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母亲是仁孝文皇后徐氏（明朝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朱高炽出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十六日，相传他母亲在怀着他时曾梦见有冠冕执圭者上谒。朱高炽是个大胖子。他胖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身体肥胖，所以行动不便，以致于他的床铺、门口都要大一号，穿衣服也特别费布料。后来甚至连走路都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就这样也还总是跌跌撞撞。这显然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种开宗立业的马上天子形成了鲜明对比，朱棣因此也不大喜欢自己这个长子，相比之下朱棣的次子朱高煦倒是很有祖父朱元璋、父亲朱棣那样的马上天子风范，朱棣甚至暗示次子朱高煦：”你哥身体不好，你要努力哟“。朱高炽因为身体的原因打小就喜静厌动，所以不论是个人武功或是带兵打仗的军事谋略都在弟弟朱高煦之下，不过军事能力相对欠缺的朱高炽在政务能力上是很强的：少年时代的朱高炽曾跟随祖父朱元璋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朱高炽却很有主见地认为清晨太冷，检阅应等到士兵们吃完早餐以后。另一次朱元璋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地把文武两类分开并相应地作了报告。朱元璋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动。朱棣起兵靖难时考虑到身体肥胖的朱高炽不便随军作战，于是让他留守北京。朱高炽尽管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相对欠缺，但他颇能服众并充分授权部下。靖难期间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率50万大军进攻北京，然而朱高炽成功安定人心团结部下，最终以万人之军守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在此期间建文帝遣书给朱高炽封官许愿，以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朱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就原封未动地送到朱棣面前，从而使建文帝的反间计失败。
从朱高炽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尽管身体肥胖，在军事能力上不仅远远逊色于祖父朱元璋、父亲朱棣，可能也不及弟弟朱高煦，但在处理行政事务上还是颇具才干的，也能很好地团结人心。不过朱高炽喜静厌动的性情和父亲朱棣实在是显得有些不合拍，其实朱棣自己更偏爱从小和自己一起征战的次子朱高煦，但朱棣也知道大明王朝在经历父皇朱元璋和自己两代马上天子的强势统治后也确实需要一位文治守成之君，况且通过靖难之役上位的朱棣也担心自己的几个儿子之间重新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所以朱棣一度在继承人的问题上颇为犹豫。最后使朱棣下定决心立储的是当时的大才子解缙说的一句话：”皇帝有个好孙子啊“。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从小就颇得祖父朱棣宠爱，朱棣一直认为自己这个孙子有帝王之气。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朱棣在最后一次远征蒙古之役后回朝时去世，太子朱高炽随即继位。然而朱高炽在位仅仅十个月后就猝然离世，别看朱高炽在位时间还不满一年，但他在明朝历史上却起着至关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如果说朱元璋、朱棣时代是明王朝的战略扩张时期，那么朱高炽登基标志着明朝的战略扩张期的结束和内部改革时代的开始。就在明成祖朱棣刚一驾崩之时还没正式登基的朱高炽就跑到牢里把被朱棣下狱的原户部尚书夏原吉放了出来。夏原吉何许人也？为什么为什么朱高炽甚至在还没来得及举行登基大典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要去牢里放了这个人呢？
夏原吉是建文帝时期的户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朱棣起兵靖难攻破南京城后夏原吉被政敌揭发为建文遗党给抓了起来。当时正在气头上的朱棣就要杀夏原吉，夏原吉只是很淡定地请求朱棣过三天再杀自己。朱棣大为不解：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多活三天有什么意思呢？结果夏原吉表示：只要再过三天自己就能把户部的账目结清，这事关国计民生江山社稷，所以自己必须在临死前完成这一任务。夏原吉这种至死不忘工作的作风让朱棣大为感动，于是就提拔夏原吉成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后来整个永乐朝征漠北、下西洋、编修大典等各种纷繁浩大的工程在相当程度上都有赖于夏原吉提供的财力支撑。尽管夏原吉一直在为支撑永乐朝的文治武功积极筹措钱粮，但其实他也感觉到朱棣好面子将排场的行事风格已令大明王朝的财政不堪重负。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永乐朝的文治武功绝不是朱棣个人的成就。事实上历史从来就是由人民所推动的：秦朝的万里长城、隋朝的大运河固然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工程，然而哪个又不是建立在无数升斗小民的血汗之上？我们作为后人当然值得为中华先民的成就自豪，然而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又会如何看待一个接一个的浩大工程呢？1421年冬朱棣再次策划北征蒙古，却遭到夏原吉的公开反对：“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在夏原吉看来：朱棣连年出征都无功而返，搞得劳民伤财。加上灾荒不断发生，国家已内外交困。何况皇帝又龙体欠安，需要好好调养，非要出征的话就派遣将领前往，没必要御驾亲征。朱棣大怒之下就把夏原吉下狱，然而就是这次出征不仅无功而还，最终连朱棣本人也病逝于征途。临终前的朱棣不由感叹：”夏原吉爱我“。
