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2019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对于世界各国的交流而言，我国从古至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陆地上我们有过“丝绸之路”，而在海洋上，明朝成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更是引来“万邦来朝”，在一定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为落后地区带去了东方大国先进的科技和文化。

15世纪可以说对于人类的世界而言是属于海洋的，因为在这期间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航海事件：第一件事是我国的“郑和下西洋”；第二件事是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开拓了印度洋新航线；第三件事是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抵达美洲。

但是关于航海的这三件事除了我国的“郑和下西洋”之外，其他两次尽管为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给亚非拉美州的原住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从此开始了欧洲人对亚非拉美洲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和侵略，这些行为给当地的原住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尤其是对美洲的印第安人，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骤减。

言归正传，回到题目，咱们一一分解，先来说说“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所在。

我国自古以来政权形式尽管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还是占据历史的主导，在明朝朱棣时期，我国无论是科技、军事、经济等各种领域依然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的大明王朝是绝对有实力进行一次远洋的。

明王朝在前期虽然经历了“靖难之役”，但是整体的国家实力在成祖时期还是一步一步的在走上坡路，朱棣的夺位尽管在历史上饱受世人诟病，但是朱棣治国的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在他在位时期，依然坚持着朱元璋“以民为本”的治国策略，积极发展经济，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政权保持高度集中和稳定，在军事上，朱棣多次亲征，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他重视文化，组织编纂了《永乐大典》，这部书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正因为朱棣做了这些前期工作，才能保证“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因为大规模的航海是需要大量的物资和人力的。

• “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原因应该有两点：
  

第一，“靖难之役”朱棣登上皇位，在很多人眼中这个位置其实是“来路不正”的，朱棣派郑和远洋，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正名，向海外四夷宣布自己的真正的“天下之主”。

第二，建文帝生死不明，在进行友好交流的同时，顺便进行搜寻。

“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在于朱棣一朝国富民强，朱棣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着，他信奉“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封建社会的天下主义思想，其实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非常有利于国防安全，而且这种思想的核心并非是进行战争，而是“和平”，所以说“郑和下西洋”的本质就是以“天朝上国”的物质和文化去进行“和平交流”，其目的是让天下所有国家都共享“太平盛世”，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思想。

“郑和下西洋”意义非凡，这七次航海行动促进了我国古代的对外开放，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经济交流，而且大明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国，通过“下西洋”的活动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去进行对外交流，不光向海外彰显了大明的实力，更是起到了一个调和剂的作用，郑和在出使海外之时，经常调停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勇于承担了我国的“大国责任”，这种思想即便放到今天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我国没有发展成海洋贸易大国？

我国虽然有着“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但是封建王朝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古代对于海洋的探索一直都在停留在“朝贡贸易”和“海禁”的怪圈内不能自拔。

所谓的“朝贡贸易”并不是一种平等的贸易行为，贸易的本质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但是我国长达千年的“朝贡贸易”实际是以我方损失为主。

“朝贡贸易”的主要表现是：海外国家使臣携带进贡皇帝的贡品来我国，将贡品进献给皇帝，然后皇帝对使臣在进行大量的封赏，而这些封赏要远远超过这些使臣所进贡的物品。皇帝将这些进贡的物品择优自己留下或者赏赐给大臣，而且根据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变化，比如有时除了赏赐给海外使臣礼品之外，还将其进贡的物品计算价值，换算成银两进行全部购买，而这些海外使臣可以夹带除了贡品之外的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易，这种私人带来的物品叫做“附贡”，而我们的大明王朝为了彰显“天朝威名”通常都是用远高于市场价格的钱来将这些“附贡”进行购买，如果有剩余，允许这些使臣通过一定渠道进行售卖。

而对于外来产品，我国的明清政府严禁民间商人进行收购，只能是政府行为，政府全额购买，然后由政府进行统一分配，所以说在大的层面上，这种贸易方式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海禁”行为也是“朝贡贸易”方式的一种衍生物，由于“朝贡贸易”的一边倒，使得我国古代很多商人无法进行等价贸易，于是有很多商人私自组织船队进行“走私”，以谋取暴利，我们都知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家族就是明末清初时期东亚乃至东南亚一代最大的走私集团控制者。

