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7 2019年巫術類著述經眼錄

來源丨澎湃新聞

作者丨王宏超

一、譯著類

1、J.G.弗雷澤、麗莉·弗雷澤《金葉》

[英]J.G.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著，[英]麗莉·弗雷澤（Lily Frazer）編，汪培基譯：《金葉：來自金枝的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國著名人類學家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當屬巫術研究領域最重要的經典。這是一部關於原始信仰和巫術活動的鉅著，被譽為“人類學的百科全書”。1890年，弗雷澤出版了《金枝》二卷本，後來擴展成十二卷本（1907-1915），因卷帙浩繁，弗雷澤繼而又寫了一卷的節本（1922），這也是廣為流傳的《金枝》。弗雷澤的夫人麗莉·弗雷澤（Lily Frazer）從十二卷本中摘取了一些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用清新優美的文字加以改寫，即為這本《金葉：來自金枝的故事》，其中有些內容是通行的一卷本所沒有的。英國著名插圖畫家H.M.布洛克（Henry Matthew Brook，1875-1960）為《金葉》繪製了一些精美的插圖，十分精美，為本書增色不少。

《金枝》中譯本的譯者主要是徐育新和汪培基，完成《金枝》翻譯之後，汪培基先生又完成了《金葉》的翻譯，1997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此新版乃是汪培基譯本的重版，內容一仍其舊。

2、基思·托馬斯《16和17世紀英格蘭大眾信仰研究》

[英]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芮傳明、梅劍華譯：《16和17世紀英格蘭大眾信仰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

本書應為2019年關於巫術研究的著述中最重要的一本。本書英文名字為Religion and Decline of Magic：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1992年，中文節譯本《巫術的興衰》出版（芮傳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中文學界有一定的影響。此次全譯本，因種種原因以副標題為書名出版。全書篇幅巨大，中譯本有900多頁。

作者利用了大量的檔案，運用了海量例證，向讀者展示了十六至十七世紀科學和理性與巫術的關係及地位的升降。正如艾倫·麥克法蘭所評述的那樣：“本書為社會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打開了一個廣闊的領域……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早期現代英國的理解……書中用精彩的論述和豐富的案例，展現了‘世界的祛魅’這一韋伯經典命題。”該書為二十世紀史學經典之一，被稱為歷史人類學流派的開山之作，曾獲得首屆沃爾夫森歷史獎。1988年，基思·托馬斯也因其對於早期現代英國曆史的卓越研究，被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騎士爵位。

3、米爾恰·伊利亞德《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

[美]米爾恰·伊利亞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米爾恰·伊利亞德是著名的宗教史家，也是國家學界研究薩滿教的首屈一指的專家，其所著的《薩滿教：古老的入迷術》，是薩滿研究的經典之作，影響深遠。正如作者所言，自己的作品是一個整體，“只有我的全部作品才能揭示我工作的意義。……除非看我的全部作品，否則誰也不能理解我生命的意義以及我所做的一切。”這本《神聖的存在》對於我們理解伊利亞德的宗教學理論及巫術、薩滿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本書主要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宗教；第二，我能夠在何種深度上談論宗教的歷史？我相信，在一開始就給宗教現象下一個定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我只是打算考察各種‘神顯’（hierophanies）——我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術語，就是指任何顯示神聖的事物。”他反對對宗教進行化約的理解，也反對以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去理解宗教，這些理論立場對於我們在宗教史的背景中討論巫術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比如，在許多宗教史著作中，巫術都是被放置在自然崇拜、精靈崇拜的多神信仰階段，屬於原始宗教時期，此後隨著一神信仰的出現，宗教走出了巫術迷信，走向了高級宗教。伊利亞德對於這樣的敘述模式表示反對，“這樣一種佈局過分隨意了。它預設宗教現象有一種從最簡單到最複雜的進化過程，而這種進化不過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設而已。”

4、I.M.劉易斯《中心與邊緣：薩滿教的社會人類學研究》

[英]I.M.劉易斯（Ioan M.Lewis）著，鄭文譯：《中心與邊緣：薩滿教的社會人類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I.M.劉易斯是英國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被稱為英國人類學第四代領軍人物，他拓展了由伊利亞德開創的薩滿教研究的領域。劉易斯長期在索馬里進行田野調查，他把非洲納入到了薩滿教研究的視野之中。另外，“學界對這本書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將薩滿迷狂狀態、神靈附體現象解讀為來自社會的壓力，給予高度的讚揚，認為這種研究給薩滿教研究帶來一個劃時代的進步。”（譯者序）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在劉易斯所說的中心型神靈附體類型上，與之相對的是邊緣型神靈附體。

