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國際縱隊戰士受困於法國集中營，他們身後是朱德等人贈送的錦旗。
12歲的謝進珍被滿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幹休所一個外觀普通的房間裡，滿牆都貼著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長相敦實的黑人，還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對著鏡頭演講。
謝進珍的養父、一個西南小城裡滿臉滄桑的“書呆子”，站在屋裡，對每張照片都能說出一段掌故來。她甚至聽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後來她才知道，這些照片記錄了上世紀30年代末西班牙內戰的情形。而養父謝唯進，當年在戰場上親手拍下了這一切。他是“國際縱隊”的一員。
類似的震驚，在20年後擊中了另一個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國人。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的臺灣人鄒寧遠，原本正翻閱“國際縱隊”美國志願軍的名單，不期然看到了3個類似中國人的名字。
與謝進珍不同，他知道什麼是西班牙內戰：“從西班牙畫家畢加索的巨幅壁畫《格爾尼卡》上，可以聽到德國戰機轟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馬驚惶的哀嚎聲……從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戰地鐘聲》裡，可以聽到異鄉人在西班牙戰地敲響的浪漫鐘聲。從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篇裡，可以看到鋼鐵般的鴿子飛渡重洋，盤旋在馬德里血巖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續至1939年的這場戰爭中，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來自世界53個國家的4萬多名志願者，主動奔赴戰場。這些人中，有中國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醫生白求恩、匈牙利攝影師羅伯特 ·卡帕、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拍攝《四萬萬人民》的荷蘭導演伊文思……當然，還有海明威。
只是，那裡怎麼會出現中國人呢？
“那是一件該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後來那些尋找中國人的故事，源於1981年冬天的某個夜晚，紐約城裡播放的一部電影。
那是一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1936年，因為反對民選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軍人佛朗哥發動武裝叛亂。他得到了德國元首希特勒與意大利總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瞭解歷史的人們，會將西班牙內戰總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但當年，在佛朗哥軍隊與得到蘇聯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間，英美等國選擇了保持“中立”。一時間，唯有德意兩國的武器源源不斷輸入西班牙，該國成為法西斯實驗最新武器的戰場。
然而，這場戰爭最不同尋常的地方在於，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許多國家的公民作出了與他們政府不一樣的選擇。
4萬多名志願者，也許是藝術家、詩人，也許是礦工、木匠、海員，或者碼頭工人，在那一年紛紛奔赴西班牙戰場，組成“國際縱隊”，支援共和政府。美國作家海明威在那裡成為一名戰地記者；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當時則加入了民兵組織。
跑去西班牙的，還有加拿大醫生白求恩。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已經從這場內戰中嗅到了世界大戰的陰影：“法西斯從德國和日本開始，現在已經到達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們攔下來，世界就會變成一個屠宰場。”
“我記得半夜醒來，心想不知體檢醫生知不知道他有關節脫臼的毛病。也許我該把這秘密告訴醫生，他就準去不成了。”一位美國老太太對自己半個世紀前的糾結還記憶猶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這樣做了，我會無法面對自己，他也一輩子不會原諒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學體育教師，終究在西班牙戰場遇難。提起往事時，老太太咬著牙努力地控制著即將落下的淚水說：“我們每個人終究都會死，如果為了正義而死，也許不是件壞事。”
觀眾席上，從事科研的華裔夫婦鄒寧遠與倪慧如被這一幕震撼了。