由于在古代走私的行为屡禁不止，而且出于国防的安全，明清两代一直都在执行“海禁”政策，不过“海禁”的本质还是源于防卫，我国的封建文明是农耕文明，所以从统治者本身来看，就对发展海洋经济不重视，而且当时倭寇经常对我国沿海进行袭扰，对于明朝而言，外部的威胁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还有这些倭寇，所以说“海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起到了一个保境安民的作用，但是随着大明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和倭寇之祸的解决，大明王朝又解除了“海禁”。

清朝时期的“海禁”要比明朝更为严格，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出于在清朝前期对郑成功家族的防范，以及打击海盗走私等行为，即便郑氏家族已经投降清政府后，清朝统治着仍然坚持“海禁”，甚至不允许外国商船靠岸，仅仅留下了一个口岸。

当欧洲人开始用大船利炮摄取大量财富的时候，我们的明清两朝的海洋事业不光没有前进，反而是倒退的，这是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者思想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总结：

封建时期的中央集权导致了“朝贡贸易”的存在，以国家为主导进行对外贸易实则是建立在损害底层商人和老百姓利益的基础上的行为，尽管施行“海禁”阻挡了外来侵略者，可是同样也封闭了自己。

可是由于“海禁”的存在，使得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沦为了“海盗”,在“海禁”时期的明清两代，走私行为更加的猖獗，这些政策受伤最大的还是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们，而且这种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起到消极作用。

基于这些局限性很大的海洋政策，我国明清两代错失了很多能够发展的机会，导致了没能成为海洋贸易大国，而且最终在清朝也受到了极大损失，到了1840年，清政府的海洋大门终于被欧洲列强的大炮给撬开了。

鸿涵先生

首先在于郑和下西洋本身的目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永乐年间以及宣德年间的一系列海上远航运动，第一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末次终于宣德八年（1433）.期间共历经七次航行，由郑和担任出航正使，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其人，人称三宝太监。自靖难之役便跟随朱棣。在朱棣登上皇位后，更得朱棣喜爱。之所以让郑和担任这个远航正使，朱棣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远航的政治意义

从明面上来讲，新皇登基，四海初定，彰显国威一直是我国古代一个不变的传统。最出名的莫过于大唐，出使吐蕃，和亲等等。到了明朝，也不例外。在经过朱元璋对大明几十年的统治后，到了朱棣这一代，内外政基本安稳，是时候向邻国来展示我大明的国威了。

从暗地里来讲，朱棣登上的皇位，毕竟是从他侄子建文帝手中夺过来的。而南京皇宫的一场大火，建文帝生死未知，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据《明史》载：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朱棣曾派出两队人马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一队是大臣胡濙，而另一队，就是郑和。朱棣得到传言，说建文帝远遁到海外，于是借助船队，一来彰显大明国威，二来暗地里寻找建文帝朱允炆。这就是远航的真正目的。

鉴于此，远航，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赔钱的买卖。在郑和远航的15世纪，世界上发生了另外两件和海洋相关的的远航事件，一个是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开拓了印度洋新航线；另一个就是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抵达美洲。这两个远航，为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因为他们本身抱着的目的就和郑和不一样。

明朝的海禁政策

说到郑和的远航，不得不得就是明朝的海禁。据《大明律》记载，凡是私自造大船的，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更有甚者，卖与夷人图利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一系列的高压政策，使得明朝的海运贸易，陷入了封锁的境地。包括后来的清朝，更是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更让这种情况加剧，若是当初在郑和下西洋建立的大好开端下，再采取开明的贸易政策，我国的海运，必定是要比蛮夷强取豪夺要好的得多，走得更远，可惜，历史不会重来，一系列的海禁政策，对海上贸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商人无法通过海洋贸易，沿海的百姓更不能走这条路，只得入海为寇，长此以往，只能望洋兴叹罢了。

经济形态决定意识形态

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结构。这源自于我国地大物博，一切完全可以靠着自给自足来生存，而外国就不一样，对于西方国家，能够发展海上贸易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这一切都是西方国家求之不得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走海上贸易这条路。

反观中国，封建统治下，维稳，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大课。如何维稳，首先是要愚民，如何愚民，那就是让人老老实实在限定的土地上，重农抑商，是很多朝代的政策。商业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但是同样带来的就是政治的不稳定性。权衡利弊，在维稳和财富比较下，统治者还是非常愿意放弃部分的财富来保持政治的稳定，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各种原因的加持下，郑和下西洋，成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壮举，但是却没有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次机会，这不是谁的错误，是历史的必然。

史晓生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航海壮举！那么既然有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为什么明清两朝未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呢！

