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王蒙 《王蒙自傳合集》，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我父親王錦第，字少峰，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他在北大上學時的同室舍友有文學家何其芳與李長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當時喜讀小仲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亞芒也被譯作“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親認為阿貓、阿狗是南方人給孩子起名的習慣，去“阿”存“蒙”，乃有現名。李長之則給我姐姐命名曰“灑”，出自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灑）》。
北大畢業後，父親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讀教育系，三年後畢業。回國後，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級商業學校校長。時間不長，但是他很“高級”了一段，那時候的“職高”校長，比現在的強老鼻子啦。我們租了後海附近的大翔鳳（實原名大牆縫）一套兩進院落的房子，安裝了衛生設備，曾邀請中德學會的同事、友人、德國漢學家傅吾康來住。父親有一個管家，姓程，辦事麻利清晰。那時還有專用的包月人力車和廚子。父親與傅吾康聯合在北海公園購買了一條瓜皮遊艇，我們去北海划船不是到遊艇出租處而是到船塢取自家的船，有幾分神氣。
這是僅有的一小段“黃金”時代，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園，吃小窩頭、芸豆卷、豌豆黃。傅吾康叔叔曾經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園，我有記憶。我也有舊日的什剎海的記憶，為了消夏，商家在水上搭起了棚子，賣蓮子粥、肉末兒燒餅、油酥餅、荷葉粥。四面都是荷花、荷葉的氣味。什剎海的夏季攤檔，給我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每晚的點燈，那時的發電大概沒有後來那麼方便，攤主都是用煤氣燈。天色黃昏，工人站在梯子上給大玻璃罩的汽燈打氣，一經點燃，亮得耀眼。
父親大高個兒，國字臉，闊下巴，風度翩翩。他說話南腔北調，可能是想說點顯閱歷、顯學問的官話，至少是不想說家鄉土話，又沒有說成普通話。他喜歡交談，但談話思路散漫，常常不知所云。他熱愛新文化，崇拜歐美，喜歡與外國人結交。他惠我甚多的，一個是反覆教育我們不得駝背，只要一發現孩子們略有含胸狀，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發宏論，一直牽扯到民族的命運與祖國的未來。一個是提倡洗澡，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最好是洗兩次澡。直到我成年以後，他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們，包括我的孩子們，他的第三代，到公共浴池洗浴。第三則是他對於體育的敬神式的虔誠崇拜，只要一說我游泳了、爬山了、跑步了，他就快樂得渾身顫動。他的這些提倡雖然常常脫離我們的現實條件而受到嘲笑抨擊，但仍然產生了影響，使我等始終認定挺胸、洗澡、體育不但是有益衛生的好事，而且是中國人接受了現代文明的一項標誌。
父親對我們進行了吃餐館ABC的薰陶。尤其是西餐。他教我們怎樣點菜，怎樣用刀叉，怎樣喝湯，怎樣放置餐具表示已經吃畢或是尚未吃好。他常常講吃中餐一定要多聚幾個人，點菜容易搭配，反而省錢。而對西餐吃得正規的人，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並對吃飯不認真的、沒有樣兒的，如蹲著吃、歪著身子吃、趴著吃、看著報紙吃的，疾惡如仇。
父親強調社交的必要性，主張大方有禮，深惡痛絕家鄉話叫作“怵（chǔ）窩子”的窩窩囊囊的表現。說起家鄉的女孩子在公開場合躲躲藏藏的樣子，什麼都是“俺不”，父親的神態簡直是痛不欲生。
母親一生極少在餐館吃飯，偶然吃一次也是不停地哀嘆：“花多少錢呀！多貴呀……”而父親，哪怕吃完這頓飯立即彈盡糧絕，他也能愉快地請人吃飯，當然如果是別人請他，他更會興高采烈、眉飛色舞。我曾經諷刺父親說：“餐館裡的一頓飯，似乎能夠改變您的世界觀，能使您從悲觀主義者變成樂觀主義者。”父親對此並無異議，並且引用天知道的名人語錄，說：“這是物質的微笑啊！”
童年隨父用餐給我留下過不美好的印象。父親和一位女士，帶著我在西單的一家餐館用餐，飯後在街上散步。對我來說，天時已晚，我感到的是不安，我幾次說想回家，父親不理睬。父親對此女士說：“瞧，我們倆帶著一個小孩散步，多麼像一家三口啊。”女士拉長了聲音說：“胡扯！”後來他又說了一些話，女士又說了胡扯，胡扯還是胡扯。我什麼都不懂，但是我有一種本能的反感。而且我想，父親並不關心我的要求。
第二天我向母親“彙報”了這次吃飯的情況。反響可想而知，究竟隨此事發生了什麼，我已記不起了。但是從小母親就告訴我，父親是不顧家的，是靠不上的。我的愛講家鄉話和強調自己是滄州南皮人的動機中，有對父親“崇洋媚外”的反抗，也許還有“弒父情結”在裡頭。
數十年後，在父親已經離世十餘年後，我有一個機會在江南的一座城市見到父親當年的那個（女）朋友，如今的老教授。這也是一種緣分吧。我想見見她，她發表過文學評論，有見解。我實在看不出她當年的風采來。而母親此前也說過，她漂亮。時間是能破壞一切漂亮的。有一說，傅吾康與先父，都曾對此女性有好感。我讀過她給傅的信，信裡提到父親，用語多有不敬，有什麼辦法呢？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晦氣的人不會得到太多的尊敬。我完全理解，只能輕嘆和一笑。長大以後，我與她談得很愉快，我還幫她出了一本小書。
沒多久，父親就不再被續聘當校長了，我事後想來，他不是一個會處理實務的人。他寧願清談、大話。這叫作大而無當，樹立高而又高的標杆，與其說像理想主義者，不如說更易於被視為神經病。他確是神經質和情緒化的，做事不計後果。他知道他喜歡什麼、提倡什麼、主張什麼，但是他絕對不考慮條件和能力，他瞧不起一切小事情，例如金錢。他不適合當校長，也不適合當組長或者科長，不適合當家長，卻是一個最愛孩子的父親。對這後一點，母親也並不否認。年近六十歲的時候，他說過一句話，他人生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這話反而使我對他有些蔑視。他最重視風度和禮貌，他絕對會不停地使用禮貌用語，“謝謝”與“對不起”、“你好”與“再見”、“請原諒”和“請稍候”，但是他不會及時地還清借你的錢。他最重視馬克思與黑格爾、費爾巴哈與羅素，但是他不知道應該給自己購買一件什麼樣的襯衫。如果談境界，他的境界高聳入雲;如果談實務，他的實務永遠一塌糊塗。
立竿見影，校長不當，大翔鳳的房子退掉了，從此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到貧民窟。父親連夜翻譯德語哲學著作，在《中德學志》上發表他疙裡疙瘩的譯文，掙一點稿酬養家餬口。他的德語基本上是自學的。英德日俄等語言，他都能對付一氣，但都不精。
父親熱心於做一些大事，發表治國救民的高論，研究學問，引進和享受西洋文明，啟蒙愚眾，至少是教育下一代，但都不成功。同時，他更加不擅長做任何小事、具體事。談起他的校長經歷，父親愛說一句話：“我是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呀！”天乎？命乎？性格使然乎？
閱讀更多 國史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