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邁的鈴木先生患上了咽喉癌，醫生告知，生命也就剩最後的幾個月了。
為了在最後幾個月的時間，活得舒適有尊嚴，鈴木先生住進了日本香川縣高松市的臨終療護機構。
在這裡，護士會照料好他的生活。
手術的時候，鈴木先生切掉了聲帶，無法自己進食，他最大的心願是能咀嚼食物。護士為他找來了一些冰塊，就算無法咀嚼，冰塊在口腔裡也會慢慢融化，不會發生噎食
鈴木先生便在這樣的“進食”體驗裡感受到了莫大的快樂，走的時候很心安。
在這家臨終護理院，還有很多像鈴木一樣遭遇的患者。
79歲的和田先生，癌症晚期，剛來到這裡的時候，因為內心痛苦無法排解，隨意發脾氣。護士長時間守候在他的床邊，全心全意傾聽他說話，盡力滿足他的需求。
肺癌晚期的奶奶，胸口劇痛，所有的藥物都不再起作用，護士為她做精油按摩，儘可能緩解藥物不能解決的疼痛。
除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安慰，療養院的環境也和醫院有很大的區分。取代醫院的病房和消毒液的味道是，佈置得很溫馨的房間，以及寬敞的廚房和休息區。
每年，有近200名臨終病人，選擇在這裡度過餘生。
2015年，《經濟學人》發佈死亡質量指數，在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中，英國死亡質量指數位居第1，日本排名14位，我國位居第71位，後十位均是非洲貧困國家。
這份報告基於緩和醫療的環境、人力資源、醫療護理的可負擔程度、護理質量和公眾參與等五大類別、20項定量指標得分構成。
直白來說就是，我國人口在經歷死亡的時候，痛苦高於大部分國家。
中國各大城市關注空氣質量、教育質量、公共體系服務質量，卻很少關注到“死亡質量”。
我們生活在一個對死諱莫如深的社會文化環境裡，在不少國人眼裡，死，是一個能吞噬一切希望的深淵。
老年生活，是一場屠殺
醫生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以一個醫生的視角，記述了人們如何一步步衰老。
從三十歲開始，心臟的泵血峰值逐年下降，人們跑步的長度和速度都趕不上過去；
四十歲左右，肌肉的質量和力量開始走下坡路；
五十歲開始，骨頭以每年1%的速度丟失骨密度；
七十歲的時候，大腦灰質丟失使頭顱空出差不多2.5釐米空間，所以老年人在頭部受到撞擊之後，會很容易發生顱內出血；
八十歲時，我們會丟失25%-50%的肌肉；大腦的處理速度在四十歲之前就開始降低，到八十五歲，40%的人都患有教科書所定義的老年痴呆。
衰老是一系列的失去，正如作家菲利普· 羅思所說：“老年不是一場戰鬥，而是一場屠殺。”
當一個人無可失去的時候，死亡驟降。
過去，大部分人與健康相伴，生活愉快的進行，在某一天，疾病突然襲擊，因為醫療有限，健康狀況就像堆在滑雪口一樣迅速下滑。
現在，醫療行業的不斷髮展，攻克了無數醫學難題，人們把延長壽命的希望寄託在醫生上。
不負眾望，19世紀中葉時，歐洲國家人口的平均壽命不過40歲，到20世紀末時，男女平均壽命就已經達到71.1歲和78.7歲。
現代醫學影響了人類生命的進程。
通過藥片、注射、手術、置換壞掉的器官幫助人們渡過難關，這種措施會讓患者病情好轉，好像是被治癒了，人的生命延長了那一段時間。
但醫療是有極限的，無論如何都不會逆轉死亡。身體不斷積累醫學實施其救治措施和打補丁工作的時候，帶來的摧毀力量，再也回不到以往健康時的狀況。所以，死亡階段不再像以往的直線下滑，而是一波三折。
所以，救治失敗並不是醫學的無能，而是對生命進程的尊重。
過度搶救還是放手
一位醫生朋友，講述了一個晚期癌症患者的故事。
一位60多歲的老人，患了肺癌，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是晚期，癌症已經擴散到胸圍，對脊椎造成了壓迫。
一：保守緩和治療，不進行手術，好好走完生命的最後進程；
二：實施手術，切除脊椎長出的腫瘤，但不能治好他的病，仍會繼續癱瘓，且手術本身很危險，還有嚴重的後遺症，可能會導致器官衰竭，縮短他的壽命。
這樣的選擇，每天都在各大醫院循環上演。
患者的家人，決定做手術。從結果來看，手術很成功，但他並沒有從手術中恢復。他住在監護室，呼吸衰竭，臥床不動導致血栓，治療血栓的血液稀釋劑又導致了內出血。
病情就像一副多骨諾米牌，治療任何一種病，都會併發其他症狀，身體轟然倒塌。
最後的時間，病人被折磨的不成人形，全身插滿了管子肉裡還有新的縫線，沒有一刻清醒。
老人年輕的時候，經歷過“文革時期”，被迫害，抄家，但他一輩子經受的痛苦可能都比不上輾轉病榻的這一個多月。
阿圖·葛文德認為是一個糟糕的選擇。之所以糟糕，是因為手術根本不能給予患者想要的東西，包括排便能力、體力、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是在縮短、惡化餘下的時間。
那能不能選擇，不動手術呢，選擇緩和醫療方式呢？
在人生最後的時間裡，選擇平靜的度過，不再追求生命的長度，不再以治癒疾病為目的，轉向生命的質量，儘可能沒有痛苦，有尊嚴的離開這個世界。
緩和醫療，不是無所作為
上海市臨汾社區服務中心的舒緩療護區是專門收治癌症晚期患者的地方，來到這裡的病人大多不超過三個月，成立十年來，這裡送走了1000多名病人，最大的103歲，最小的只有三歲。
很多深處癌症晚期、沒有治療機會的病人會選擇來到這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公里。
3床的病人王學文，住在這裡已經五年。在與家人、過去住的房子告別之後，他就來到了這裡。