劉易斯尤其關注到了附體與精神病學間的關係，他反對將薩滿視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認為薩滿“絕大多數人心理健全、意識清楚。在他們身上,展現的不是屈從和絕望，而是獨立和希望的象徵。通過他們，人類表達出可以控制那些凌駕於人類社會之上的超自然力量，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可以平等地與神靈對話，並把它們轉化為對社會有益的力量。”

5、

[古羅馬]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著，戴連焜譯：《論占卜》（第一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古羅馬的西塞羅以政治家、演說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名世，他的許多政治、思想類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但他關於宗教、神學、占卜、預言等方面的著述則鮮為中文學界所知。《論占卜》共兩卷，寫作始於公元前44年。在本書中，西塞羅“分析了占卜的起源、功能和樣式，提出占卜在其時代公共和私人生活皆佔據的重要地位。”（譯後記）

正如譯者所言：“占卜現象本身存在歷史悠久，各種各樣的占卜在決策過程有著非同小可的影響力。”西塞羅在本書第一節中就提到：“有個從神話時代就開始流傳至今的古老信仰,它受到了羅馬人和所有國家的普遍接受,從而得以牢牢確立,這種信仰認為人類中總是存在某種樣式的占卜……即對未來事情的預測和認知。它真是一個極好、極有助益的事物——如果這種能力真的存在——因為通過這種能力,人就可以非常接近諸神的力量。”

6、儒勒·米什萊《中世紀的女巫》

[法]儒勒·米什萊著，歐陽瑾譯：《中世紀的女巫》，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

作者儒勒·米什萊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被譽為“法國史學之父”。中文譯本是根據英國曆史學家特羅特的英譯本翻譯而成的。女巫的話題總能引起大眾極大的興趣，不管是童話故事，還是歷史小說；不管是宗教史研究，還是史學著作，加上近些年興起的女性主義話題，都會把女巫作為關注對象。本書涉及的主題包括如何成為女巫、女巫的生活世界、女巫的汙名化，以及對女巫的殘酷審判及獵殺女巫運動等。書中包含的內容雖在其他著作中被反覆研究過，但米什萊的著作自有其魅力，尤其是語言和敘述風格。正如英文譯者特羅特所言：“它將狂想曲與充分的理性、歷史與浪漫、粗糙的現實與動人的詩意古怪地結合到了一起；這樣的一種風格，就算是在法國作家當中，除了米什萊先生，也少有人能夠做到。儘管以真相與細緻的研究為基礎，但本書讀來更像是一首詩，而非一部嚴肅的歷史著作。”這種風格，可以說是該書的優點，也可以說是該書的缺點。

7、喬瓦尼·萊維《承襲的權力：一個驅魔師的故事》

[意]喬瓦尼·萊維（Giovanni Levi）著，謝宏維譯，馬小悟校譯：《承襲的權力：一個驅魔師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本書作者喬瓦尼·萊維是意大利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微觀史學的代表之一。如作者所言，本書的研究對象是一處很不起眼的小村莊，和一個極為普通的故事，主人公基耶薩也是個小人物，“一個不老練的神父和驅魔師”。基耶薩神父在一個小村莊為人驅魔和治療，被都靈大主教認定為不合法，遂將基耶薩召到都靈接受審判，村子裡很多受益於神父的普通人尾隨至都靈，並在法庭外集結。基耶薩最終被免去教區神父職務，禁止再從事驅魔活動。但他在接受審判之後，仍舊為人驅魔，以至於再次被捕，經過再次審判，他被禁止所有活動。就如有讀者所說，自己被標題中的“驅魔師”所誤導，實則本書的重點並非在驅魔事件上。作者透過這一事件，展開的是桑泰納一地所展現出的中央到地方的權力鬥爭，從中探討歐洲現代性的起源。

