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之案

同治六年，在山东肥城、长清间的黄崖山上，发生了一起规模颇大的“匪案”。

扬州仪征人张积中，因为躲避战乱，在咸丰十一年时候来到黄崖山上研学。张积中在学术方面颇有成就，许多人慕名而来，他也来者不拒，开门讲学。

时间一年年过去，因为生活、学习以及其他原因，聚集到黄崖山的人越来越多，引起朝廷注意。

人员成分复杂，必然导致不稳定因素。不久有人举报，黄崖山聚集匪类，图谋造反。山东巡抚阎敬铭派人上山查实，官府人员遭到围攻，官员随从被杀。

阎敬铭想要与张积中谈判，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判断山寨造反，发兵攻打。

黄崖山寨被攻破，张积中带着200余门徒举火焚，寨民被杀超过2000人。

这是黄崖之变的大致经过。

黄崖之案，扑朔迷离，官方和民间互执一词，清朝官方坚持山上张积中等人造反，民间却对张积中和黄崖之众普遍报以同情，认为这是一起冤案，真相到底如何？

黄崖之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张积中到底没有造反。

如果张积中确实造反，那么官府法理正确，军事行动师出有名。

如果张积中没有造反，阎敬铭攻山就没有法理支持，大肆杀戮更加显得残忍非常。

张积中是否造反

张积中有没有造反，先从他的出身上来看一看。

张积中本身所处的阶层，是官绅阶层。他的堂弟张积馨当时官至陕西巡抚，哥哥张积功父子在临清知州任上与太平军战斗中殉国。张积中本人的儿子张绍陵还是长清的候补县令，张积中之所以来山东，也是因为表兄吴载勋在山东当官，有个依靠。

张积中的直系亲属，很多都是官场中人，甚至包括了他的儿子张绍陵，从家庭出身上看，他似乎没有要造反的理由。

那么张积中本人有没有造反的意愿呢？

张积中是个学者，他是太古学派的北宗领袖。太古学派，是个儒学学派，又掺杂了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在内，它产生于嘉庆年间，是儒家众多派系之一，讲究的是“教天下”和“养天下”，它从来就是光明正大讲学，不在官府的防范范围之内。

张积中到了黄崖山之后，也和以前一样，开坛公开讲学，也不躲避官府，无论是谁都能去听，路过山东的学者，也经常会去黄崖山拜会一下张积中，小住几天。

由于“教养天下”理念的影响，张积中命弟子“山上设粥，山下设汤，凡入山避难者，皆得饮食。”

此外，他还在山上设医药局，施药治病，远近民众“受其惠，归附益众。”

从张积中的行为上看，施舍穷苦百姓也符合他“教养天下”的教义，并且这一切都是公开的，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不轨的阴谋，找不到他要造反的意愿。

山寨的武装

虽然张积中本人身上未必有造反的意愿，但在山寨人数越来越多后，黄崖山人众确实行为失当，给了官府以口实。

树大招风，随着来到黄崖山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张积中本人又不过问，对来者不加限制，难免鱼龙混杂。

人多了需要秩序，张治中招募人员负责维持秩序。不过在人员选择上，他并没有什么要求。对于来投奔的民众，他也不做选择，来者不拒，按照他的说法，是众生平等，不分贵贱。

这样做，必然导致队伍成分复杂，容易被人利用。

当时天平天国虽然被镇压，捻军还在活跃，民间更是有不少土匪武装，时而骚扰乡里。山寨于是购买武器，训练人员，“益市弓弩、兵仗,习战事”。

这实际上就是当时民间常见的团练武装。

团练武装并不在被禁止之列，不过有个前提，需要到官府报备，得到政府认可，但山寨并没有得到这个许可，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它的武装确实属于非法。

授人口实

除了非法，山寨还干出了更出格的事——骚扰乡里。

根据《肥城县乡土志》记载，附近的东张庄有个武生王宗淦在当地训练乡勇，山寨的人想拉他入伙，王宗淦不肯。同治六年九月，山寨武装放火将王宗淦家烧毁。

（宗淦）出家资练乡勇,备战守。积中党屡次诱引,终不从。至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积中将起事,先纵火焚宗淦宅。”

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山寨自卫的范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一起谋杀案。

同治四年，在临近的山东益都县破获一起谋反案，首领供称同党与张积中结盟联络，共同举事。

事关重大，为了稳妥起见，山东巡抚阎敬铭派长清知县陈恩寿、肥城知县邓馨、省城巡捕官唐文箴等官员上山找张积中对质。

山寨采取的态度是加以对抗，聚集人员追逐官员，并导致陈恩寿一名随从被杀。

“该员等守至夜间,适在山庄居处之候补知府、前任济南知府吴载勋为张积中姨表兄弟,仓皇移家出山。并闻山上洶洶聚人。该员等见事已变,乘夜逃出,竟有多人追逐,陈恩寿尚有家人一名在后,即被杀害”。

