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3 胡適的藏書:最惜《金瓶梅》,不輕易借人

胡適的藏書:最惜《金瓶梅》,不輕易借人

胡適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舉凡政治、文化、教育與外交領域,都可以聽到這位“徽駱駝”發人深思的言論。作為民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一舉一動長期成為學術界、文化界與思想界關注的焦點。作者從胡適的家族史講起,涉及胡適整個生活世界。

胡適的藏書。研究學問的人都愛藏書,胡適更甚。他的藏書很多,約有四十書架(大書架),以線裝書為主,外文書比較少些。他的藏書中,少數是他的父親鐵花公留下來的。他的父親有些藏書,一般的圖書為多,好的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國後,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結婚,第三次是奔母喪。他把老家好的圖書都帶到北京,一般的還是留在老家,留下的書經過十年內亂,蕩然無存,雖可惜而又不很可惜。這話怎講?因為沒有善本啊!

哪些書帶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別人不知了,因為沒有特別的鈐記,無法識別。我認為,有兩部書是他的父親留下來的,比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鐸文集》,一部是《鶴肪詩詞》。為什麼這祥說呢?聽我道來。汪士鐸是江蘇江寧人,清道光舉人,名重一時,曾任績溪縣訓導。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資財,重金禮聘汪士鐸到宅坦村教他的孫兒胡寶鐸、胡宗鐸、胡宣鐸(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書。據我的外祖父說,汪對於山川形勢、關隘險要,很有研究,尤其對於徽州的地理,更瞭如指掌。後來,胡林翼、曾國藩聘汪為幕僚,襄贊戎機。我想曾國藩以祁門為抵抗太平軍的大營,說不定還是由於汪士鐸的出謀獻策。

胡適的父親與寶鐸公、宣鐸公交誼最深,藏有《汪士鐸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鶴舫詩詞》一卷是我族的先輩石芝(號眉生)所著。他是嘉慶、道光間的廩生,著有詩詞,富於人民性,名不出於鄉里,但鄉里中的文人學士藏有他的詩詞者頗不乏人。胡適在《新青年》上登載過他的詩詞數首,就是從這些詩詞中選出的。這本書是他的父親保存下來的,也比較可信。胡適的圖書,大多數是在北京收購的。

北京琉璃廠有許多古籍書店,他們常常搞些古籍,待高價再行賣出,這些書賈對於哪一家有書要賣出,哪一個人想買進,打聽得一清二楚。他們都知道胡適收藏舊籍,他們就代他收集,送上門讓他選購,選中即留下,不一定馬上付錢,何時付錢都可以,書賈識趣不來催。有些朋友也幫他買書。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鈔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幫他買的。

胡適的藏書,善本不多。胡成之對我說:“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視,不輕易給人家看。”我沒有看見過這部書。報載胡適有一部《紅樓夢》甲戌本,寄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那便是鈔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本十六回。這部殘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胡適出了高價把這本書買來。他把這部書存藏在哥倫比亞大學母校,足見他的重視了。抗戰前,胡適的藏書沒有登記,沒有編目,也沒有鈐記。大多數的圖書在書架上,少數的放置書櫥中。什麼書,放在什麼地方,他親自放置,記得清楚,隨時隨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適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鐘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門,第三次搬到米糧庫,第四次搬到東廠衚衕。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圖書都是我和他的從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運的。我們事先將書架的書和它們的位置都記住,裝在一木箱內,每個箱,編了號碼,搬到新居後,依次打開,照原樣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進逼,北京危險,他的藏書打包裝箱,運到天津,保存在浙江興業銀行倉庫。他在美國時,擔憂他的四十架圖書,恐怕要丟失了。幸而浙江興業銀行保管得好,沒有遭受損失。抗戰勝利,他到北京,這些圖書也跟著搬到東廠衚衕一號了。後未,他的圖書是否登記,是否編目,是否蓋有圖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倉惶南飛,他的圖書絲毫未動,北京和平解放後,這些圖書遂全部歸公了。

胡適的書齋。我現在談的是胡適住在鐘鼓寺、陟山門、米糧庫三處的書房。這幾處的書房基本上是一樣,大小稍有不同。房內有一張很大的寫字檯,一兩個書櫥,一張旋椅,幾張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沒有懸掛字畫。書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寶,有白錫包或大炮臺紙菸一聽,菸灰缸一隻,火柴一盒,記事檯曆一本,此外,滿桌都是書籍,看起來很紊亂。桌上的書籍,任何人都不去動它,稍為一移動,他就要費心去找了,傭人只將桌上面的灰塵拂去。他在書房中看書、寫作時,我們都不進去打擾他。江冬秀愛打牌,打牌場所也遠離書房,使打牌的聲音傳不到書房那裡。書桌的抽屜,沒有上鎖,稿件和須要保存的書信,一部分放在抽屜內,另一部分則保存起來。胡適認為,沒有保存的價值和無關重要的書信,看過後隨手丟掉。一九七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胡適來往書信選》,就是他自己保存,臨行匆促,沒有帶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書信。那時,我們到他的書房去,從來不打開書桌的抽屜,也不翻閱桌上的書籍。但凡是沒有收存起來,閱後丟在桌上的書信,可以隨便閱看的,我看過楊杏佛、劉半農等給他的一些信件。胡適自印有稿紙,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對摺,署“胡適稿紙”四字。他寫作時用毛筆,直寫,字體不潦草,很少塗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實際上他沒有功夫重抄,又不願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從弟胡成之和章希呂重抄一些。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雖有書卷氣,卻無功力。我沒有見他練字,碑帖也很少。遇著有人找他寫字,他也揮毫。他不用特別好的筆、墨,更不談有什麼名硯了。

胡適在家的活動場所主要是在書房,遇著疲倦時,讀些詩詞,看些小說,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數的朋友,直接可以到書房中和他談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廳中會見。他晚上出去有事,無論什麼時候回來,總要在書房中看一陣書再行睡眠,這是他的習慣。

胡適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來書信,除在親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來了。我現在要談的是他的稿件問題。胡適寫了許多稿子,有的是寫好而沒有發表,有的是在寫中而沒有完成,如《中國哲學史》等。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東廠衚衕一號家中(現該宅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國內,一定是他帶到國外去了。他最珍視自己的稿子和他父親的手稿。據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說:“先人自作年譜記至四十歲止,其後有日記二十萬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貴的材料。詩只有一冊,文集尚未編定,約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點。連年忙碌,無力了此心願,甚愧。”(此信現保存在胡近仁的孫兒手中)據羅爾綱《師門辱教記》所載,他的父親“全部遺稿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啟、日記六種,約八十萬字”。這些手稿,早已帶出去了。所以唐德剛說:“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抄本,已印行的除《臺灣記錄兩種》(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卻遍索不得。”據此,鐵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這些珍貴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還是保存在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中。

本文摘自《閒話胡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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