8、多米尼克·賽爾伍德《間諜、施虐狂和巫師：被教科書忽略的歷史》

[英]多米尼克·賽爾伍德著，任方言譯：《間諜、施虐狂和巫師：被教科書忽略的歷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

這本書並不像書名所顯示的那樣值得做特別的推薦，原因之一是其中關於巫術的篇幅並不大，之二或許是因為拗口、難解的譯文。但之所以還是做個推薦，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書名。另外的原因是，書中追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英國人尤其迷戀巫術？英國人迷戀巫術的深層根源是什麼？

在大眾的閱讀書單中，J.R.R托爾金的《魔戒》、C.S.劉易斯的《納尼亞傳奇》、J.K.羅琳的《哈利·波特》等，都是常年佔據榜單前列。作家的才華自不必說，但就如本書所言：“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著迷於神秘的東西。”（255頁）他試圖給出解釋：

最終的問題是：為什麼是英國?是什麼讓英國擁有如此之多湧向這些主題的作者和受眾?

這回，只要記住“異教徒”一詞出自意為來自鄉村的人們的pagani，答案就如同望向窗外的英國景緻那般明朗了。

無可避免的現實是，諸島與自然氣候的搏鬥，讓我們對四季輪替這出戏劇有了一種出於本能的意識。伴隨著冬季的漫長黑夜和夏日的歡愉，英國人總是有一種親近自然世界及其隨時成就或毀滅我們的力量的與生俱來的意識。

結果就是對大自然的變化的一種可以理解的迷戀。（第258頁）

9、赫伯特·雷布漢《巫醫、動物與我》

[澳]赫伯特·雷布漢（Herbert Rebhan）著，林小綠譯：《巫醫、動物與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這是一部如小說一般的遊記，作者以獸醫的身份去非洲行醫，從而走向了一個對西方人來說神奇又神秘的世界。這種神秘性尤其是通過他在非洲所結識的一位巫醫體現了出來。在作者剛到達非洲後，即遇到了一位當地的巫醫來為一窩剛出生的小狗看病，見面之後，這位巫醫就說：“我已經等了你十六年。……十六年前，當你決定要來的時候，我就見到你了。”從此作者就開始全然不同的生活體驗。“文明人”的旅行，總有著獵奇的意味，他或是帶著優越感去批判落後社會中的種種風俗習慣，或是將落後社會烏托邦化。巫術在作者的筆下，不再是落後的象徵，倒是有了醫治西方社會疾病，淨化心靈的效用。此書雖不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卻提示我們關注巫術在現代社會中的功用問題。

10、蒂齊亞諾·泰爾扎尼《占卜師的預言》

[意]蒂齊亞諾·泰爾扎尼著，潛彬思譯：《占卜師的預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

作者是意大利記者、作家，他曾任德國《明鏡週刊》駐亞洲特派記者二十五年，在東南亞及中國居住逾三十年。與《巫醫、動物與我》一書作者立場類似，他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尋找著神奇的體驗。他的神奇之旅開端在香港，一位神秘老人告訴他，1993年不能坐飛機，否則可能會死。他竟然聽從了老人的忠告，整個一年沒有坐飛機，由此卻體驗到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除了不坐飛機，我還下了另一個決定，作為對這個遊戲的邏輯性延伸。這一年我無論到哪裡，都要找到當地最有名的占卜師，最強大的魔法師，最靈驗的神使、預言家、先知，讓他們推算我的未來，解讀我的命運。”

與其說作者“迷信”了東方的占卜師和薩滿，不如說他在異域文化中找到了一種迥異於西方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遊走於文化之間的文化對視，是文化間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徑。作者清楚這種生活背後的文化因素：“世界的歷史本身就帶有各種預言和先兆，但是我們下意識地覺得那都屬於過去，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然而，在亞洲的種種事件中，玄學幾乎和經濟、意識形態發揮著同樣不可磨滅的作用。在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我們稱之為迷信的東西幾乎存在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星學、手相學，從一個人的面相、腳底甚至茶杯中喝剩下的茶葉解讀未來，這些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然也包括巫醫、薩滿和風水師。”（第9頁）