官员的随从也是公务人员，这是明显的对抗举动。事已至此，已容不得阎敬铭不出手，发兵攻打山寨已势在必行，否则被人告发上去，他的前程也将不保。

张积中在其中的作用

就张积中而言，这时他在山上已经相当于精神领袖的存在，随着后期山寨人员增多，日常事务他很可能不会亲自参与管理。

这些事在发生前很可能他并不知情，他自己也说

但是这个“又”字，说明即使在行动前他不知情，行动后他也有耳闻，却并没有加以整顿。

还有一种可能，张积中到后期已经对山寨失去了实际的控制，这点在事后的奏折记录中也有提到“奈及门桀骜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禁之不得… …徒拥虚名,非能自主。”

就算如此，作为山寨名义上和精神上的领袖，张积中显然还是要负领导责任。

到这里，结论应该比较明显，山寨确有违法行为，又对官府采取对抗态度，就算还没有明显的谋反举动，在官方看来，也大有这个苗头，对山寨用兵，显得合理合法。

黄崖之案，最后演变成一场杀戮，令人叹息。在事变的背后，有其发生的背景。

黄崖之变的深层原因，是从咸丰到同治期间社会变乱而引发的秩序危机。

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三年刚刚被平定下去，余波未息，这一时期捻军还在活跃，社会仍旧处于动荡之中。

一方面，是民间的人人自危，纷纷结社互保。

从咸丰到同治年间，自然灾害的频仍，又促使流民和附近民众聚集到黄崖山这样的地方。

如1855年的黄河改道，“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1856年，肥城等县又遭受旱灾、蝗灾，“死者枕藉”，“道殣相望”，“五谷不登，人相食”，1859年，又是大旱之年，“麦无收，秋禾减产”，这些自然因素，促使附近民众聚集到黄崖山抱团自救。

另外，兵乱仍未平息。

这一时期，除了太平天国余部和捻军，仅山东民间就有长枪会、黑旗军、邹教军等数十股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他们的行为捉摸不定，聚则为匪，散则为农，一旦啸聚，大多会与政府进行对抗。

有对抗就有冲突，冲突则再次加剧了社会恐慌，又为黄崖山这样的地方团体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兵乱、匪乱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出于躲避乱世的目的，也促使民众聚集到黄崖山，并且武装自己以求自保。

这些现象，不光存在于山东这样的北方省份，原本富饶的江南，更是一片凋敝。

如浙江省长期处于战火之下，“肃清之后，流亡复业者几于十不存一”；省内湖州府的长兴县，战乱之后 “民物凋丧”，而田赋之收入仅存十分之四。

社会凋敝，又为动乱滋生提供了温床。

人们聚集到黄崖山，除去张积中讲学的影响，也正是出于以上的心理。

与民间反映相对应的，是官府的提心吊胆和小心翼翼。

民间的躁动并不是只有黄崖山，从北到南，“劫夺频闻，强占田宅，并造有会馆”，社会秩序凌乱。

再加上战乱之后藏身民间的“流匪”和被裁撤的兵勇，这些人习惯了战时的生活，要他们再回去种地，实在勉为其难，于是“所在盘踞，欺压良民，乘机滋事”，也时有发生。

对官府来说，从中央到地方，一致认为“若不豫为防范，必至愈无忌惮”，这种形势下，对可能的叛乱苗头必定从严惩处，像黄崖山这样公然搞对抗，拒绝沟通，更是给官方以口实，举兵攻打，更加没有顾忌。

天下大乱后，官府对地方秩序高度关注。

如同治九年，在浙江乌程县发生过一起“匪乱”，官府抓获了以归安人王德清为首的一批所谓“教匪”，最后查实下来，只是六十三岁的老人王德清，邀请了六七个人一起诵经，以讹传讹，传成了教匪。审讯过后，“首犯”坐牢半年，其他人都被释放。

即使这样，官府也认为并无不当。

“湖州兵后，愚民无知，多畏祸求福之心，而不肖者遂不免藉茹素诵经，三五成群，惑人耳目，虽无违悖不法，而渐不可长。”

再如同治十年长兴县发生的建平匪乱，事后官方的记载里说

官府的反应相当迅速，朝廷始终从地方各级的汇报中掌握事件动向，并且颁下谕旨，以五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到湖州，给予明确指示，要求三省巡抚和两江总督曾国藩共同督办：

各级重视之下，案件很快告破。

从中反映出的，也是官方的极度重视、从严惩处。

这样的背景之下，阎敬铭对黄崖山寨的手段，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小院之观

战乱带给官民的影响，是双方的。民众和官府都对一点风吹草动草木皆兵，与现代的“战争创伤后遗症”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家都在战争中受到了强烈刺激，变得偏执与互不信任，黄崖之案就是结果之一。

不管是山东的黄崖之案还是浙江的教案，反映出的都是当时的社会生态。天下大乱之后，社会急待恢复，如何重拾民众的信心，同时从自身原因加以调整，考验着清政府的能力。

这些亦真亦假的“匪乱”，是社会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对清政府的警告。

面对民间的动乱，军事行动是手段之一，却谈不上根本上的解决方案。即使这些真真假假的匪乱被一一平定，也不意味着天下太平，晚清的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制度亟需改革，清政府却并没能意识到这点，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些许实际动作，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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