儘管在這五年裡，王學文連翻身抬頭都很難，但仍然堅持每月洗個頭、理個髮，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基本的體面。
除了去臨終關懷中心，也有很多人選擇在家離去。
朋友的父親，骨癌晚期，在和醫生確診後，得知無論通過任何方法，都不能挽回健康時，選擇了回家。
最後的幾個月，他妥善的安排了後事，在家人的關懷中離開了人世。
緩和醫療，正是如此。面對疾病不是消極的地對抗或者放棄治療，而是認知到生命的有限性和醫療的侷限性，如果你一味爭取，但在大多數時候總有各種手段可以加諸病人之身。
緩和醫療的目的是讓人迴歸有意義和有質量的生活。
靠呼吸機、輸液、打強心針勉強維持的生命，沒有任何質量和尊嚴可言。對家人來說，這並不代表孝順，對社會來說也是一種資源浪費。
這樣說看起來有些殘酷，但結果可能會讓你吃驚。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跟蹤了4493位末期癌症患者和末期充血性心臟病患者，發現那些選擇緩和醫療的癌症和選擇搶救的患者，在存活時間上並沒有什麼差異，甚至還延長了存活時間。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只有放棄過度搶救，追求有尊嚴的死亡才是合理和正確的，沒有人能替別人做決定。
只是想告訴大家：或許人生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長，才能夠活得更長。
什麼才叫死的有尊嚴
回到文首經濟學人發佈的死亡質量上，基於緩和醫療的環境、人力資源、醫療護理的可負擔程度、護理質量和公眾參與的五項指標，其實是圍繞著愛、平靜展開。
如果讓我暢想自己的死亡，唯一讓我滿意的方式一定是：在親人或者社會的關愛下，沒有痛苦與紛爭的離開。
# 愛
紀錄片《人間世》，有個畫面難以忘懷，當節目採訪人員問一位選擇臨終關懷的患者，最害怕的是什麼，患者回答，是孤獨。
如果說衰老是一系列的失去，那麼在臨終之前，無可失去，就會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唯有愛能打敗孤獨。
愛，最直觀的表現就是陪伴。如果最後的時間，我的家人朋友能陪伴在我的身邊，沒有被遺忘、被嫌棄、被隔離，我就有足夠的勇氣面對死亡。
如果那時，我的親人先離我而去，但身邊有社會的關懷，我也能夠滿足。假使我不能行動，可以請社工們幫我準備一身乾淨的衣服，乾乾淨淨的離開，也算是一種體面的離開。
# 平靜
除了愛，我最期待的就是平靜。
平靜包含兩個方面，一種是生活上的平靜，一種是精神上的平靜。
生活上的平靜很簡單，沒有人希望在自己生命最後的時刻，還囿於物質生活。不必擔心護理所需要的費用，不用因為拮据，無法選擇鎮痛劑、良好的護理環境，而遭受身體上的痛苦不堪。
當然這一方面，除了自己的努力，還需要社會醫療體系的完善，小病看得上、大病看得起、重病有保障是每一個公民的期待。如果因為自己的疾病掏空整個家庭，人的離世不會有尊嚴可談。
另外，精神上的平靜尤其重要。
我明白了生死意義，善終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終點。
我已經為死做好準備，不再尋求醫療手段延長臨終過程，自然死亡。
遺憾的是，“談死色變”仍是我們文化中的主旋律，死亡，和晦氣、不利等詞語密不可分，極少數的人瞭解臨終關懷。
目前，美國2011年有近44.6%的人是在臨終關懷項目中去世。那一年，美國的臨終關懷項目／機構達到5300個，覆蓋美國全部的50個州。
而國內僅有200多家臨終關懷機構。北京市年均腫瘤死亡人數是4萬左右，西城區腫瘤死亡人數是3000人。但僅有德勝一家社區醫院有自己的床位——22張。同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相比，這些數字遠遠不夠。
在中國，有很大一部分臨終者會盡量搶救，由家屬來做關乎手術、治療和生命決定。
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家屬的社會道德壓力，認為沒盡力搶救就是不孝，會受到鄙視；另外也有部分臨終者家人不能平靜面對死亡，要求醫生盡力搶救；醫生如果不積極搶救，有可能面對家屬和輿論的硬或軟暴力。
另一方面，中國老齡化嚴重，臨終關懷愈發重要。
數據顯示，目前，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2.3億，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3.9億，成為超老年型國家。
面臨如此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年輕人和社會的負擔比都會加重。而那時，我們每個人都將成為老年人，如何度過我們的老年生活，是我們終將面對的問題。
我期待，臨終關懷變得更加普遍，醫務人員和病人討論臨終願望，變成一種常規項目：
●如果你的心臟停搏，你希望做心臟復甦嗎？
●你願意採取如插管和機械通氣這樣的積極治療嗎？
●你願意使用抗生素嗎？
●如果不能自行進食，你願意採取鼻飼或者靜脈營養嗎？
面對死亡時，能夠真正的遵照本人的意願，做出符合自己內心需求的選擇，是尊嚴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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