01

我们先来说下明朝，大明王朝自建国开始，由于东南沿海倭寇为患，因此明太祖实行“片板不得下海”的禁海政策。但明初所实行的海禁却并非完全阻断海外贸易，而是将海外贸易实行官方化，称为“朝贡贸易”。

到了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开始，明朝的朝贡贸易发展至巅峰，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多次访问中国，进行朝贡贸易。

由于朝贡贸易的高度发展，让明代商人看到了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民间商人为了利益屡屡犯禁出海，因此促进了明代海外私人贸易的兴起。直至隆庆元年，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早已平定，再加上私人海外贸易的强烈需求，因此明朝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开放港口，允许民间商人进行海外贸易。

但明朝政府开放港口是有限制的，它仅选择了月港这个狭小的地区作为通商口岸，正是因为狭小的空间方便控制，因此明代私人海外贸易虽然有所发展，却不能过份高估，毕竟一个小小的月港，其影响力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无法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

02

反观清朝时期，清朝的“海禁”政策，则是全面禁止海外贸易，不仅民间私人不得出海贸易，就连外国商人也不许来华贸易，其所实行的“海禁”政策时间从清初一直持续到了鸦片战争，此间未曾废除过“海禁”政策，实为真正的“闭关锁国”。

如此禁海，又怎么可能会有海上贸易呢！

渔公子读史

笔者查看已有的回答，看到是大量篇幅叙述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对明清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理由叙述感觉不够透彻不够清晰，这里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留言点评。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清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的原因

千百年来，人们毫不吝惜对郑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词，可是这其中却存在一个吊诡之处：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沟通了沿海各国。可以说，郑和已经为中国发展海洋贸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这一步，比西方还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数百年间，却始终无法发展成为海洋贸易大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个结果的发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下，依旧没有发展成海洋贸易大国，自然也有其内因和外因。当然，这其中内因又是主要原因。内因主要有三：

一. 郑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

郑和下西洋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和下西洋本身是没有局限性的，恰恰相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彻底的“亏本买卖”。

这便说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和宣扬明朝威德，至于“与诸番货”，则只是顺带做的事情。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中，与诸番贸易得来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异宝，它们最终都要献给皇室，而不是用于商业贸易。而且，为了宣扬威德，明朝付出的经济代价往往要比诸番高得多。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所以，郑和下西洋虽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的海上贸易，但这只限于安全性，至于明朝海上贸易发展艰难的本质问题，则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郑和下西洋还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以致于最后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它的贸易体系。

二. 明清两朝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

从隆庆年间开放，明朝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来看，如果明清两朝能够抓住郑和开辟航路的这个机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那么扭亏为盈轻而易举。只可惜明清两朝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不论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对于海上贸易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孤立、自闭的政策下，商人们无法发展海外贸易；沿海的百姓们无路可走，只能入海为寇，侵扰中国边境，然后朝廷又因此加紧海禁政策，以致于形成恶性循环。

三. 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

这种海禁政策恶性循环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其实，能够发展海上贸易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海上贸易。可是中国却截然不同，以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作为农业赋税供养的国家，中国统治者极度强调农业生产和内部稳定。在“维稳”的思路决策下,在统治者的眼中，商业能够带来财富，但它却会危及统治，只有农业才是国之根本。所以统治者愿意以放弃民间海上贸易为代价，封锁沿海地区，防止倭寇侵扰，关起门来统治。更何况，官方也不是全然放弃了海上贸易。

据记载长期造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造船成本大幅上涨。明代早期造一条50米的大船大概要花2500两白银，到晚期就要4000两，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就得10000两以上。

事实上，不能说明清两朝的中国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不论是否实行海禁，两朝其实都没有断绝官方的海上贸易，毕竟自己赚钱这种事情统治者还是愿意做的。只是，一个国家如果只允许官方进行海上贸易，其海上贸易的总体量和竞争力都会受到限制。当西方列国纷纷瓜分世界，发展海上贸易赚取大量钱财的时候，明清两朝却在自缚手脚，此消彼长之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成为海上贸易大国。不过，明清两朝没能抓住郑和下西洋的机会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大国，也与外因有关。所谓外因，便是当时中国外部的海上贸易环境。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胁却没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海外有张士诚的残余势力，还有倭寇的侵扰。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联合剿灭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却将使臣杀害，并要求与中国通商。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应日本的请求，只是开战代价又太大，于是明朝干脆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