11、娜塔莉·塞姆努伊克《神秘的黑貓：象徵與迷信》

[法]娜塔莉·塞姆努伊克著，祝華譯：《神秘的黑貓：象徵與迷信》，北京：三聯書店，2019年。

嚴格說來，這本書不是一部標準的學術著作，且就黑貓的文化史研究這一主題來說，也是稍顯簡單的。關於黑貓與巫術這一主題，足以寫出一部更大的著作。但這本面對大眾讀者的書，確實選擇了一個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題目。關於巫術中的動物這個主題，是一個極為開闊的研究領域，著述甚多。貓在巫術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尤其是黑貓。人類一直懷有對黑貓的恐懼，中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認為黑貓與巫術有關，自十三世紀起，歐洲社會廣泛地產生了對黑貓的恐懼。

在中世紀時代的所有象徵物中，黑貓往往與一種詛咒的形式、女人和陰險手段相關。在這一時期，它是撒旦的動物，也是女巫的動物。這些女巫與魔鬼關係密切，因為她們的醫治能力往往只能屬於黑魔法，從而屬於地獄之力。（98頁）

在獵殺女巫運動中，幾百萬只黑貓及其他顏色的貓被獵殺。有歷史學家認為，正是因為對於貓的獵殺，造成了老鼠的大量繁殖，最終導致了黑死病的流行，歐洲因此失去了30-50%的人口。

12、利昂內爾·伊納爾《巫術植物》

[法]利昂內爾·伊納爾著，張之簡譯：《巫術植物》，北京：三聯書店，2019年。

原始時代巫醫不分，巫師即醫生，許多在今日被視為草藥的植物，那時更多承擔了巫術的功能。比如大麻，具有致幻作用，在古代被廣泛地運用到巫術之中。中國的《神農本草經》記載：“麻蕡，味辛平，有毒。多食令見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輕身。”麻蕡即大麻籽。而在西方，古羅馬的老普林尼就提到，把大麻“與沒藥和葡萄酒同飲，可以讓人產生各種幻覺，笑個不停。”（本書第80頁）古羅馬的迪奧斯科裡德在《藥物論》中也說：“這種植物讓人眼前浮現幽靈，產生讓人感到有趣和愉快的幻象。”（第80頁）通過藥物，令人興奮，歌舞不止，以進入到伊利亞德所說的“入迷”狀態，從而達到“以舞降神”（《說文解字》）的目的。

本書內容分為兩部分，一是“盤點了自古以來巫術植物所參與的人類歷史，揭示那猖獗一時的巫術和迷信、巫師和魔法如何謀害人性命的罪惡行徑，以及所受到的毫不留情的整肅和鎮壓。”二是介紹了二十多種巫術植物，其中就包括槲寄生，也即弗雷澤作為其著作題目的“金枝”。

今年臺灣的柿子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魔藥學：魔法、藥草與巫術的神奇秘密》（史考特·康寧罕（Scott Cunningham）著，王惟芬譯，臺北：柿子文化，2019年），介紹了許多魔法藥草，但作者是以“信仰”的態度而非“研究”的態度來梳理這些藥草的，此處就不對此書做過多介紹了。

13、理查德·羅吉利《夢幻之巔：迷幻文學集粹》

[英]理查德·羅吉利編著，彭貴菊、熊榮斌譯：《夢幻之巔：迷幻文學集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這是一部文學選集，關於迷幻文學主題。迷幻的主題儘管不是全部與巫術有關，但就其起源和早期形態來說，卻是與巫術密不可分。選編者理查德·羅吉利一直在做有關致幻藥物與人類歷史文化的研究，曾寫過《文化之魔：癮品社會》、《精神藥物百科全書》等專題著作。據他的研究，人類使用致幻植物的最早證據出現在約13，000年前，而文學作品最早涉及這一主題的是古羅馬作家阿普列烏斯的《金驢記》。古代早期歷史中使用致幻植物，多是用作巫術目的，以幫助巫師進入到入迷的狀態。書中提到西方巫術中經常用到的“飛天藥膏”，就是一種典型的致幻藥物。“歐洲的女巫最常用於促使意識狀態改變的藥物是由多種精神類物質組合製成的，這種致幻膏就是眾所周知的‘飛天藥膏’。成分可能有鴉片、大麻、菸草、烏頭、貓腦或蝙蝠血，但總少不了一種或多種顛茄科植物，具體要看她們能獲得哪些物質，和個人偏好以及當地習俗也有關係。像天仙子、顛茄和曼德拉草這些茄屬植物都含有相同的致幻物質，那就是莨菪烷生物鹼。女巫們把這種神奇的藥膏抹在身上，就會產生幻覺，體驗到飄飄欲仙的狀態。有女巫事後說,她們感覺到自己飛起來了，還見到了妖魔鬼怪，並參與了狂歡儀式，還有人說，她們被變形為動物。”包括《金驢記》在內的許多作品，就提到了這種“飛天藥膏”。

