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去北京旅遊的朋友，一定都會去故宮，因為那是皇上的家。那麼有沒有比故宮等級更高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雍和宮。雍和宮是皇上祭祖的家廟，同時也是內地藏傳佛教等級最高的寺院。雍和宮坐北朝南，建築風格非常獨特，融漢、滿、蒙等各民族建築藝術於一體。在雍和宮天王殿北側有一御碑亭，亭內立有一四方碑，上以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乾隆帝所撰寫的《喇嘛說》。今天我們就解讀一下這篇《喇嘛說》。
御碑亭
01《喇嘛說》上段
佛法始自天竺，東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剌馬。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 我朝惟康熙年間只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勑耳。
《喇嘛說》一上來便交代了，喇嘛一詞的來源，以前漢書裡是沒有喇嘛這個詞語的。藏語中，喇是上的意思，嘛是無的意思。所以漢語中把有德的僧人，稱為上人。《釋氏要覽·稱謂》引古師雲：“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自南朝宋以後，“上人”便多用作對和尚的尊稱。在這個地方，乾隆皇帝實際上用的是傳統禪宗的思想去理解“喇嘛”這個詞的，因為“無”“上”其實都是禪宗的思想。
而且乾隆皇帝還解釋了一下，為什麼他推崇黃教。但是對於藏傳佛教，他明顯是不熟悉的。帕克巴，即元朝國師薩迦派八思巴。從元朝薩迦派的八思巴到明朝的黑帽子噶舉、紅帽子噶舉，他把所有的喇嘛都歸為了黃教。所以他說，清朝尊崇喇嘛教，只是對前朝信仰的延續。
元朝在治理藏區時，採用的做法是“薩迦派獨尊”，而明朝雖沿用了元朝利用和扶持佛教的策略，但是在很早就採取了“多封眾建，尚用僧徒”的策略。所以，自元明兩朝開始，冊封的灌頂國師和法王是眾多的。但是在清朝，只有清聖祖康熙冊封的“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卻丹。至於達賴、班禪世系，只是承襲元明的舊例。
乾隆帝《喇嘛說》
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據《清史稿·世宗本紀》記載：“雍正元年十一月戊寅，羅卜藏丹津入寇西寧，守備馬有仁、參將宋可進敗之於申中堡，賊遁。丙戌，年羹堯奏總兵楊盡信進剿番賊於莊浪椅子山，斬賊數百。”在雍正元年（1723）的羅卜藏丹津之亂，讓雍正帝看到了藏傳佛教於蒙藏地區的巨大影響力，於是他便親自培養了一個為清朝中央政府服務的活佛喇嘛---章嘉活佛三世若必多吉。
章嘉活佛是格魯派四大活佛之一，而且章嘉若必多吉從小和乾隆帝一起長大，所以乾隆皇帝對於黃教的歷史和世系是非常清楚的。在這裡，他解釋了中外黃教都歸達賴和班禪管理後，給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國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而且毫不掩飾的說，推崇黃教是因為蒙古各部都信奉黃教，對我安撫蒙古是件大事，我不得不保護黃教，但是我又不像元朝一樣諂敬你們。
在《喇嘛說》的上半段，主要就是交代了清朝要興黃教的核心理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點出了“興黃教”這一宗教政策在國家政治安全的地位，這個地位就是“所繫非小”。乾隆皇帝還明確的指出了宗教信仰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故不可不保護之”。
乾隆御筆喇嘛說
02《喇嘛說》下段
其呼土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
下半段，先解釋了一下“活佛”的傳襲制度。僧人沒有子嗣，所以便將這一稱號授予弟子，這和傳給兒子是無異的。要找一位聰明且有福相的弟子，使其作為“轉世靈童”，自幼便對其加以教導，長大之後便稱其為“活佛”。後面，乾隆皇帝直接指出了活佛轉世制度的弊端：世風日下，出生的轉世靈童，全部都出自同一個家族，這與子承父業的世襲爵祿制度有何不同。“予意以為大不然”，這個地方乾隆的口氣明顯很不好了。
“率出一族”指的是六世班禪大師家族。七世達賴圓寂以後，是由六世班禪主持認定的靈童，而巧的是八世達賴靈童家族和六世班禪家族是親戚。同時，六世班禪大師的哥哥仲巴活佛（南喀嘉措·羅桑金巴）是後藏第一大寺扎什倫布寺的總管。他的弟弟噶瑪巴是噶舉派第十世的“紅帽子活佛”羊八井活佛（曲朱嘉措）。這樣一來，在清朝香火最為鼎盛的兩派格魯派和噶舉派，前藏後藏四大領袖，一個家族便出了三個。這種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帶來的利益紛爭最終導致了廓爾喀軍隊入侵西藏。
清反擊廓爾喀入侵西藏
- 廓爾喀入侵
1780年，六世班禪為祝賀乾隆皇帝70大壽進京，但卻不幸染“天花”在北京黃寺圓寂。不勝哀傷的乾隆，為表體恤之意，為班禪備下了足以顯示天朝國力的豐厚賞賜。正是這筆龐大的遺產，引起噶瑪噶舉派的紅帽子活佛，與仲巴活佛兩人的爭奪。
乾隆四十九年（1785年），噶瑪噶舉紅帽系第十世活佛曲朱嘉措外逃到廓爾喀國（今尼泊爾），並挑唆廓爾喀國王發兵西藏。1788—1789年，廓爾喀以“商稅糾紛”為託辭，派兵入侵後藏。乾隆派巴忠等人率兵入藏支援。巴忠以敷衍的態度從中調停。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爾喀兵再次入侵西藏，將扎什倫布寺洗掠一空後，又攻打日喀則宗城堡，掠去後藏藏民大量牲畜。
據《清史稿·高宗本紀六》記載：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一月癸酉，授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奎林為參贊，徵廓爾喀。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戌子，福康安奏廓爾喀酋拉特納巴都爾等乞降。上以其悔罪乞降，許之，命班師。
廓爾喀入侵西藏，洗劫扎什倫布寺，乾隆帝龍顏大怒，必須要對活佛轉世制度進行改革了，必須要改變“率出一族”的弊端，這就是金瓶掣籤制度的核心起源。