到清朝时，东岸沿海地区又有郑成功等反清势力。清朝为对抗他们，也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两朝一旦开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发展海上贸易的收益当然比开海所要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但在将商业看作“末流”的统治者看来，实行“海禁”，是一个一劳永逸，简单效率的方法。

反弹琵琶，另一种观点，海禁，是为了发挥自己优势

其实朝廷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明朝的面子工程，跟外邦的朝贡贸易是赔钱赚吆喝，我们又不是人傻钱多，这就像汉唐时期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打通西域，那不是大老远过去炫富的，是为了打通商路挣钱用的。到了明朝也是这个理，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出动了令周边各国都颤抖的威猛舰队，那也是为了增进贸易收入，打通朝贡海路用的，政府增进的当然是政府朝贡贸易了，这块笔者要多说几句，很多人都以为朝贡出于政治目的，完全用钱买心理安慰，其实朝贡贸易可不是出于政治的亏本买卖，而是优先考虑了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素，明朝前期朝贡贸易是进口内销挣自己人钱，结果导致是货币流出，1567年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引进白银之前，朝贡贸易只造成中国财富和货币的流失，郑和的远洋活动输出的铜钱以及白银不计其数，当时铜钱也被赏赐给外国的使者，这就造成明初很多铸造的铜钱以及白银流失海外，朝贡初期朝廷向外藩进口的货物多是珠宝香料等，而中国的代价则是货币，货币是商业资本特殊发达的社会财富最高形式，无论是打击贸易还是鼓励贸易，都会把货币外流视为头等禁事，例如南宋也有“金银铜铁货不许下海”，唐代《唐律疏议》记载“金，银，铁，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所以明初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于朝贡中流失，真是当时最得不偿失之事。

后来朝廷看到大量货币外流，心想这可不好，我得再赚回来，既然可以利用海洋贸易补贴货币流失为何弃之不顾，于是1567年国家外贸产生了，而且是基于海禁政策产生的，利用海禁限制自由贸易，然后进行国营贸易，国家垄断进出口，与西洋国家进行丝绸，瓷器贸易中得到大量白银，垄断价格再卖到国内，赚的钱用来补贴国库，《明史.食货志》记载：“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另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讲，明朝政府对朝贡商品收取货物税。附进物先收50%的货物税，余者由官府给值收购。货物进入港口全部封仓后，待抽20%的货物税才准开仓交易。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江南沿海一带，南方手工业逐渐发达，体现在手工工厂即家庭作坊的数量.规模扩大,生产工具与技术更新,产量增加。最重要的是当时在江浙一带的丝织业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和以生产丝绸获取利润的“机户”，以及福建泉州一带的大型瓷器工厂，产地开始集约化，产量开始量产化，这一切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抬头，然而当生产力大于国家外贸的程度时，很多商品就需要更加广大的市场，就要通过政府更大的朝贡贸易使得明帝国出口大于进口，造成的贸易顺差充盈了国库。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证明了明代中国通过与西洋各国的官方贸易赚取大量货币。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结语

郑和下西洋，只凸显了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于权力就无法雄起;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参考文献：

1.历史战争，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明清却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

2.时事纵横，中国为何在郑和下西洋之后进行海禁, 历史真相终于解开, 有人说这招真高！

中学数学深度研究

明朝公元1405至1433年，太监郑和先后奉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命七下西洋。28年间，郑和的船队到达过亚洲和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非洲的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要比西方的大航海早半个多世纪。但新船路的开辟，为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产资料和市场，而郑和下西洋却没有促进明清的海外贸易。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两次航海的目的是不同的。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扬明朝国威，不是贸易和经商，这使得郑和的航海国家耗费很多，必然不能长久进行。而大航海的航海家则明确的是为了寻找去往东方的新船路。据说，达·伽马一次航行所得纯利竟超过航行总费用的60倍以上。这极大的刺激欧洲后续的航海贸易活动。

其次，是后续欧洲各国和明清的国策不同。明朝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至清朝都施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从政策上限制了对外贸易。而欧洲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断支持和鼓励海外贸易。

其三，中国社会属于大河文明，在思想和文化上创新和冒险精神不够。欧洲国家属于海洋文明，有更为积极的创新和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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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

关于郑和七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为当时世界的远洋航行留下了宝贵资料。

但是关于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使得中国成为海洋贸易强国这一点，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

