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北京城崇文門外，人山人海，這本應是平淡無奇的一天，可天上卻“陰霾四合”，與往日不同，這裡沒有拍手稱快，只有無盡的落寞與寂寥，只因要被斬首之人，他的名字叫做于謙。
年少有為，不自卑
洪武三十一年，即1398年，杭州府錢塘縣於家誕下一子，而他就是于謙。
於氏一族，在當地也算是名門望族，太祖於伯漢先居山西后遷至蘇州，高祖於夔仕元為官。于謙的曾祖父於九思任杭州路大總管，祖父也在朱元璋朝任工部主事之職。或許是見過了官場黑暗，亦或許是朱元璋的血腥清洗，于謙的父親於彥昭隱居在家鄉錢塘，並未走上仕途，但這並不妨礙對於謙的敦敦教誨。
少年于謙，最崇拜的人物是以身殉節的文天祥，他對文天祥十分敬佩，他將文天祥的畫像高高掛起，日夜參拜。君子之儀，當出自此。七歲時，便有遊方和尚贊他“將來定是救時宰相”。
最後這些預言一個個的都變成現實。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進士得中，從此踏上仕途。
仕途之路，不勝崎嶇
踏上仕途之後，于謙發現做官與做學問不一樣，你所謂的剛毅正直，遇上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顯的是那麼的格格不入。好在他能得遇明君，明宣宗朱瞻基曾言“音吐鴻暢，帝為傾聽”。
明宣宗上任伊始，漢王朱高煦便發動了叛亂。于謙以御史之名跟隨皇帝御駕親征，隨侍左右。
在朱瞻基御駕親征下，朱高煦自知不敵，只得選擇出降。宣宗便令于謙數落其罪行，而於謙“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在於謙凌厲的攻勢下，朱高煦不停的趴在地上發抖。面對朱高煦的求饒，朱瞻基大悅，並未殺他。
本以為逃過一劫的朱高煦還是難逃死路一條，在朱瞻基來看他的時候，竟然使用掃堂腿把朱瞻基絆倒，朱瞻基便命人把大缸扣在朱高煦頭上，他舉缸亂跑，朱瞻基忍無可忍。最後將他扣上銅槓木炭燒死，漢王之子家眷也盡被殺戮。
說完皇家之事，再來說說于謙。作為有功之臣的于謙，加官進爵，自然不在話下。他被委派巡撫江西。于謙到達後，很快的便平反冤假錯案多達數百起。
甚至剛直的他，還來了個跨省舉報，上書彈劾陝西官員。明宣宗對於于謙自然是知其所能，於是命他走馬上任，搖身一變成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陝西。在他走馬上任之後，與眾多官員希冀升官發財不同的是，這位年輕且富有朝氣的才子，想的是如何造福地方。面對黃河決堤，他賑災、修提；面對大同府，豪強林立、官宦侵吞民田，他鐵腕治理，他恩威並施，在他的治下，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于謙的重用，離不開當年的宣宗以及“三楊”的信任。當初的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內閣朝政，都很重視於謙，他們被稱為“三楊”，在他們手下，于謙的才華及抱負得以施展。
可惜天不遂人願，在張太后及三楊去世之後，小皇帝朱祁鎮卻盡顯昏君本色。太監王振開始掌權，這個後來改變明王朝歷史走向的太監登場，他憑藉皇帝的恩威，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王振甚至開始成為大臣們的“翁父”，但于謙對此卻嗤之以鼻。甚至還特意寫詩《入京》以明志：
絹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王振自掌權以來，何時吃過憋，何時被人如此打臉，自然不樂。于謙在王振一黨構陷下也很自然的“下獄”，本以為這次可以將於謙置於死地，沒想到這一舉動產生的後果卻是王振始料不及的，原來是于謙治下的百姓聽說于謙被判處死刑，一時間群民共憤，聯名上書。甚至周王、晉王等藩王也這樣上言，王振迫於壓力，給自己找了個臺階，說從前也有個名叫于謙的人和他有恩怨，說是把那個"于謙"和被關起來的于謙搞錯了，這才把于謙放出來。後來因為聯名上書的官民太多，于謙再次出任巡撫。正統十三年(1448年)，于謙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土木堡之戰，大明恥辱
正統十四年，一件將要改變大明歷史的事件正在醞釀，只不過誰都不知。
當時的朝堂之上，年輕的朱祁鎮開始放飛自我，肆意翱翔；王振則在如何想著“實現自我價值”，君臣之間正好互為印證。
很快，一個機會來到了這二人眼前，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明朝太師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嚮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
