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商鞅變法是任何一個時代談起改革都不會放過的話題，同樣不會過時的話題。秦國的商鞅變法不是孤零零地存在於戰國時期，類似的這種變法各國大大小小均有發生，絕大部分是與商鞅同為法家學派的，但是為何唯有商鞅成功，在秦國的變法中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

農戰論出現的基礎

商鞅變法思想的邏輯起點和最終目的是富國強兵，意味著其一切思想都圍繞著如何實現富國強兵而開展；封建農業社會，富國必須重農，強兵必須重戰，可以說農戰論是商鞅達到富國強兵目的的基本內容。而農戰論出現及成功實踐有三大基礎：歷史觀，人性論和價值觀。

應時的歷史觀：商鞅的歷史觀在整個先秦思想中佔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備受歷來史學界的關注。大部分學者認為，商鞅的歷史觀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是屬於先進的。商鞅將歷史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總結說道：“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大致意思是，遠古時代的人們愛自己的親人而喜歡私利，中古時代的人們推崇賢人而喜歡仁愛，近世的人們推崇權貴而尊重官僚。時代在變，人也在變。他將三世更替的原因總結為“亂”，即“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

自利的人性論：商鞅對人的本質及人與人的關係進行了判斷和思考，得出“人的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自身利益”的觀點。言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這與性本惡論和性本善論不同，但細究起來還是更加接近性本惡論，不過商鞅並不認為自利逐利是性本惡的意思，這是介於善與惡的中間觀點。同時他指出獲利方式是存在善惡的。儒家諸位聖人認為人性是不能更改的，但商鞅認為人性可以被隨意捏造，而這需要利用人性中的“自利”。這樣就能像捏造一個未成形的陶胚，隨意塑造成任意器具。

實用的價值觀：商鞅的價值觀十分講究實效性和實用性，若是價值不能在現實世界落實，那麼這個價值就是毫無意義的，必須摒棄和扼殺。商鞅主張單一的價值觀，只講國君之利，而否定其他價值的存在，他這種觀念的確會讓國君手握大權、令國家按著國君設想方向前進，但這也會讓整個社會陷入

總而言之，這三大基礎都有著缺陷和時代侷限，卻還是為農戰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為秦國富強開啟了新大門。

農戰論的動機

關於商鞅提出農戰論的動機，晚清至新中國的歷史學者陳啟天在《商鞅評傳》一書中有著大篇幅論述，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三方面。還有部分學者將其動機大概歸納為“農戰有利於富國強兵”，這也是可以的。下面我們具體詳細講幾個原因，首先，尚力時代。戰國是列國競爭、以力相尚的時代，據不完全統計，戰國兩百餘年的時間，爆發的軍事衝突達到兩百三十多次，幾乎是年年有戰爭，“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這事不是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能更改的，有著莫大影響力的先秦諸子主張偃兵非攻，完全沒什麼效果。因而，商鞅認為戰爭事實既然改變不了，不如大力參與。

其次，農戰利於國家。農戰有利於國家，可以促使國家力量不斷增強。商鞅大力推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的政策，有利於打擊所有除君主外的力量，要分散及弱民，士大夫家族也不例外，商鞅想官僚、士人和民眾地位齊平，只有君主高高在上，擁有絕對化的權力與地位，這樣可以讓國家攥緊拳頭辦事，不至於分散太多力量。農戰既可滿足百姓的個人私利，還能擴大國家賦稅、增強國家實力，實現國家公利。農戰兼顧著公私，但公所得到之利大於私，國家肯定是佔利遠大於民眾的。

最後，借農戰使民樸壹易治。商鞅曰：“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他眼裡判斷一個社會好壞的核心標準在於社會是否有序。表面上“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是民眾利益得到很好保護，實際上這事是建立在殘酷的高壓統治之下的。農戰可以讓整個秦國只有“兩種”職業和工作，農民和士兵，這樣就達到了“民樸壹易治”——商鞅理想社會的目的，民眾被馴養，只能俯首聽命。《商君書·農戰》：“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不易使也。”農民是軍隊的主要來源，而農民樸愚可以讓秦兵達到“是以三軍之士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虎狼效果。