乾隆皇帝
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土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眾所周知，滿清皇室篤信藏傳佛教，其中最為“痴迷”者，當屬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非常通佛理的，這裡他說了一句直指佛理的話，“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佛原本無生，又哪裡來的“轉世”之說？無生就是涅槃，佛追求的是寂靜涅槃，哪有轉世之說。這一句其實是給諸大活佛講的，五蘊皆空，萬法皆空。佛追求的是涅槃，今生是空，來世也是空。按道理，乾隆帝這9個字一出口，活佛轉世制度應該就此終結了，但是他又來了個轉折，接著說如果今天沒有轉世活佛的制度，那麼數萬藏僧便沒有皈依處，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而已！這裡皇帝又用了一個“不得不”，跟前面講“興黃教”不可不保護，是一個套路。我是被逼的，不得不承認這個轉世制度而已。
乾隆皇帝看的非常清晰，他先用“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來警示、點撥諸位活佛，然後又用數萬僧眾無皈依處來和諸位活佛大喇嘛妥協，政治手段不可謂不高。緊接著他又舉了個噶舉派來說明，活佛制度的腐敗。
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 茲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這裡乾隆皇帝把廓爾喀入侵的事情講了一遍，接著直接指出了教亂的原因：轉世靈童都同一家族，都是為了一己私利。佛怎麼會有私心呢？所以對這種為私利串通的現象必須禁止，並給出了他的方法，即金瓶掣籤制度：凡是轉世靈童，可由大家推舉幾個人，各自將名字寫下放置在瓶中，抽籤決定人選；這樣做雖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同以前由一人授權的做法相比，或許稍稍公正一些。
金瓶掣籤制度
- 金瓶掣籤制度
1252年，噶瑪噶舉派高僧噶瑪拔希，被元憲宗蒙哥封為國師，並賜金邊黑帽和金印。在噶瑪拔希圓寂前，經一系列秘密籌備，將佛祖的“化身論”和“轉世輪迴”實施到宗教中，黑帽系活佛轉世制度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後來被藏傳佛教各教派紛起仿效。
從清康熙帝至乾隆帝之間，西藏各教派紛爭激烈。遊牧於青海的蒙古汗王也不安生，想盡各種辦法試圖控制西藏的大活佛，以便擴張自己的勢力，並鞏固所獲得的特權。在金瓶掣籤制度制度頒佈之前，轉世靈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師“吹衝”降神來認定。“吹衝”很大的弊端就是假借神諭、私下串通，四大護法都買通了，“率出一家”也就正常。
乾隆皇帝非常務實，他知道啟用金瓶掣籤制度也無法完全解決弊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頒佈實施。其中第一條，便是設置金瓶掣籤制度，明確規定：“關於尋找活佛和呼圖克圖的靈童，依藏人例俗，確認靈童必問卜於四大護法，這樣就難免會發生弊端。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籤牌上，放入瓶中，選派真正有功德的活佛，誦經祈禱七日，然後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釋迦牟尼像前掣籤認定……”並要求“拉穆吹忠四人，認真作法降神”，“不得仍前妄指，私相傳襲”。
這份章程分存於理藩院和西藏，成為清朝政府管理西藏事務的基本文件，同時也是西藏地方政府辦理政務時必需遵守的原則。
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
乾隆皇帝還頒發了兩個金瓶，一個放在北京雍和宮戒臺樓的釋迦摩尼像前，一個置於拉薩大昭寺釋迦摩尼像前。雍和宮的金瓶，主要是用於衛藏地區以外，例如甘肅、青海、內蒙、四川等地的活佛轉世；大昭寺的金瓶只用於達賴尊者和班禪大師的靈通轉世。雍和宮的金瓶掣籤由理藩院尚書監督，拉薩大昭寺的金瓶掣籤由駐藏大臣監督。自此，金瓶掣籤成為定製。
《喇嘛說》上半段確定了“興黃教即以安眾蒙古”的國策，下半段就定了“金瓶掣籤制度”的宗教政策。那麼作為一個帝王，一個政治家，除開整理教亂的宗教目的，他的政治目的呢？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
乾隆先是解釋了，他為什麼能這麼制定政策的原因是因為他學習了藏人的經書。在他學習黃教的典籍時，便有人說他興黃教過剩，然後他用一個反問句“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表明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蒙古數十年的太平，這個就是他的政治目的。而且在《喇嘛說》最後一句，乾隆帝提出了“金瓶掣籤”這次宗教改革的最終目的。
十世班禪圓寂，十一世班禪選出
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而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覆成此事，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亦在茲矣。
後藏噶瑪噶舉派的教亂，在福康安班師回朝以後，乾隆帝嚴懲了紅帽系第十世活佛曲朱嘉措的叛國行為，廢除了噶瑪噶舉紅帽系活佛轉世，查抄了羊八井寺，並強令其所屬百餘名紅帽喇嘛改宗格魯派（黃教）。這樣的功績，元朝統治者是沒有的。“合內外蒙古之願......安藏輯藩，定國家之基於永久”，實際上，這個才是通篇《喇嘛說》的核心。
總結：乾隆皇帝的這篇《喇嘛說》，共2179字。上段講“興黃教即以安眾蒙古”，下半段講“金瓶掣籤制度”，加強了清政府對西藏邊疆的統治，為國家對穩定蒙藏地區的社會局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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