14、伯恩特·卡爾松-德克爾《醫藥文化史》

[德]伯恩特·卡爾松-德克爾著，姚燕、周惠譯：《醫藥文化史》（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9年。

如今出版的醫學史、醫藥史類著作，都會關注到早期醫學與巫術的關係。《醫藥文化史》中就首先提到“氏族巫醫的魔力無所不在”，巫醫之所以具有巨大效力，是因為早期人類對於疾病的理解與現代人不同，他們認為“疾病是魔鬼降臨侵入人體所帶來的不幸。人們認為只有與氏族和神靈們有著聯繫的氏族巫醫才能消除、驅趕病魔的力量。”（2頁）早期的醫藥都可以成為巫藥，就像書中所說：“中世紀甚或近代之前的藥物治療均可以用所謂的巫藥來形容。”（54頁）《DK醫學史》（[英]史蒂夫·帕克著，李虎譯：《DK醫學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也提到了在部落社會中廣泛存在的薩滿醫學。這些內容雖然只是作為醫學史的開端部分來論述的，所佔的篇幅也有限，但對於讀者去理解醫學及醫藥觀念的演變，還是十分有益的。

15、山下克明《發現陰陽道：平安貴族與陰陽師》

[日]山下克明著，梁曉弈譯：《發現陰陽道：平安貴族與陰陽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如作者所言，近些年受影視、動漫等的影響，在日本陰陽道和陰陽師突然之間成了大眾矚目的焦點。陰陽道在前近代的日本，是與佛教、神道教並稱的三大宗教之一。作者為陰陽道做了一個概括：“陰陽道是以陰陽寮為母體，以咒術宗教活動家——陰陽師為核心，在從九世紀後半期到十世紀之間形成的職業與咒術宗教的代名詞，同時也是由陰陽師構成的學派名稱與集團名稱。”（第12-13頁）按日本平安中期的學者藤原明衡在《新猿樂記》中的說法，陰陽師“形雖稟人體，心通達鬼神；身雖任世間，神經緯天地矣。”這些特點實與巫師相似。“陰陽師使用咒術的目的是達成委託人的利益，為此或是向神靈祈禱願望的實現，又或是抵消祛除敵對人士所施加的詛咒。”（第9頁）也類於巫術的功能。

顧名思義，陰陽道源自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思想，陰陽道對日本的政治、社會、生活、信仰等都有巨大的影響。明治三年日本廢除了陰陽道，但其在社會文化中，作為風俗習慣，已融入到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中文著述類

1、關長龍《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

關長龍輯校：《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數術知識在古代大眾生活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論者所言，“數術作為一種把握現實生活和預測未來吉凶的知識與技術，其目的也在於建立一種日常生活的秩序。”（前言引楊秀清語）有關敦煌數術文獻的研究和校錄，學界已有多種成果問世，本書輯校者評述了以往敦煌數術文獻的分類問題，並提出了自己的分類系統。首先分為巫史兩大系統，史類數術文獻分為四類十目，分別是：擬象卜（栻佔）、擬數佔（易佔、擬易）、本象佔（占候、堪輿、相術、雜佔）、本數佔（陰陽、祿命）。巫類文獻（巫祝類）雖然所佔比例不大，但巫術與其他數術文獻關係十分密切，如輯校者在“前言”中所強調的那樣：“從儒家立場言之，蓋巫統乃是以天賦感通本體的‘幽贊於神明’之學，而史統則是以理性認知本體的‘參天地而倚數’（《周易·說卦》）之學，至於‘通天地人’之如須打通天賦與理性而用之，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中庸》），乃得‘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之結果。”（第12-13頁）