芦芦哥可以和大家探讨一下，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从而发掘出其中的原委。

依芦芦哥来看，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使中国的海洋贸易强大起来是必然的，或者是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想过依靠郑和下西洋成为海洋贸易大国。

关于郑和要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人才七下西洋，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在这里，芦芦哥依目的的重要性排列顺序，说一下都有哪三点:

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郑和下西洋，要达到自己特殊的政治目的，使大明王朝在整个东南亚全面建立起华夷政治体系，也就是要整个东南亚为大明王朝马首是瞻。

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做扬我国威这样的事情。其继位以后，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功勋和宣扬大明的国力强盛，曾着手修编了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典》。

按照当今的说法，朱棣这就是臭显摆。

郑和下西洋也有同样的目的，看看史料记载的第四次下西洋时船队的规模就知道了——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余艘，船上金银细软无数，且当时明朝造船业发达，郑和所率船只巨大，这样的船队，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庞然巨物一般的存在。

郑和船队也确实不负众望，展示了大明帝国无比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明朝廷主导的朝贡体系的规模大为扩张，很多国家纷纷称臣纳贡，大明王朝的势力也成功深入了东南亚地区。明成祖朱棣弘扬国威的目的也达到了，他宣扬中华为最强之国的“君主华夷”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

其二，寻找建文帝朱允炆。我们知道，明成祖朱棣的皇位不是朱元璋传位而来的，而是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硬生生抢过来的。轰动整个大明历史的“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的尸体，那个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下落不明，这令朱棣如鲠在喉。当时天下间又盛传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海外。

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朱棣才派自己的心腹郑和去下西洋追查建文帝的踪迹。

《郑和传》中也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其踪。”

有人说这应该是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如果只是弘扬国威的话，根本不用七下西洋。但是芦芦哥对这种说法保持疑问，因为这支船队过于庞大了，这么多人，如此兴师动众，就像是开着警灯拉着警笛抓贼，恐怕贼早就闻讯跑掉了。

而且，只是传说朱允炆逃亡了海外，就如此兴师动众的去做一件大海捞针的事情，这未免就有些不明智了。

但是，郑和下西洋依然是有极大程度是为了寻找朱允炆的，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再来说说其三，这才是发展海外贸易。

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郑和下西洋为中国输入了新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从而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根据历史记载估算，郑和七次远航带给大明王朝的贸易输入应该有三十万两黄金，千万两白银。

但是我们还是把发现海外贸易列到了第三位。

因为再怎么说，发展海洋贸易一直也不是郑和下西洋的重点，不止如此，整个明王朝对于海洋贸易也一直是提不起太大精神的，这一点对于今人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具备所有成为海上贸易大国的条件，而这也会带来无可估量的金钱财富，但是郑和下西洋乃至于整个大明王朝，依然始终没有将海洋贸易发展起来。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之所以郑和下西洋后，明清并没有成为海洋贸易强国，是因为发展海洋贸易，并不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中，或者说，只是捎带进行一下海洋贸易而已。

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疑惑，这究竟是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将国家发展成为海洋贸易强国，这对于当时的世界强国大明王朝来说，并不是难事。

如果要弄清楚这件事，我们就要往深处探讨一下，只有往深处发掘，才能明白明王朝为什么没有将郑和下西洋作为大力发展海洋贸易的契机？

传统中国社会并不主动追求贸易强国的地位，但是一直以来传统中国又是如此强大，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内部市场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与工艺水平的提高，虽然并不主动，却自然而然就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这样的国家，当时国内产业并不发达，只能依靠发展海外贸易以追求利益，但是，受生产力的限制，这些国家所交易的大多是自然产品，香料、毛皮、粮食等等，商品附加值很低。所以他们必须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才能弥补自身生产力匮乏的弊端。

中国却并不同，所出产和贸易的多是瓷器、丝绸、漆器等等，也就是说，中国所出口的产品附加值含量极高，也就是低成本高收益。中国即使不特意发展海洋贸易，依然可以获得极高的收益。据中外各名家研究，中国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非常巨大的利益。世界上一半甚至更多的白银全部都流入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不会将海洋贸易作为重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类都是这样，能够坐享其成，谁还会费时费力再去乱折腾呢？

还有，影响中国海洋贸易强国地位的，还有货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明朝初年，朝廷滥发纸币，导致纸币的价值大为降低。明成祖之后，朝廷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封闭保守，不行货币改革，却承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以白银作为国家的主要通货。