成長於臺灣的鄒寧遠與倪慧如，當時是紐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員，每天的生活就是忙著“寫專利、發論文”。這部名為《正義之戰》的電影，讓這兩位科學家第一次聽說半個世紀前發生在西班牙國土上的戰爭：竟有這麼多人自願從這麼多國家出發，為了一個陌生國度的人民而投入戰爭，這對他們來說，有些“難以想象”。
因為這份感動，他們很快與曾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美國志願者團體熟悉了起來。事實上，老戰士們依然活躍在全美的各大抗議遊行活動中，中氣十足地反對著那些他們認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現在遊行隊伍中，除了標語之外，他們也會驕傲地舉著“林肯兵團”的大旗，那是他們當年在西班牙的旗號。
直到1986年，鄒寧遠在“林肯兵團”的紀念冊上發現了中國戰士的名字。
如今說起這事兒，他一連用了好幾個“不可思議”：“聽到美國志願者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事情時，已經覺得很不可思議。可我們沒想到還會有中國人去參加——那就更不可思議了。當時中國還在進行抗日戰爭啊！這些人是誰？為什麼會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們不知道上世紀30年代中國的氣氛。那時候，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葉君健常常會與他的老師、武漢大學教授朱利安·貝爾在通信中討論西班牙內戰。貝爾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最疼愛的外甥，一位擅長作“朦朧詩”的詩人。西班牙內戰爆發之際，這個年輕人覺得自己無法再安居於中國：“我怎麼能夠讓別人冒著生命危險去西班牙，為我們相信的理念而戰，而我自己卻置身度外。叫我怎麼能掙脫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報》、《新華日報》、《救亡日報》等當年的報刊上，西班牙內戰也總是國際新聞的頭條。那年頭還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衛馬德里》，是一個名叫“國際研究會”的小組織裡兩個年輕人寫給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沒有聽說過這首歌，至少在中國，這首歌被廣為傳唱，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學生中流傳開來，後來連教會大學的學生都哼著“拿起爆烈的手榴彈，對準殺人放火的佛朗哥，起來！起來！全西班牙的人民”滿街跑了。
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高放曾撰文回憶稱：“我當時在福州市上高小，記得音樂老師指教我們合唱這首雄壯激越的戰歌(《保衛馬德里》)，還幫助我們編導演出了聲援西班牙的話劇。我穿著小軍服，佩戴軍官的武裝帶，手揮軍刀，在舞臺上高喊‘誓死保衛馬德里！’這在我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遊行中，《保衛馬德里》的歌聲響徹了延安。正在當地訪問的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還用西班牙文寫了“不許法西斯通過！”的標語，高高舉在遊行隊伍的前面。
甚至還有日本人參與了國際縱隊。
鄒寧遠曾在巴塞羅那的國際縱隊50週年紀念會上遇到過日本教授川成洋。這位教授帶著一支紀錄片拍攝隊伍，就為了蒐集當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願者傑克·白井的資料。很多美國老戰士記得這個傢伙，他是在西班牙時“林肯兵團”裡最受歡迎的伙伕。
但傑克對自己被分到的這份工作，簡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蘇聯步槍，我來這兒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線！誰能夠在廚房裡打法西斯！去他媽的廚房！”
這番抗議起了效果，白井在機關槍連隊裡成了一位“持槍廚子”，他跟政戰官立下約定：一旦前線有戰事，就去參戰。最終，在1937年7月11日，為了給前線戰士送飯，白井利索地跳出戰壕，再也沒能回來。
日本人沒有忘記這個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兒。近30年後，白井在東京無名戰士公墓擁有了一塊紀念碑，還有兩位日本學者為他著書立傳。
倪慧如猜想，對於當年正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人來說，能夠發現這樣一位國民去參與反法西斯戰爭，也許象徵著一種救贖，因此他們分外鄭重。
即便到現在，鄒氏夫婦也沒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華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場，為什麼半個世紀後，卻幾乎不見任何記載。“既然我們已經肯定地知道有中國人參加，我們就不能再讓這段歷史繼續空白。我們要把這些中國人找出來。我們要認識他們，瞭解他們當年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憶往事時，倪慧如說：“我們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是否有能力勝任，只覺得那是一件該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來前線，盡我的全力作一名戰士來戰鬥的”