2、楊棟《夏禹神話研究》

楊棟著：《夏禹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大禹是上古傳說人物，兼具神性和人性，晚清以來，受疑古思潮影響，許多學者質疑大禹是否真實存在過。1909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1923年顧頡剛提出“禹為動物”。但亦有許多學者堅持認為大禹傳說的真實性。一般認為，在人神雜糅的時代背景中，“禹本是一個人，但他擁有王權，很可能又是一個巫，從而具有巫的神性。後世有關禹的傳說中便有了神話色彩的特徵，比如禹治水傳說、禹步傳說中禹所具有的超人能力、神異之舉，都是巫覡文化神話思維的遺留。”（89頁）本書對夏禹史實和神話做了詳實的考辨，雖不是專門的巫術研究著作，但對於我們理解大禹的巫師身份及其所處時代的巫術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3、王青《遠方圖物：早期中國神靈考古探索》

王青著：《遠方圖物：早期中國神靈考古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本書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有兩類：古代玉器和嵌綠松石青銅牌飾。所涉及的時期主要涵蓋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至商周這段時期。本書“以考古出土的玉器和鑲嵌銅牌飾為基本素材，並結合古代文獻記載，集中探討了早期中國的神靈崇拜及其演變歷程，深入探索了這一歷史階段宗教信仰和藝術傳統的形成過程。”本書所研究的玉器和嵌綠松石青銅牌飾，多與巫術有關。有關巫術與玉器的關係，學界已有不少經典的研究成果，如張光直對玉琮的研究，楊伯達的《巫玉之光》及《續集》中對於“巫玉”的系統梳理等。本書所提到的神靈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等說法，也頗有意味。

4、耿雪敏《先秦兵陰陽家研究》

耿雪敏著：《先秦兵陰陽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本書綜合前人之說，把陰陽家分為陰陽原理、月靈、數術、方技、五德終始和兵陰陽等六個流派。兵陰陽家的說法來自《漢書·藝文志》：“（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也。”兵陰陽家與巫術密不可分，“假鬼神而為助”，其背後主要就包含著巫術的成分。即如本書所言：“兵陰陽家是以陰陽五行為基礎，以運用多種數術及巫術為特徵的兵家流派。”（22頁）本書分析了兵陰陽家所運用的卜筮、天文氣象佔、式佔、風角音律佔、時日、地理佔、雜佔等形式，並梳理了它們是如何被運用到戰爭及各種軍事活動之中的。

5、李楠《北美印第安人薩滿文化研究》

李楠著：《北美印第安人薩滿文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這是孟慧英研究所主編的“薩滿文化研究叢書”之一種，該叢書前此已有多種著作出版。在全球範圍內，西伯利亞土著民族、美洲印第安人、北歐薩米人、南亞地區的一些族群，及東北亞的諸多民族，是信仰薩滿教的主要地區。從500多年前歐洲殖民者進入北美開始，印第安人的薩滿信仰就開始被西方人所關注，其後學者利用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等學科方法，對北美印第安人的薩滿教進行了大量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北美出現了印第安文化復興運動和薩滿靈性實踐活動，許多薩滿也開始書寫或口述作品，在社會中有較大的影響。雖然西方學界對印第安人薩滿信仰研究甚多，但中國學者在此領域所涉較淺，本書有其開創意義。

6、孟盛彬《達斡爾族薩滿教研究》

孟盛彬著：《達斡爾族薩滿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本書亦為“薩滿文化研究叢書”之一種。達斡爾族是中國北方的一支歷史久遠的民族，主要信仰薩滿教。有關東北地區的薩滿研究甚多，經典者如俄國學者史祿國有關通古斯的研究，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其中都關注到了達斡爾族。關於本書的內容，如作者所概括的：“本書是一項基於具體地區、具體民族的研究，通過探析達斡爾族薩滿教具體形態和內容，來把握歷史上薩滿教發展的基本脈絡。通過薩滿與社會群體關係的展示與分析，剖析薩滿教與達斡爾族傳統社會結構的內在聯繫，還原與重構薩滿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及其發揮的積極作用，進而針對現代化進程中人口較少民族在文化變遷、文化衝突中出現的問題，探尋民族地區各種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

7、陶磊《神秘主義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論稿》

陶磊著：《神秘主義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論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