當明朝的英宗與王振看到這一幕，心中大喜，我去，這機會這麼快就來了。立刻召開群臣會議，會議上王振口吐蓮花，直言：當年的太宗皇帝五次北伐，宣宗曾大破兀良哈，這是何等的英雄氣概，你難道不想做這種英雄嗎。朱祁鎮：好的，你不要說了，兄弟我懂你！我要效法太宗，立萬世之功！群臣：皇上，別鬧，你乃萬金之軀，老老實實的待著，不中？朱祁鎮：我不聽，我不聽！
於是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不顧群臣勸阻，把年僅兩歲的皇子朱見深立為皇太子，令異母皇弟朱祁鈺留守，親率大軍出征，這一路朱祁鎮意氣風發，做著千秋美夢，卻不知這將改變他的命運的車輪，正在緩緩駛來。而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這還玩個啥，倆個做著夢的人。這一路上行軍路線屢變，士兵疲憊不堪，怨聲載道，而兩者充耳不聞。
兵部尚書鄺野一再要求入居庸關，以保安全，但王振不準。後勤不續退至土木堡時王振下令移營，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進攻。 明軍倉促應戰，所以兵敗，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戰死，朱祁鎮本人也成了俘虜。
北京保衛戰，穩定人心
等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師大為震驚，這皇帝被俘虜，國家將亂，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此時郕王監國，命令群臣討論作戰和防守的方略。
侍講徐珵說根據星象所見，我們應當遷都南京。于謙厲聲說："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想我大明，定都京師，京師乃是天下之根本，怎可妄動。只要一動便大事去矣。難道忘記宋朝南渡的故事嗎?"于謙力主抗戰，其言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愛國官員的支持。郕王也肯定了他的說法，留守京師，防守的決策就這樣定下來了。
當時的情況對於京師來說並不友好，因為京師最有戰鬥力的部隊、精銳的騎兵都跟隨大軍出征，並且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只剩下疲憊的士卒不到十萬，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沒有堅定的信心。于謙請郕王調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籌劃部署，一系列舉措之後，人心稍定。隨後，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一場京師保衛戰就此拉開序幕。
待到瓦剌大軍抵進時，北京城內已有20餘萬明軍。勤王之師，也在陸續增援。勝利的天平，也成功的易位，這場戰役之中，他親自出德勝門，更厲害的是還下令關城門，要麼勝，要麼戰死。
瓦剌衝鋒，明軍衝鋒！也先的兩個弟弟相繼戰死，再打下去能否出長城都是問題，也先也不愧是身經百戰之人，他當斷則斷，果斷下令撤軍。明軍則以炮火追擊，殺敵萬人，也先向回良鄉逃去。十七日出紫荊關，明軍直追，敗敵於固安、霸州，擒阿歸等18人。此時，京師保衛戰基本結束。
勝利之後，于謙自然為朱祁鈺所重。但于謙並未自大，反倒是謙讓功績，對於生活也是“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可惜的是，在他心中的“社稷為重，君為輕”，隨著朱祁鈺的坐穩帝位、廢除朱見深太子之位改立朱見濟為太子之後，于謙的處境變得極為尷尬。
奪門之變，一戰定生死
景泰八年，朱祁鈺病重，而且他的太子朱見濟也早夭，再無所出。曾經因為主張南遷，而聲名狼藉的徐珵，此時已經改名為徐有貞，他一直都對於謙懷恨在心，在這個時間點上，他又怎麼會不想辦法扳倒于謙呢？於是他想到了從龍之功，助英宗再登帝位。石亨、曹吉祥自然也趨之若鶩，三人沆瀣一氣，于謙知道嗎？于謙心知肚明，但于謙想的卻是國家穩定，社稷安危，他想的是舉薦朱見深為承位者，如此便能實現政權的安穩過度。
但石亨、曹吉祥、徐有貞作為投機者，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十六日，奪門之變發生。于謙等人也被捕，對於于謙，明英宗還有句“謙實有功”，但對於徐有貞而言，對於這位尚書，這位斷送自己晉身之途的于謙，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如此，于謙被判斬首、棄市，家族籍沒，充邊。
為什麼英宗復辟，于謙必須死？