這念頭一起，就是歷時十多年、可能出現在全球各地的尋找。為了還原這場戰爭中發生過的一個小小的瞬間，鄒寧遠與倪慧如曾經在西班牙某小鎮的檔案館裡把所有格子中滿布灰塵的卡片一張張抽出，試圖尋找到一些舊日光影的蛛絲馬跡；他們走訪過奧地利、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等國，與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談，甚至在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吃了不止一次閉門羹……
他們發現了一個又一個充滿勇氣與理想主義色彩的故事。
國際縱隊中並沒有專門設置一隊“中國縱隊”，可是，巴黎華文報《救國時報》1939年的一篇通訊顯示，從世界各地趕去西班牙的國人可能達到了三位數：“中國同胞在西班牙參戰者，總計在國際義勇軍者和共和國軍中者百餘人。”
這百餘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謝唯進。1937年春天，他把長子託付給友人，隻身一人從瑞士來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西線戰事》的小說中，作者活靈活現地描繪了謝唯進如何“在歐洲組織中國人參加國際縱隊”，“受命赴西班牙參戰”；但對於讀過謝唯進書信與日記的鄒寧遠與倪慧如而言，事實並非如此。
“至少在我們所見到的資料中，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戰場的。”鄒寧遠正色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相反，他見到了謝唯進寫給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通篇費力地勸說對方接納自己參戰：“為了要參加這個鬥爭，我費盡了萬難才來到西班牙……我不是來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來前線，盡我的全力作一名戰士來戰鬥的。”似乎是為了打消疑慮，謝唯進還建議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國部核實自己的黨員背景。
最終，他如願以償被分派到國際縱隊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隊。
上海工人陳阿根是直接從中國跑去西班牙的。因為在廠裡嘗試著組織工會，他被國民黨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國汽輪避難。而這艘輪船啟程開往歐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廚子熟悉了起來。這位廚子一肚子學問，不光會講法語，還會5種中國方言。他告訴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勝，又一場世界大戰將近在眼前。當船駛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魯尼亞時，陳阿根已經決定下船參戰。
後來美國人奧尼茨在俘虜營裡和陳阿根成為好朋友。他問阿根：“那廚子鼓動你來西班牙打仗，自己為啥不來？”
阿根說：“他說他奉命要去蘇聯深造。”
遇上鄒寧遠與倪慧如的時候，奧尼茨跟他們說了自己後來的猜測：一個會講多種中國方言、在船上當水手、還奉命去蘇聯深造的越南人，也許就是胡志明？無論如何，陳阿根自己看上去一點也沒後悔。
國際縱隊裡的中國明星是來自法國的老工人張瑞書與劉景田，兩人都大字不識幾個，年輕時從山東去法國打工賺辛苦錢，西班牙內戰爆發的時候都40多歲了。法國雷諾車廠共產黨黨支部招募工人組成“雷諾連”去西班牙參戰時，他倆一起報了名。
和白井一樣，他們沒得到上前線殺敵的機會。國際縱隊費了好大的勁兒去說服他們：被分到衛生隊擔任擔架兵一樣是為打法西斯出力。
張瑞書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紀大”。可這倆山東老鄉也不說啥，就埋頭苦幹了起來，他們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國際縱隊第14旅的《聯隊》雜誌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專門寫他們的：“國際縱隊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們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們在機關槍子彈下背出火線的？沒有人知道確實的數目，但是，傷員和戰士都知道，他們勇敢無畏。”
第一位從美國出發的中國志願軍戰士，是土木工程師張紀。他是長沙人，大學畢業後，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家礦場裡工作。37歲的張紀在1937年春天在紐約登上“巴黎”號客輪，在抵達西班牙後的報名表中，他寫道：“我來此地的初衷，是想運用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來幫助這場戰爭。我不反對加入國際縱隊，只要我能夠為西班牙政府最後的勝利給予具體的貢獻。”