作者陶磊一直從事巫術領域的研究，有多種論文及專著問世，本書從神秘主義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認為中國“哲學與思想深受神秘主義影響，其實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薩滿主義特質決定的。薩滿主義的宇宙觀，最核心的是所謂氣生主義。”（第14頁）作者在此前的著述中提出了巫統與血統的分疏問題，並以此為基點重新闡釋早期中國的思想與文化。他認為儒道之別，即血統與巫統之別。巫統和血統分別以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為其信仰核心。作者還反思了張光直提出的連續與破裂的命題，認為張光直對於東西方宇宙觀的判斷“正好弄反了”。西方早期宇宙論是連續的，而中國的血統宇宙論反倒主要是破裂的。本書縱橫捭闔，出入東西，有極強的理論建構意識，儘管許多觀點頗有可商榷之處。

8、陸錫興《漢字民俗史》

陸錫興著：《漢字民俗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胡適有《名教》一文，批判中國的名教崇拜，事物有名有實，中國人重視名，通過名來控制實，此風之流弊，即為名教。名教類於弗雷澤在《金枝》中談到的模擬巫術。名包含語言和文字，在巫術中，語言和文字都極為重要。本書談漢字民俗，其中很多地方都談到了巫術文化。比如作者就說到：“巫術與文字有天然的聯繫，古代的文字最初就掌握在巫師手中，不僅古代史可以找到根據，就是現代某些少數民族的文字，也還要依靠巫師解讀。”（第4頁）就倉頡造字的傳說而言，《淮南子·本經訓》說：“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註釋說：“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此即為語言文字的巫術威力。書中還有專章分析扶乩和符籙，這些都是利用文字來通神，可以說都是典型的文字巫術。

9、黃建興《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比較研究》

黃建興著：《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比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首先來看作者所說的“師教”具體所指：“‘師教’指的是中國南方各地以驅邪為核心的各類法師儀式及其背後相關的一整套宗教文化，涉及神靈、法壇、廟宇、儀式戲劇、習俗、法器和傳說故事等宗教事象。作為南方地區最為流行的宗教傳統之一，它與我國民間的巫文化傳統息息相關，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受到了所謂‘正統’宗教——‘儒釋道’三教的影響而不斷轉化。”（第1頁）勞格文認為師教可以作為儒教、佛教、道教、巫教之外“中國的第五個宗教”。該書有專章論述師教與巫覡傳統之關係。

10、馮渝傑《神物的終結：法劍信仰興衰變異的歷史考察》

馮渝傑著：《神物的終結：法劍信仰興衰變異的歷史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本書考察法劍信仰之流變興衰，所論問題十分有趣。該書首先梳理了楚地尚劍習俗與道教法劍信仰的合流，又考察了宋代以來法劍信仰受到了政府的打壓與佛教的攻訐而逐漸衰落。作者尤其強調，“兼具浪漫的道家、巫術文化傳統與崇劍尚劍文化習俗的楚文化，則為中國劍文化此後的發展，劃定了清晰的路徑和方向。”楚文化中的尚劍習俗是法劍信仰的源頭之一，楚地巫風極盛，劍在巫術也是一種重要的法器。就如書中引述李豐楙先生所言：“大抵刀劍與鏡,本具有實用目的，為現實生活中的使用物品。惟原始社會泛靈信仰、巫術信仰的觀念深植人心，加以冶煉技術尚屬科學發展的前期，因此，鏡劍本身遂有巫術功能。”（第60頁）

11、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

衣若蘭著：《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三姑六婆的說法始於元初趙素的《為政九要》：“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也；六婆者，媒婆、牙婆、鉗婆、藥婆、師婆、穩婆。”其中尼姑、道姑屬於佛道二教，有時與巫術亦有關聯。藥婆乃民間通曉數術與醫藥秘方之婦人，多與巫師身份有關，而卦姑、師婆則明顯屬於師巫系統。可見三姑六婆之中，與巫師相關者不少。巫覡在上古時代均是精英群體，有時巫師和君王首領合二為一，地位可謂極高。漢代分官巫與民巫，民間巫師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後就越發低落了，至於明清時期，民間的一些巫師就成了騙子，陶宗儀《輟耕錄》就記載了“三姑六婆”的危害：“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典型的形象即《紅樓夢》中的馬道婆，遊走於大戶人家，基本是以騙取錢財為職業。通過對這些民間巫師的研究，頗能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古代巫師地位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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