朱棣临终前这句话意味着实际上这时朱棣自己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尽管自己一生戎马创下不朽的文治武功，然而也因此使国力不堪重负，是到了让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朱棣尽管意识到了这点，然而大明王朝的战略转型注定与他无缘，随着朱棣的死就把这一历史重任交给了作为继任者的朱高炽。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大明风华》中朱棣曾当着将士们的面说：”太子就是个抠砖缝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句台词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朱高炽的确是一个近乎于抠门的人，不过他这种抠门也实在是形式使然。朱高炽继位后停止了永乐年间声势浩大的下西洋之举。这件事我们以往一般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此举的确使中国的航海事业中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中国海权海防的空虚。不过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不能要求当时的人能未卜先知预计到若干年后的事，朱高炽之所以停止下西洋根本原因还是明朝的财政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远洋事业。郑和下西洋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征服殖民地、开展海外贸易的行为，而是一种弘扬天朝上国威严的朝贡贸易行为。这种行为的典型特征就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明朝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厚往薄来——每当明朝接受海外国家的贡品时会回赠比贡品价值高出十倍乃至百倍价值的礼品。长此以往就构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在停止下西洋的同时还停止买马、采办等耗费大额国库资金的支出行为，从而起到了削减财政开支、减轻国民负担的效果。
尽管朱高炽在位时间不足一年，然而在此之前由于朱棣长期御驾亲征，所以朝中政务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时以太子身份监国的朱高炽处理的。因此他实际上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算上这段时间，那么朱高炽在明朝战略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就毋庸置疑了：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的方式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朱高炽新任命的官员中有的人在他与朱棣有分歧时支持过他并因此受到惩处：永乐十二年（1414年）事件中被撤职的黄淮和在同一时期被监禁的杨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大学士。杨士奇成了首辅大学士和少傅；杨荣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学士。朱高炽常召见这些重臣们进行正式会议，要求在他对重要事务作出决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样内阁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不能负责的谘询机构，大学士亲自参加了决策。对朱高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由强力战略扩张向内部改革的转型而言：这种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朱高炽一手提拔起来的杨溥、杨士奇、杨荣成为明朝盛世仁宣之治中的传奇人物。在任用贤臣的同时朱高炽也致力于淘汰厄官；释放被谪隶军籍的官员回家乡；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转而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系列举措使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朱高炽死后的谥号是明仁宗，而从他的行为看来也当得起这个“仁”字。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黄河决口，河南开封受灾，老百姓居无定所。仁宗就下令减免开封的赋税，并派右都御史王彰前去安慰灾民。十月，山东登州、莱州发生水灾，仁宗再一次见面赋税。当时仁宗下令给各级官员说：“凡是国家政策中有不利于老百姓的，一定要上奏，如果当地受灾不立即上奏请求赈灾者，必须论处。”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仁宗下令把太仆寺的马分给守卫边疆的士兵牧羊。仁宗还对全国各地卫所屯田军士、差役不得擅自摊派，有碍农务，违背命令者严惩不贷。仁宗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就是要爱惜民众，保存农力与牲畜，发展农业。仁宗多次颁布要求废除一切不利于保护牲畜、发展农业的法令。牲畜作为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劳动工具对发展农业、维持农民生活必不可少，因此仁宗把禁止私自宰杀牲畜作为一条法令颁行全国。仁宗还提倡用执法公正、实行仁政来振兴国家。他告诫负责处理刑事案件的刑部与都察院的主管官员说：“我对刑法不敢依靠个人的意志来判断。你们处理刑事诉讼案件应当收集各种材料和情况，仔细辨别案情的真伪，依靠真凭实据秉公处理，把有罪的人绳之以法，无罪的人不能蒙受冤屈。只有执法者公正才能使法律严明取信于民。这样一来天下人才有所顾忌，而不是无视法律为所欲为；从而使天下太平，百业兴旺。”可以说明仁宗在位时间尽管短暂，但正是他一手奠定了明朝由强力战略扩张的洪武、永乐时期向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仁宣之治的战略转型基础。说他是明朝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性人物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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