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六科给事中是干嘛的。在明朝以前给事中和御史是不一样的，给事中是谏官，主要职责是劝谏皇帝，只能相当于皇帝的顾问，而于是则是察官，负责监察百官，纠察文武百官的劣迹。但是到了明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给事中也可以行使御史的权力纠察百官。
六科给事中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是权力却不小
第一是封驳权，对于皇帝而言，给事中负责对皇帝圣旨不合适的地方纠举，“诏旨必
由六科始得奉行”，也就是说必须经过六科这个圣旨才是有法律效益的。对于大臣而言，给事中需要对大臣得上奏进行核实。所以说六科给事中还是挺有权威的。
第二可以干涉官员的去留。在明朝有这个官员的大考，叫作京察，由内阁主办，吏部和督察院承办。其实考察官员的政绩人品等等，如果不合格那你就要降职或者去职，考察完了之后再由这个御史和给事中完成最后一道程序，在考察过程中有没有人徇私枉法啊，有没有人蒙混过关啊，所以给事中要查缺补漏。如果确实在这个考察过程中有问题遭到给事中的攻击，七品给事中能把内阁首辅拉下马。比如万历时期首辅沈一贯为包庇私人，最后在言官的攻击下不得不志仕。
第三就是可以参加廷议 ，廷议就是一群人开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大官，比如六部堂官、都御史等，给事中只是一个七品官也可以参加，说明品秩虽小但是权力却很大。
明末党政严峻，给事中又掌握着这样不俗的权力，身处这样的位置便不得不被卷入党争的漩涡当中，那么六科给事中在明末党争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崇祯年间的党争
崇祯接手的大明王朝确实是一个烂摊子，党争在天启年间是最厉害的，这些言官也牵涉其中，在明朝《阉党传》当中言官占比是最多的，达到44%，既然言官都参与党争自然就失去了在创立之初维护朝堂平衡和独立监察的作用。可以说给事中的卷入让党争变得白热化起来。
崇祯皇帝虽然一上位就开始清除阉党，党争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这种局面是不可避免地，这并非是某位明主就能够改变的，况且崇祯也算不上什么明主。
党争争得是什么？争夺的是权力，是利益。俗话说的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士农工商，商虽然是贱业，但也是来钱最快的，然后就是田地，可以不缴纳赋税。所以古代当官就是两点，为了权，然后用权换钱，这便是党争，其实就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如果明朝时那些人当官都是真心实意，不带一丝杂念的为了给人民服务，那么自然是有能力者居之，旁人也没有任何不满。
崇祯时的党争又和万历天启年间的不同。万历年间天下还算是太平，党争是最符合我上面所说的利益之争的，天启年间的党争则主要是阉党和其他人之间的斗争。而崇祯年间的党争又和前面两朝不同。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和辽东局势更坏了，按理来说不论是农民军夺取政权或者女真人入关对于这些士大夫来说都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一致对外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前两朝的主要矛盾是内部矛盾，那么此时民族矛盾或者说外部矛盾应该已经成为了明王朝的主要矛盾，
内部分配不公的问题将成为次要矛盾，那么为何大家还是窝里斗，我觉得不能够简单的解释成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之辈，政令不出一家我觉得是原因之一。在网上有些人认为魏忠贤不死明朝不灭，我觉得这句话小部分正确，魏忠贤死不死和明朝灭不灭关系不大，事情都有两面性，魏忠贤是不好，但是他在至少政出一家，也就是他说的话至少能够办下去，能够施行下去。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干啥啥不成行，圣旨颁下去就变了模样。我觉得崇祯像是再学自己的祖父万历皇帝，搞斗争平衡那一套，结果玩脱手了。
明朝没有丞相，权力聚集于皇帝，现在皇帝能力不足，那么就需要首辅的帮助，但是崇祯年间阁臣换了又换，往往这些阁老还来不及培养自己的势力就被换下去了，以明朝的体制而言，没有自己的亲信班底如何能够做好事呢？
内忧外患，结果没有一个真正一言九鼎的人，所以我们才看到在崇祯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竟然还在窝里斗。
六科给事中在崇祯朝党争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六科给事中在党争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这些阁老，各部尚书可不会亲自上台，所以权力大而品级小的六科给事中就成了这些大佬博弈的手段。
六科给事中有“清流”之称，掌握民间的话语权。可对文武百官弹劾纠举，参与人事任免，所以都是各位大佬想要抓住的人，而给事中受到金钱权力的诱惑往往不能正确的行使权力。
在崇祯时期有两个比较著名的臣子，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我们就从这两个人的斗争来看看给事中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吧。
温体仁是通过周延儒进入内阁的，但是温体仁却一直想要取而代之。崇祯四年春，刑科给事中吴执御弹劾首辅周延儒招权纳贿，包庇姻亲，户科给事中冯元飚上疏指责周延儒钳制言官，收取重金，为人营求职位。同样的，周延儒也开始反击，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党，周延儒便让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誉攻击闵洪学，打击温体仁的势力。
在这样的斗争中给事中把自己的权力当作向上爬的砝码，而不是监察奸逆，可见给事中已经烂了。所以张廷玉说：“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
在最后李自成快打进北京了，议迁都之时，给事中却不肯放手。崇祯虽想要南迁，但是言官们却不肯放手，给事中光时亨说:君王死社稷。结果大顺军进了城转眼间就投降了，“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当真无耻。崇祯中兴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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