與他同在“林肯兵團”的還有廣東人陳文饒。人們無從得知25歲的他為什麼會去西班牙，只能讀到他負傷住院後寫給唐人街華文報的信：“在這次戰役中，我不幸中了開花彈，傷及我的右腳。彈從腳面入，從趾部出。醫生已把這受傷的大腳趾剖割。一俟傷口痊癒，我就要再上前線去殺敵。”
國際縱隊裡的很多人都記得華人醫生畢道文。他原是印尼華人，一直為印尼獨立而鬥爭，不願在“國籍”一欄填上殖民宗主荷蘭，於是總自稱是中國人。1939年春在法國的集中營裡，波蘭志願軍人辦的小刊物邀請畢道文談談“有關遙遠中國的事情”，這位印尼大叔(沒準是費了老大的勁兒)為他們歪歪扭扭地寫下了幾個漢字：中國，波蘭，自由。
那年頭國際主義精神對這些人的感召，可以從張紀的一段回憶中看出來。有天，他在戰場上打聽陳文饒的消息，迎面跑來一個大胖子，使勁兒握著他的手。老張定睛一看：嘿，這不是在明尼蘇達州時常去的酒吧裡的酒保嗎？
幾句寒暄之後，對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經歷：“你知道我是從巴塞羅那登陸的？我們那條船被意大利潛艇炸燬了。”船上有60多個美國人，200多個其他國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撲騰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頭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產黨人，你知道他們幹什麼？他們唱起了《國際歌》！”聽著世界各國不同的語言匯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覺得自己一下就沒有了害怕。他對張紀說：“等回了美國，我就要加入共產黨！”
“他們不是年輕人覺得新鮮，想冒險，想去西班牙戰場玩玩。他們是深深地覺得，人類——不管來自哪個國家，不管什麼種族——都應該平等，互相尊重，互相愛護，相互幫助。”瞭解了這些志願者的故事之後，倪慧如總結說。
“我還是要去中國的。再見了，老青年！”
“你們是要先聽我在西班牙的事，還是在中國的事？”1991年，在東柏林的一間民居里，曾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德國醫生白樂夫這樣問遠道而來的鄒寧遠、倪慧如夫婦。
當他們盡全力去探究這段故事的時候，被遺忘的歷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撲面而來。事實上，西班牙內戰與當時同樣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雜誌上，張紀記述了自己在西班牙軍官訓練學校認識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他倆在法國某站臺上重遇。查理已經瞎了一隻眼，但他滿不在乎地衝著張紀嚷嚷道：“哎，如果他們不嫌棄我少了一個頭燈，我還是要去中國的。再見了，老青年！”
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中國，與西班牙遭遇的是類似的命運。當年《救國時報》送給西班牙前線戰士的錦旗上寫道：“東戰場，西戰場，相隔幾萬裡，關係文化的興亡。咱們所拼命的，是對侵略的抵抗，咱們要貫徹的，是民主的主張。”
德國共產黨員Rolf Becker地道的漢文名“白樂夫”，就來自1939年的中國。從西班牙戰場撤退以後，他與奧地利醫生嚴斐德、捷克醫生紀瑞德一起從利物浦啟程前往中國，一路行經江西修水、河南南陽、雲南楚雄等多個地方，“哪裡有戰火，我們就到哪裡設立流動醫療站”——這是從西班牙內戰中得來的經驗，可以就地搶救傷病員。
直到8年後，他才登上二戰後第一班從上海回倫敦的輪船。
與他有類似經歷的，還有2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醫生與兩位女護士。他們都是離開西班牙戰場之後，自願趕赴中國，繼續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因為這段經歷，他們每人都有一個典雅的漢文名。這些人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來中國後第二年在陝北因細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國待的時間最久的，是白樂夫。
許多醫生都忘不了他們當年在中國紅十字會的總部、貴州圖雲關山區的時候，每週總有一兩天，大家結伴一起，唱著西班牙戰壕裡的歌曲下山，浩浩蕩蕩去貴陽城裡聽京戲。
在中國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後，白樂夫在山東遇到了印尼華人畢道文，因為有西班牙的共同經歷，他們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憶起西班牙戰場，白樂夫還記得國際縱隊中有一個廚子是中國人，個子高高的，30多歲的年紀，是從法國過去的。“我們嫌他菜燒得不好，他氣得不得了，說‘你們不是共產黨員！你們怪我煮的不好，你們不是共產黨員！’”