当然，以当时中国的产业体系之完整先进，来说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深远，导致货币体系不能自足，中国经济对海外贸易及货币更为依赖。明末国家动荡，迫切需要货币补充财政亏空时，中国市场上的白银供给不足，以至于最终明朝灭亡，与此都有极大关系。

最后，不得不承认，还有最重要也是最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之发达，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一支独大，没有可以撼动中国经济地位的对手，自然而然，中国也就缺乏维护海洋贸易强国地位的决心和动力。

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誉，骄傲自大，不屑与他国为伍，同时又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保守自封，固步不前，这些，也都是造成郑和七下西洋，最终明清两朝也没有能够发展成为海洋贸易强国的主要原因。

历史是个大葫芦

因为天朝上国不需要贸易，我们自给自足已经足够了。

这里要肯定郑和确实是中国古代的航海家，但其七下西洋与欧洲的大航海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

1、寻找建文帝，当时有种说法是建文帝逃跑去了海外，用现代思维来看，建文帝往海外跑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但朱棣不信邪啊，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要试试。

2、扬威海内外，朱棣是造反起家的，为了彰显大国风范，排除船队去海外扬威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其中也是有贸易的，当时主要是朝贡贸易，即厚往薄来，说不好听点是赔本赚吆喝，其政治目的更为明显。

3、虔诚的意志，郑和原名马三宝，他是典型的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下西洋也有郑和自己的意志——他想去麦加朝圣，那是每个穆斯林的终身信仰。而郑和在第七次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他在归途中去世。

而欧洲大航海的目的很简单：钱！钱！!钱！！！

那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中世纪的愚昧无知，当时的欧洲十分需要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外贸产品，但大陆通道被奥斯曼所控制，穷则变、变则通，为了生活的欧洲人开始向海洋探索。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了新大陆，但他们更多是为皇室掠夺财富来奢侈的生活，而后来的荷兰和英国在掠夺的同时，为自己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而随着自身的强大，他们打开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门，这才开启了贸易，虽然多数是不平等的，正是那些不文明的对外贸易，才开启了欧洲文明的大门。

这里要问了，明清500多年，为何一直闭关锁国，对外贸易一直非常慎重呢？

从政治来讲：让国民少接触外界事物有利于控制民众思想，也是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思维作祟，而且帝国的执政者也不支持。

从经济来讲：我国历史上人口并不算多，即使到了清末也不过4亿人，中国的物产绝对可以满足国民的基本生活，不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来赚钱。

从文化来讲：我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中央之国不是白叫的。当时的执政者看不起那些番邦外国，认为他们都是蛮夷，不屑于与他们贸易。乾隆时期，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工业革命早已开始，正式这次出访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奠定了基础。

所以说，无论何时，我们都要打开自己的眼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取长补短、互利互惠才能让自己进步。

黑水布衣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这是一次伟大的远征，它“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剑桥中国明代史》）

千百年来，人们毫不吝惜对郑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词，可是这其中却存在一个吊诡之处：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沟通了沿海各国。可以说，郑和已经为中国发展海洋贸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这一步，比西方还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数百年间，却始终无法发展成为海洋贸易大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个结果的发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下，依旧没有发展成海洋贸易大国，自然也有其内因和外因。当然，这其中内因又是主要原因。

内因主要有三，一为郑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二为明清两朝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三为中国的经济结构。

首先来讲郑和下西洋本身的局限性。郑和下西洋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郑和下西洋本身是没有局限性的，恰恰相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彻底的“亏本买卖”。

《明史》载：“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马敬则在《瀛涯胜览序》中说：“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盖声名施及蛮貊，使普天之下，含灵蠢动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焉。”

这便说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和宣扬明朝威德，至于“与诸番货”，则只是顺带做的事情。事实上，郑和下西洋中，与诸番贸易得来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异宝，它们最终都要献给皇室，而不是用于商业贸易。而且，为了宣扬威德，明朝付出的经济代价往往要比诸番高得多。所以，郑和下西洋虽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的海上贸易，但这只限于安全性，至于明朝海上贸易发展艰难的本质问题，则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郑和下西洋还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以致于最后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

当然，从隆庆年间开放，明朝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来看，如果明清两朝能够抓住郑和开辟航路的这个机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那么扭亏为盈轻而易举。只可惜明清两朝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大明律》曾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清朝也曾针对海禁颁布法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清史稿》）

