛先”的詔定，隨後不久，基於政治的權衡，李世民卻改變了這一政治態度：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
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已經從政策上興起了對佛教的崇揚，其後的中宗、睿宗也歸依佛寶。可以說，至開元年間，儒家為主，佛、道並立。開元之後，女皇武則天則“令釋教在道法之上”（《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而至唐玄宗開元到天寶中興年間，玄宗又重遵儒、道，頒詔限佛。至肅宗、代宗、德宗、代宗、憲宗，統治者對佛教的扶植越發熱切，甚至引起了一些儒家士官的反對。韓愈上諫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法也，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佛教在帝王扶持下的爆炸式發展引起了一些儒家士人的反對，說明唐王朝在對佛教的扶植上“過火”了。
至武宗，他開始滅佛，崇信道教、儒聖。武宗說：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壞法、害人、無逾此道！ ”
唐·武宗
唐王朝對佛教政治態度的複雜起落變化，一方面，表明政治化的佛教是出於統治者對佛教功用的考量的；另一方面，則正表明了唐代佛教迎來了政治上的春天，唐代佛教迎來了在政治上的發展盛世。
唐代佛教超越性在於，佛寺僧眾、 譯經 、高僧、 宗派皆是唐前數朝的數倍。唐代佛教“大中寺院近五千所，小廟宇四萬所；僧尼近三十萬人”，據《經錄》的統計，唐代佛書大致為七千三百餘部，兩萬四千五百餘部，實際應該逾此數。唐代高僧有玄奘、義淨、法顯 、窺基、法順、法藏、澄觀、慧能、神會、一行、善導、懷素、 道宣等。隋唐代誕生佛教數大宗派：唯識宗、華嚴宗、禪宗、密宗、淨土宗，經典佛籍代表性有《華嚴經》《大日經》《淨土三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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