“最開始，我們只是懷著好奇心去查找。”鄒寧遠說。可是慢慢地，見過越來越多在美國、在歐洲的西班牙戰場志願者，瞭解了每個人的故事之後，他覺得有義務要留住這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對中國人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歷史。我們想讓世界知道：中國也有人參加國際志願軍，他們在怎樣的環境下參加、他們參加的過程是怎樣的——總之，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是世界的一員。”說起這項研究，倪慧如變得有些激動，“這是全世界的人，為了同一個夢想，為了民主，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齊心協力地來做一件事。而中國人是參與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國參戰者“最大的光榮”，當屬1938年一位中國海員從上海經馬賽輾轉帶去的一面錦旗。錦旗足有一人高，用黃色的中英文雙語寫著“中西人民聯合起來！打倒人類公敵——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同贈”。其中，朱德是謝唯進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同學，周恩來也已與他認識十幾年，謝唯進帶去西班牙的照相機就是周贈送的，他用它拍了後來那滿牆的照片。
巴黎中國人民陣線一位名叫“趙建生”的聯絡人寫信告訴謝唯進說，這面錦旗是毛澤東和王明委託海員送來的禮物。“趙建生”，是饒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時，國際縱隊已經走到最後的時刻。當年9月，辛苦支撐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佈撤除所有外國部隊，希望德意兩國也會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國人也隨著大部隊，陸續撤退到法國境內專門安置國際縱隊的集中營裡。
集中營建造在海岸邊的沙漠上，四周沒有草木，只有圍了兩層的鐵絲網與網外看守的法國士兵。這樣的境況下，謝唯進還帶著一個西班牙語極好、名叫張樹生的戰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報《中國抗戰情報》，向營裡的國際戰友們宣傳中國的抗戰問題。
在集中營裡，謝唯進給遠在中國的友人龔普生寫下了這樣的話：“一俟弟等解囚，當速整戎裝，趨赴祖國前線，為民族之獨立生存而效命。”
決定回國抗日的還有碉堡工程師張紀。在西班牙一所醫院裡，他告訴美國人門德，自己要去延安，參加八路軍。
沒有人知道張紀是否曾成功抵達延安。關於他的所有線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門德在1986年訪問中國時，還曾向相關部門詢問過這位老友的下落。對方告訴他，中國姓張的人太多了。“從此我再也沒有他的消息，連一句話也沒有。”“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還要長命，大地將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終撤退之前，國際縱隊的戰士們奉命彙集到巴塞羅那。女英雄伊巴露麗在他們與西班牙人民的告別會上上臺致辭：“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當代表和平的橄欖樹枝重新發出綠芽、編結成西班牙共和國勝利的桂冠時——請務必回來！
“請回到我們這裡來。你們如果沒有故國可歸，這裡就是你們的家園；你們如果渴望友情，我們就是你們的朋友。你們將滿載全體西班牙人民的熱愛與感激。”
廣東人陳文饒沒等到這天。半年前，這個不到25歲的小夥子在甘德薩戰役中陣亡。葉君健的老師朱利安·貝爾，也在西班牙犧牲。他們的結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國土的國際志願者，僅7%毫髮無傷地離開，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遠留在了那裡。
海明威以自己的語句送別了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來，他們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還要長命，大地將永垂不朽。
“沒有人比在西班牙陣亡的人還要光榮地入土。這些光榮入土的人士，已經完成人類的不朽。”
德意兩國並未隨著國際縱隊的撤出鳴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潰不成軍。1939年3月28日，首都馬德里被佔領，西班牙內戰就這樣以共和政府的失敗告終；長達40年的佛朗哥獨裁統治則由此開啟。
離開西班牙戰場後，因為在法國工作多年，張瑞書與劉景田很快就被工友們搭救了出來。雖然沒有進集中營，卻也被法國驅逐出境。他們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報》上，倪慧如讀到了他們被評為“勞動模範”的新聞。在鄒氏夫婦開始尋訪之前，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內。