不论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对于海上贸易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孤立、自闭的政策下，商人们无法发展海外贸易；沿海的百姓们无路可走，只能入海为寇，侵扰中国边境，然后朝廷又因此加紧海禁政策，以致于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其实，能够发展海上贸易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海上贸易。可是中国却截然不同，以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统治者的眼中，商业能够带来财富，但它却会危及统治，只有农业才是国之根本。所以统治者愿意以放弃民间海上贸易为代价，封锁沿海地区，防止倭寇侵扰，关起门来统治。

更何况，官方也不是全然放弃了海上贸易。事实上，不能说明清两朝的中国不是一个海上贸易国家，不论是否实行海禁，两朝其实都没有断绝官方的海上贸易，毕竟自己赚钱这种事情统治者还是愿意做的。只是，一个国家如果只允许官方进行海上贸易，其海上贸易的总体量和竞争力都会受到限制。当西方列国纷纷瓜分世界，发展海上贸易赚取大量钱财的时候，明清两朝却在自缚手脚，此消彼长之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成为海上贸易大国。

不过，明清两朝没能抓住郑和下西洋的机会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大国，也与外因有关。所谓外因，便是当时中国外部的海上贸易环境。

郑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胁却没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海外有张士诚的残余势力，还有倭寇的侵扰。明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惟有日本，倔强不臣。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得还者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顽如初。”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联合剿灭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却将使臣杀害，并要求与中国通商。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应日本的请求，只是开战代价又太大，于是明朝干脆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

到清朝时，东岸沿海地区又有郑成功等反清势力。清朝为对抗他们，也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明清两朝一旦开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发展海上贸易的收益当然比开海所要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但在将商业看作“末流”的统治者看来，实行“海禁”，是一个一劳永逸，简单效率的方法。至于海上贸易大国，这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所以，别说郑和没有航行到西方，即便是他到了欧洲，只要中国的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不发生根本上的改变，中国就始终无法发展成为海上贸易大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

《明史》

《瀛涯胜览序》

《清史稿》

《五杂俎》

初七

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清没能发展为海洋贸易大国？

其实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与当时的统治者意志有决定性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 宣扬国威
  

朱棣起兵造反当上皇帝后励精图治，改了以前朱元璋定下的很多不合理的规定，海外侨民得知祖国换了皇帝后也纷纷跨越重洋前来朝拜皇帝。朱棣在得知海外也有心向大明的侨民后非常高兴，不过朱棣又得知这些侨民经常被陈祖义等海盗和当地土著的欺负时决定出兵灭掉这些海盗宣扬国威，给南洋各国的侨民撑腰。于是花费巨资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远洋海军。没用多久就灭掉了以陈祖义为首的海盗，南洋各国看到强大的明军后十分害怕，自从再也不敢欺负大明的侨民。

• 寻找建文帝

皇太子朱标死后，包括朱棣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会立战功赫赫的朱棣为太子。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朱元璋直接跳过所有儿子转而立朱标之子朱允文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文在方孝孺等权臣的支持下大幅度削藩，逼得朱棣造反。后来朱棣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打败了朱允文，在攻破都城后大肆搜捕朱允文。

虽然朱棣打着奉天靖难的幌子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实际上明眼人都清楚朱棣只是单纯的想造反而已。朱允文活着的话对他的皇位极为不利，一心想斩草除根的朱棣听说有人在南洋发现了朱允文，于是才派郑和出洋寻找！

• 满足皇帝的虚荣心

宋朝时有个很变态的现象就是宋朝给辽国大量的金钱，以此让辽国对宋称臣。中国古代都有这种观点，就是感觉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下等国家。朱棣所统治的大明王朝的确有这种让其他国家为之羡慕的实力，朱棣刚夺得皇位时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前来朝拜，郑和下西洋后，各国纷纷来到大明朝拜，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更是让来朝贡的各个国家赚的瓢满钵满。

郑和下西洋开销极大以至于朱棣死后，新上任的皇帝立马就叫停了下西洋活动！

清朝

满人自北南下入关占领了中国，成为中国新一任统治阶级，值得一说的是满人并不在乎中国的未来与发展，满人更为在乎的是怎么才能更好的统治汉人。

满人入关前火器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普及与发展，满人入关后由于人口上处于劣势，所以特别忌讳发展火器。有一次一个农民发明了可以连发的火器，这是最早的机枪雏形。这个农民立马把这个研究成果给了乾隆皇帝，希望普及这种火器。乾隆看到后特别生气，立马把这个农民流放到了东北，这个人痛苦的在东北度过了余生，至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火器！