首先於謙此人性格剛硬，不懂圓滑，得罪了許多人。
像在土木堡之變時，朝中一片混亂，徐有貞力主南遷，于謙便大聲斥責，另其顏面無存，而徐有貞又是一小人，俗話說不要惹小人，偏偏於謙不信邪，直接得罪，不留情面。
又如石亨為了回報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對自己的提攜之恩，在景泰帝朱祁鈺面前舉薦于謙的兒子于冕，但于謙不僅不領情，反而在景泰帝面前指責石亨：“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兩人關係由此鬧僵。
另外，景泰帝過於信任於謙也是他得罪人的原因之一。眾所周知，如果你得到領導的信任，又不願意同流合汙，那你必然得罪更多的小人。景泰帝對於謙的信任到了什麼程度呢？史書記載：
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
也就是說在景泰帝用人的時候，必須詢問于謙的意見。而於謙此人又是一個直腸子，有什麼說什麼，不摻雜個人情感在裡面，且他以江山社稷為重，因此景泰帝對於謙很放心。而對於一些有心報效國家之人來說，于謙是他們仕途之路的引導者，而對於那些懷揣著別樣心思的人來說，于謙就是他們仕途路上的絆腳石，欲處之而後快。
二是于謙與英宗之間的矛盾。
土木堡之變後，英宗被俘，成為人質。也先可是將英宗看成是護身符、擋箭牌，想用他來叩開大同的城門，但于謙舉薦的守將郭登卻閉門不納，“奉命守城，不敢啟用”。雖然英宗知道這是也先的陰謀，但畢竟事關自己性命，自己的大臣竟然不救自己，心裡免不了還是有些小疙瘩。
另外，立儲問題也是英宗與于謙的矛盾之一。英宗雖然迴歸大明，但他早已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了，而是成所謂的“太上皇”。景泰帝想廢掉英宗長子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時，滿朝大臣議論紛紛，雖然最後大臣們同意立儲，但是在這件事情上，作為皇帝面前的紅人，于謙卻沒有站起來表明態度，在立儲問題上的沉默令英宗對他的怨念更深。
英宗重登帝位，本以為是前呼後擁，結果在這種時候，英宗最想看到的人卻沒有出現在擁護的隊伍裡，而這個人就是于謙，你讓英宗怎麼想？你是覺得我帝位來路不正嗎？二者矛盾又一次加深。
三是于謙此人“社稷為重，君為輕”，說白了，他忠的是國，而非君，他的死維護的是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
自從儒家被確立為正統思想以後，經過歷朝歷代的發展，在宋朝，理學的發展，更是將這種思想推到了頂峰，它在人們心目中種下了一顆種子，雖然平時你沒有感受到，但它確實的存在，甚至可以影響到皇權。
而現在出現了一個思想的挑戰者，他就是于謙。他曾說出的那句“社稷為重，君為輕”，他在向整個封建思想發起了挑戰，他希望實現政權的完美過渡，但只要保證國家安定，社稷安穩，至於誰是皇帝，他並沒有那麼在乎。
于謙本人在奪門之變時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
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公蓋可以無死，而顧一死保全社稷也。
徐有貞、石亨奪門之變謀劃時，有人跑來告訴于謙，于謙當時手握重兵，想要摧毀他們的密謀簡直是易如反掌，但于謙卻選擇按兵不動，聽之任之。等到英宗復辟後，他又從容上朝，甘心聽候處置。
在景泰帝重病而又無後的情況下，于謙知道讓英宗復位是當時最好的一種選擇，英宗作為宣宗的法定繼承人，由他繼承皇位有其合法性，又能夠減少一些有野心的臣子企圖利用皇位掀起鬥爭從而為自己謀利的想法，有利於國家社稷的穩定，在他的心裡江山社稷重於一切。
作為封建秩序的挑戰者，于謙知道如果重新恢復固有的秩序，勢必會給自己帶來諸多的口誅筆伐，甚至還會有性命之憂。但為了這個國家社稷，于謙不在乎，也不在意。因此在他兒子于冕跑來告訴他奪門之變時，他道：“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于謙之死，象徵著封建王朝制度的不可挑戰性，以及封建制度的秩序穩定，這是宋代理學置於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影響，人們不需要出現一個挑戰者，一個破壞者，對於破壞和挑戰的人，人們總是習慣性的選擇毀滅，這既是這個時代的無奈，也是于謙本人的無奈。
正如那首詩所言：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如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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