張瑞書在1947年成為新華社的幹事；他在那裡一直幹到退休，並於1968年去世。在親友的描述中，這是一個待自己近乎嚴苛的老黨員；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澆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沒什麼人關注他的過去。倪慧如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託人去詢問，一位老幹處的負責人告訴來者：張瑞書文化水平不高，在社裡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對新華社並沒有突出貢獻。
然而鄒寧遠與倪慧如一次次在歐洲的雜誌上見到他們。張瑞書的大頭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馬德里出版的一本雜誌的封面上；作為一名令人難忘的國際英雄，他的西裝照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一本法國雜誌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與東德的報紙上，劉景田揹著傷病員的相片，被當做那場滿是國際主義者的戰爭中經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東德醫生白樂夫最後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畢道文寄來的信函。他猜想畢道文在其後的蘇哈托政變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畢道文給印尼國內的老朋友寄了一張明信片，上面只寫了一個詞：自由。這個詞把對方嚇了一大跳。那時候的印尼，收一張這樣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風險。當時畢道文在一處偏遠小島上的麻風病院裡當醫生。人們認為他已近乎發瘋。
80年代末，在東柏林的寓所中，白樂夫找出收藏多年的畢道文相片，交給了鄒寧遠夫婦。照片上的中年人身著民族服飾，圓圓臉，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給老友的這封信中，畢道文寫道：“我寄給你一張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戰及中國的老戰友。希望你能完整無缺地收到……不要忘記前進！”
白樂夫醫生在1999年93歲生日的當天離開人世。他的訃文上寫著：獻金請交給Cuba Si，為古巴兒童買牛奶。
對於生長在臺灣、上世紀60年代赴美留學的鄒寧遠和倪慧如而言，美國的西班牙內戰志願軍是他們最熟悉的。那麼多年來，在美國的各種抗議活動中——紐約反對核武競賽的隊伍裡，抗議美國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遊行中，乃至以後反對伊拉克戰爭的人群中——他們總會看到這群白頭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隊伍前排。
“他們一輩子都是這樣的個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會站出來抗議。遊行隊伍裡，他們看上去那麼年輕。”倪慧如回憶說，“有回我們在紐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隊伍裡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是個90多歲的老兵，朝我們打了個招呼，就繼續往前走。他後來就是在遊行時去世的。”
毫無疑義，西班牙戰場下來的這群老戰士，“不是講講而已，是要身體力行自己去做，他們用一輩子實踐了自己的理想”。
“他們遠赴西班牙是為了一個信念……他們證實犬儒主義是一個謊言”
很難說四川人謝唯進可曾如願踐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擔任空軍工程部副部長的謝唯進頂著一“謝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養病”，直到臨終前也沒能說清自己的歷史問題——他的蘇聯妻子，他在蘇聯讀書的兒子，還有他曾經在國外多年的“國際特務”身份……
但他告訴養女謝進珍：“我問心無愧，你要記得你爸爸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
謝唯進回國後，曾在重慶從事了幾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戰場是在解放戰爭時，擔任四野特種兵政治部副主任，隨著部隊從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獲得一級解放勳章。在空軍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離休了，兩年後，更被送往偏遠的南充幹休所。
他人生最後的精力幾乎全都傾注在一箱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資料上——它們陪著他從西班牙戰場到法國集中營，再漂洋過海回到中國，在四川鄉下躲過了抗日戰爭與歷次運動的摧殘。
獲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後，謝唯進把醫院變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內戰資料的工作室。他最終趕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資料。