重農措施

商鞅指出：“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按兵”意為從事農業生產，所以商鞅是認為農、戰二者皆不可偏廢，必須兼顧。農業社會，強國的基礎和首要任務就在農業的發展，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為戰爭提供士兵，因此商鞅強調“農先於戰”，戰又是農的直接目標；因此，商鞅重農是以戰勝敵人為目標的。商鞅的重農措施主要記載在《商君書·墾令》，共列出二十條措施，可劃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大類。

貴農賤商

這一措施的核心觀點在於“不從農者無以食”。民眾趨利避害，因而只有使農民唯有在農業生產中才能獲得名利，才能驅使他們一心相農。“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軍隊以戰功獲得爵位提升社會地位和增加土地妻妾，農民通過納粟來獲得爵位，即“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這種爵位的獲取難度頗大，不是尋常百姓能得到的，並且這還是得在災荒及國家缺糧時，才能納粟千石獲爵。雖有著入粟拜爵的說法，但實際中還是堅持爵位從戰爭中出。

官府會在賦稅和糧食價格方面給予讓利農民，而商賈則會在強制增加其經營成本、藉此彌補在農民那少收取的稅額，“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當然這主要針對的是私商，而不是官商。商鞅提出

改進吏制，以防蠹農

商鞅除了重視經濟方面的農業外，政治方面也進行了改革，為符合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商鞅在行政方面的推行改革，通過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和設置統一機構來達到利民目的。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方面，商鞅提出要：“無宿治。”不能讓政務過夜，也就是禁止拖延公務和積壓公事。這有一個好處，就是讓官吏疲於處理公務，無暇從農民身上壓榨利益，農民也就有更多的時間和心思從事生產。此外，商鞅裁減官吏數量，他認為“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官員減少國家所需要支出的錢糧也會減少，百姓所需繳納的賦稅也會減少，這會讓農民對農業生產有更高的熱情。

設置統一官府機構

強制“糾正”風氣

商鞅對秦國農民可以說相當的嚴格，他剛入秦就意識到秦國的社會風氣存在很大的“問題”，例如“民貴學問，又賤農”、“辟淫遊惰之民無所於食”、“意不壹而氣淫”等。商鞅認為這樣的社會風氣令民眾意志不能夠集中在農業生產上，不利於農戰地實現。為了讓農民“安心、靜心及愚心地集中精力、體力於農耕”，統一價值觀和糾正社會風氣，商鞅採取並實行了兩種方法：第一，打擊消除社會上影響農民心智、使農民產生異心和懶心的五種人，褊急之民、狠剛之民﹑怠惰之民﹑費資之民﹑巧諛噁心之民。商鞅對他們採取“重刑連其罪”的作法，力求達到他們“不生於境內”的地步（這樣一來，讓秦國國內各種人才大量缺失，後患無窮）；

此外，更過的是商鞅甚至要求統治階層的“國之大臣諸大夫”認同農業，不要追求知識和到處閒逛，即“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為”，這些權貴大臣以身作則這樣做，才會讓農民安安心心從事農業，說到底還是“愚民”政策。

結語

農戰論的確對秦國的富國強兵提供了莫大的助力，其重農措施直接促使秦國富裕和軍隊強大，各種資源的稀缺問題被“拋擲腦後”，讓秦國爆發出超越自身和時代的農業生產力。前文多次提到商鞅在愚民，事實的確如此；常理而言，商鞅的重農政策當是有利於民，然而事實結果並非如此，商鞅的將使秦國富國強兵和統一天下作為最高價值，農民不過是“芻狗”“工具”，重農不過是實現戰爭天平倒向自己的手段。甚至商鞅還認為，民眾富強不等於國家富強，“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他為了讓民眾充滿鬥志和活力，不惜讓民眾陷入貧困之中，人為干預不給他們好生活。

商鞅的農戰論的實踐中，出現了眾多矛盾；商鞅重農，卻反對富農；雖主張農戰並舉，卻強調戰的作用。商鞅是先秦諸子當中提出“事本禁末”的第一人。可以說，商鞅的做法很“法家”，開心了秦國君主，害慘了秦國民眾。

參考文獻：《史記》《商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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