满人入主中国后，其实只占领了很少中国的土地，清朝九成以上的土地其实都是类似于吴三桂这样的汉奸打下来的，由于满人和汉奸是自北向南攻打的，所以就导致南方的沿海地区有很多反清志士。清廷为了防止百姓与反清人士勾结，于是实行海禁。

总结：其实历史上我们有很多次能走向世界性海上强国的机会，可都被统治者给浪费掉了！不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相信我国会在不久后的将来发展壮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强国

天天向上的板栗

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对外贸易不但沒有停止，而且越来越大，至晚明时已发展成海洋贸易大国。

这一点许多人可能不同意。不过，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到晚明时，郑和的另一同姓人郑芝龙己成为东南沿海响当当的人物，海商集团的霸主，拥船数千艘，富可敌国。他便是明朝海上对外贸易的典型代表。

说到郑芝龙，许多人可能不熟悉，说到他儿子郑成功，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官方对外贸易停止了，从海洋上退却了。但是私人贸易却篷勃地发展起来了。也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使得明朝的海上民间贸易与官方禁止行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沿海居民纷纷造船出海，朝廷禁止时则从事海盗事业，朝廷解禁时则从事海商事业。其中出了许多名人，号称“五峰船主"的王直便是其中的代表。

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葡萄牙来到中国，要求开阜贸易。因其野蛮的殖民性格被拒。于是葡萄牙人从广东北上来到浙江，与中国海盗，日本倭寇勾结起来，从事劫掠性的海上贸易，占据浙江的双屿岛为据点。开辟了中国一日本一欧洲的三角贸易航线。

这便是当时东南沿海错纵复杂的倭寇祸乱的深层次原因。

明朝大臣胡宗宪主政浙江后，坚持抗倭政策，用计擒杀海盗头子王直，荡平倭寇巢穴双屿岛，重用名将戚继光等反倭。给倭寇以重大打击。

荡平海波后，明朝顺应时代潮流，开放海禁，史称“隆庆开海"。其后明朝对外贸易光明正大地发展起来。

在这个时侯，福建一个不起眼的港口一一月港发展起来，福建人也顺应时代，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角。就在这个时候，郑芝龙登场了。

郑芝龙的身份是亦官亦商亦盗，他在明朝风起云涌的海上贸易中崛起，通过杀伐成为海盗集团的首领，又来往于中国大陆，日本与吕宋之间，从事贸易，获利巨大。最后通过招安，成为明朝的将军，有了官方的身份。

在郑芝龙时代，明朝海上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除了葡萄牙开辟的中国大陆→印度洋→非洲南端→欧洲的商贸航线外，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国，他们先是占据吕宋(菲律宾)，后占据中国台湾北部(后被荷兰赶走)，开辟了中国大陆→吕宋→太平洋→美洲大陆→欧洲的新商路。

一种叫做“马尼拉大帆船"的海船航行于太平洋上，开辟了另一条海上丝银之路。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内容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对外出口丝绸，棉布，瓷器，茶叶等特产，从海外换回巨额白银，运回中国。当时西班牙殖民地美洲正好发现世界级大银矿，派上了用场。就这样，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使中国的货币流通发生深刻变化。白银代替了铜钱，宝钞，成为中国市场主币。这也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

这种对外贸易的变化，深深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长江三角地区的纺织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其产品棉布，丝绸不但行销于世界各地，而且行销于全国。

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两条大水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大运河把江南的棉布行销中国北方，又将北方生产的棉花运到江南加工，棉花生产地与加工地发生了分工。湖广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大量的稻米被长江运往江南。江南大量的土地改种桑树，而不再种植粮食。

整个经济布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因为如此，明朝后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整个社会朝着近代化方向逐渐迈进。

这一切均停止于明朝末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推翻明朝统治。随后满清入关，一场杀害遍布全国。

在此期间，中国南方人民对满清侵略者给予了坚决的抵抗。其中又以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最为坚决。为了断绝大陆人民对起义军的支援，满清统治者实施了野蛮的“迁海令”，凡沿海居民一律后撤，将海岸线变成无人区。这样一来，中国人彻底告别了海洋，使海洋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天下。

17世纪80年代，随着满清收复台湾，郑经父子投降，中国人彻底退出了海洋。

其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1840年，英国人找上门来，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屈辱的时代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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