在南充小屋裡滿牆戰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養女說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讓你知道這段歷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這麼多東西，你要是不知道，還不當廢品給我扔了。”有一回，謝唯進感嘆說。
但謝進珍不開心的時候，會跟爸爸頂嘴：“我覺得你這個老黨員這麼多年，今天落得這個結局，有什麼意思？還不如當老百姓自由些！”
不論環境如何改變，謝唯進依然對每一個他遇到的人講述當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謝進珍的老師來家訪，他也對人家侃侃而談：“當年西班牙戰爭，我們雖然失敗了，但是國際上幾十個國家的人，黑種人、白種人，不分種族去支援西班牙內戰，那種氣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記西班牙戰場一樣，西班牙戰場上的戰友們，並沒有忘記他。
鄒寧遠還記得一個奧地利的老戰士特地來告訴他：“我在戰場上遇到過‘林濟時’。”“林濟時”是謝唯進在參戰時使用的假名。鄒寧遠最驚訝的是，50多年過去後，這些老人依然牢牢記得那個中文讀音，這對歐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們的很多記憶都清楚得不可思議”。
後來他逐漸明白了，“那是他們一生中，也許是最重要的經歷”。
“請務必回來”——1996年，伊巴露麗這句演講詞說出口58年後，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國際縱隊戰士從29個不同國家步履蹣跚地回到了馬德里。西班牙議會在那年年底通過決議，頒給這些“為維護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績”的國際志願者公民證。
“兄弟們，你們的名字照亮了馬德里。”西班牙老詩人在老兵的聚會上大聲吟誦詩作，幾乎同時，觀眾席上爆發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聲：“不許法西斯通過！”
謝唯進與張瑞書已去世，更多的人則從此不知所蹤，重回馬德里的老戰士中，並沒有一個來自中國。
鄒寧遠和倪慧如的尋訪進行到最後，寫出的文章被集結成一本關於中國志願軍的書，2001年在臺灣出版，名為《橄欖桂冠的召喚》。
“不管寫得是好還是不好啦，只要查證之後是確切無誤的事情，我們就把它弄出來。”每篇文章後都附著很長的註釋，每條信息的來源都被仔細標註，“希望後人如果有興趣、有機會，能夠把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這本書有了簡體中文版，取名為《當世界年輕的時候》。與此同時，在地球的另一頭，因為一位素不相識的西班牙漢學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語譯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紅旗圖案為底色的封面上，中國工人劉景田揹著傷員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頭的硝煙中。
第一次聽說這段歷史的時候，鄒氏夫婦剛過不惑之年，現在，兩人已頭髮花白。
在書的末尾，他們附上了一篇美國作家約翰·賽爾斯在慶祝林肯兵團50週年紀念會上的致辭：
“犬儒主義者認為人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活，認為每一樁似乎是無私的行為，骨子裡都潛藏著貪婪、仇恨與恐懼；犬儒主義者說，為了要使人守規矩、要使社會運作，你必須要懂得怎麼利用和指使人們潛藏的黑心。犬儒主義者說，這就是生活，人就是這樣的。這番話乍聽起來似乎有理，但不久你會說：‘但是林肯兵團那些志願軍是怎麼回事？’……
“你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他們遠赴西班牙是為了一個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夠在一起生活，他們根據這個信念而生活，許多人為此而犧牲性命。
“‘但是，他們戰敗了！’犬儒主義者說。犬儒主義者並不知道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戰鬥過，在他們不需要作戰時，他們去作戰；當戰爭並不能為他們家鄉帶來榮耀時，他們去作戰；他們證實犬儒主義是一個謊言，它誤使人們陷入黑暗。誰也無法忘記他們。”
去年的聖誕節，一位巴拉圭裔美國音樂教授給鄒氏夫婦打來電話。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戰場上國際縱隊的一員，在祖父從法國集中營帶回的詩集裡，他發現了一段中文留言。“你們能幫我翻譯嗎？”
倪慧如覺得很欣慰：“70年後，孫輩還把它當寶一樣地珍藏著，歷史播散的種子終於發芽了。”
泛黃的詩集上，是鄒寧遠與倪慧如再熟悉不過的字跡，來自1939年的對未來尚充滿希望的謝唯進。在與這位巴拉圭戰友告別時，他用中文寫下祈願：“特書此以作我們將來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為我們公共事業而奮鬥之紀念。”
閱讀更多 知興替以史為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