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孙思邈
儒学和中医，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传承，留给世界文化的瑰宝。如果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的话，那么中医学就是中国人肉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深刻的影响着几千年来国人生老病死等肌体的健康状态。
古代的儒家秀才们，讲究学而优则仕，次则医。学医治病作为读书人重要的一个谋生出路和理想追求，体现着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对于医学的渗透和重视，在此基础上，两宋“儒医”的产生，几乎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 儒医产生的前提
从儒家学说和医学的本身性质来看，儒学是一种社会人文科学，而医学则是一种科学，用现在的话说，两者分属文理不同学科， 其结合，也就是“儒医”的产生，既是古代中医学本身的需要，也是儒家学说作为古代中国最核心的人文思想，主动向其他社会维度扩散的结果。
1、 中医学本身的需要
不同于以外科手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医学，中医学从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之学。从神话传说里的神农尝百草，到其后各种医学著作的出现，都体现着中医学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特质。
唐代著名的“药王”孙思邈在其医学著作《千金方》的序言之中写到：“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猝，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呜呼！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
孙思邈
这段话是说孙思邈之所以创作《千金方》，是因为“诸方部帙浩博”“求检至难”，所以才删繁就简，整理千金方以方便后人。由此可见，千金方本质上并不是一部原创或者是全新的医学理论著作，而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之上，归纳整理出来的经验之书。
既然是经验之书，就必须要“载之以文字，录之以史册”，能够被后人看懂理解，才能达成其治病救人的初衷。而自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传统的识文认字的读书人，几乎都变成了儒家传人。
在这种基础之上，中医想要传承下去，就必须亲近文人，亲近儒家，靠着这些读书识字的儒家士子们记录学习，才能将前人的经验完整明确的传承给后人。因此说，宋代儒医的产生，是中医学经验之学的本质 决定的，体现着医学传承的内部需要。
2、 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向社会其他角度的渗透
另一方面，从儒家学问本身来讲，经历过汉唐盛世之后，中国再一次陷入到五代十国的战乱之中，许多传承久远的儒家学问失去了根基，在此基础之上，宋朝重整河山，宋儒们面对经历过战乱的洗礼，在儒家学问的继承上也需要重新整理，使其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此基础之上，讲究“格物致知”的理学逐渐压过其他学派，成为宋儒之中的显学。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曾经在《大学章句集注》之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所谓的“即物而穷其理”，就是说接近， 接触某件事情，然后去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句话其实隐藏着一个理学最高的要义，就是认为天地之间一定有一个最终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唯一真理，也是宋儒们想要追求的目标。
在理学这种“格物致知”的思想引导下，宋儒热衷于研究不同事物，将儒家学问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找出那个唯一真理。医学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维度，自然也在宋儒“即物穷理”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宋代儒医的产生，也是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学，自发的向其他社会维度渗透的产物。
朱熹
二、两宋儒医盛行的表现
文人，或者说儒生去做医生，研究医学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上至秦汉，下及明清，为何要单独将“儒医”的产生归结于宋代呢？这自然与当时儒医盛行的体现有关。
1、 广泛的参与性
一种现象要成为文化，甚至某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标志，一定跟其广泛性有关。宋代之所以能够力压汉唐，成为中国儒医现象产生的源头，是因为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大范围的参与到医学研究中来，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代以前，固然有些文人选择研究医学，但因为其数量和范围深度的不够，不能够称之为一种现象。宋代儒生对于医学的研究，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普遍参与的地步，就连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大文豪，大诗人，也多是隐藏的医学家。 比如被称之为“词中之龙”的大文豪苏轼，也参与到医学研究之中。后人整理的《苏沈良方》序中记载：“《苏沈良方》十五卷，以藏本卷数较之，虽合沈氏，却杂以苏说。”
这段话是说，《苏沈良方》这本书十五卷，虽然打着沈括的名义，却加上了苏轼在医药学的著作，由此可见，东坡先生不仅是一代词人，更是一个隐藏的医学家，至少也是资深的医学爱好者，否则也不可能开出药方，还被后人记载下来。
苏轼
2、 宋代儒医著作的丰富
除了广泛的参与性之外，宋代儒医盛行还表现在各种儒生所著的医学著作的丰富上。在宋代以前，中医药学虽然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但真正成为典籍，被后世继承下来的，却并不多。
宋代儒生在此基础上，自发的参与到医学研究之中，大量的医学著作由此产生，包括前文提到的《苏沈良方》在内，诸如《备用本草》等等医学著作，都是儒生们参与研究整理，并流传于世的。综上，宋代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儒医”产生的肇始，跟当时儒生士人们广泛的参与到医学的研究整理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两宋儒医对后世的影响
1、儒医的产生对于当时医学和儒生的双重意义
在宋代以前，儒生和医生这两个职业，看似只差一个字，但地位却千差万别。在以
“士农工商”为阶级划分的古代中国，儒生自不用说，医生却是在很长时间内被划为“工”的范围之类，地位仅仅比最底层的商人略高。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在《师说》里写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可见一直到了唐代，医生的地位还与乐师百工之人一样，处于社会的底层。到了宋朝，在儒学向医学渗透的过程之中，医生的地位也逐渐拔高，成为读书人除了当官之外一个重要的选择。
民国初年的名医谢观曾经在《中国源流论》中说：“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大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医生从“百工”演变为“士大夫之业”的过程，也是医生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单从医学的角度上讲，医生社会地位的上升，自然会导致社会精英逐渐向医学靠拢，推动并加速医学的发展，为其后中医学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同时，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们都讲究“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人人都想着读书中状元，这在宋朝以前，人口数量较少，读书人更少的时代，自然是没什么问题。可到了宋朝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口的暴增，读书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在这些读书之中，能考上进士做官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考不上进士，也得谋求生路，偏偏因为读书而“手不能提，肩不能抗”，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处境，儒医的产生，为这些人提供了
一个体面，又有成就感的职业，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儒医的产生对于社会文化的意义
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角度的层面看，儒学向医学的渗透，为儒学向其他社会维度渗透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既然曾经作为“工”的医生可以与儒家学问结合，产生儒医，那么为什么“士农工商”最底层的商人，不能和儒家学问合流呢？
事实上，随着儒学不断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代表着统治者的少数阶层，演变成深入整个社会的主体思想，儒商这个概念，在宋代以后的历史之中，也开始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儒医概念的延续和发展。
四、总结
作为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或者现实一点说是一种职业，儒医在宋代的产生，不仅对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更为画地为牢的儒生秀才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职业方向。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当官已经成为奢望的那些儒生们眼中，儒医这个职业，也算是“兼济天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大量文人投入到医生和医学的行业之中来，治病救人，这可谓是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上，少见的一抹暖色。
参考文献：
1、《宋史》
2、《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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