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畫作
何香凝(1878—1972)，號雙清樓主，廣東南海人。同盟會會員。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婦女運動和民主革命的先驅。建國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著有《何香凝詩畫集》等。
何香凝
我生長在香港。父親是農民出身，他在澳門創了商業，在香港成了相當大的資產家、地產家。我自小生活優裕，社會接觸少，20歲與廖仲愷結婚。我們家裡有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的人，我自小即常常聽到別人談到反清的事。結婚之後，我又聽仲愷常常談及時事，逐漸加深了我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認識。當時清政府腐敗無能，幹下了許多喪權辱國的事，我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此甚為憤激。戊戌政變之後，有志青年赴日留學，一時成為風尚。仲愷也很想去日本留學。原來仲愷一家都是華僑出身，仲愷生在美國，仲愷的父親死在美國，仲愷的親兄亦在美國長大。仲愷的親兄懂得—些英文，當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員，但是他不答應給仲愷到日本留學的學費。仲愷自己要籌一筆赴日旅費，錢也不夠，為此常常對我嘆息。為了成全他這個志願，我就把結婚時孃家給我陪嫁的珠玉首飾賣掉，拋棄我一向過慣了的優裕悠閒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學。在仲愷到了日本之後兩個多月 (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東渡日本，開始了去國離家、獨立學習的另外一種新生活。
當時，孫中山先生宣傳推翻清朝、號召革命的名聲，在日本留學生中早已傳播開了。我們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還沒有會面的機會。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和仲愷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國留學生會館參加留學生的聚會，在會場上初次看見了知名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當時留日學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參加那次會議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黨，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實走狗，魚龍混雜，什麼人都有。孫先生在那次聚會上談得並不多，只泛泛地談到了中國積弱太甚了，應該發憤圖強，徹底革命。我們都聽得入了神，不知不覺就到了散會的時候。我們抓住這個偶然的機會，打聽到孫先生寓所的地址，預備以後再去拜訪，聽他多談些革命道理。
幾天以後，我、仲愷和另一個留日青年學生黎仲實，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間“下宿屋”拜訪孫先生。在一個面積不大、陳設簡樸的小房間裡，孫先生親切地接見了我們。正像一般年輕人之間的會面一樣，我們沒有客套，話題馬上從中國政治問題上開始了。這一次孫先生談得很多，從鴉片戰爭談到太平天國，談到戊戌政變，談到義和團，談到清政府腐敗無能，所以一定要進行反清革命。我們聽他說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後來，我和仲愷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見孫先生兩次，對他表示我們也想參加革命工作，願效微力。孫先生指示我們先在日本留學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廣為結交。此後，我們積極參加“革命同盟”的各項活動，在留日同學中展開廣泛接觸，進行聯絡宣傳工作。
1904年初，孫先生作環球旅行，由美洲經日本前赴歐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時，我正懷著身孕，預備回香港分娩。孫先生特意叫我帶一封信給在香港的陳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與陳少白認識。我由東京先到橫濱候船回國，知道孫先生當時在橫濱山下町已設有秘密的通信聯絡的地點。我在香港生下了夢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讀書、一面做些革命宣傳工作，生活流動無定而又緊張，照顧小孩很不方便，於是獨自返回日本。夢醒雖然是我初生的第一個女兒，但是我也只好將她留在我孃家託人撫養。而她那遠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學預科學習、同時從事聯絡革命青年工作的父親——仲愷，則直到一年多以後回到香港籌款，才第一次與他自己的女兒夢醒會面。
何香凝、廖仲愷與兒子廖承志、女兒廖夢醒合影
1905年孫先生由歐洲回到日本，積極籌備組織同盟會的工作。他的活動範圍更廣泛了，方式更多樣了。他這次在東京一間名叫“高陽館”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貫與清政府相勾結、向來對於孫先生的行動深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見孫先生收發很多書信，會見很多客人，聚眾宣傳，高談闊論，當然把孫先生的革命活動完全報告上去。孫先生的行動因此時常受到干涉。孫先生為了以後能夠繼續順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個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為開會及收信地點，以便掩護。因為我和仲愷參加“革命同盟”的活動已經不少日子，而我們夫婦又是自己租賃房子居住，孫先生覺得在我家開會及收信極為合適，就叫黎仲實來找我談。黎仲實轉達了孫先生這個意思，我十分贊成，孫先生還特別提到嚴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僱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應了。為了保守秘密，我還特意去找一間合適的房子。幾天以後，搬了一次家，由本鄉搬到神田。連女中也沒有僱，每天下課以後親自操持家務。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學會自己洗米、生火、燒飯等等家務勞動的。自此以後，我家就成為通訊聯絡站和聚會場所。
那時，醞釀正式成立同盟會的工作已經相當就緒。而這時候仲愷回香港籌借留學費用，不在日本。就在孫先生叫黎仲實來和我談借房子開會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裡辦了加盟手續，那時我還住在本鄉。我清楚地記得我舉著右手在孫先生的領導下讀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有始有終，如或渝此，任眾處罰”的誓言。我雖然早已參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動，並且早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作為我革命奮鬥的目標，但是現在我又正式辦理加盟手續了，再想到我們獻身的革命事業有了越來越多的人擁護，勢必越來越加快發展，我當晚興奮激動得徹夜難眠。和我同時辦理入盟手續的還有黎仲實、馬君武以及日後刺殺仲愷的真兇胡毅生等人，這就是孫先生在日本發展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我們這幾個人和稍後入盟的廖仲愷、朱執信，後來都成為中國同盟會的骨幹。
在我入盟以後大約兩個多月，仲愷方才回到東京。同船抵達的還有胡漢民夫婦，胡漢民夫婦寄寓在我的家裡。仲愷有志革命很早，當晚孫先生來到我家，仲愷在晚飯後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漢民為了“平均地權”四個字與孫中山先生辯駁了差不多一個通宵。胡漢民認為不宜於在那個時候提出“平均地權”的口號，孫先生向他解釋說：“你參加反清朝帝制，這很好，但是解決民生問題，也是我們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決民生問題，首先就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我記得那天夜裡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還聽見他們在隔壁房間爭論不休，一直辯論到深夜3時以後，胡漢民方才勉強加盟。
自從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以後，清朝政府發覺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活躍非常，便加緊勾結日本當局，設法制止日本留學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國主義當局發佈《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清廷駐日公使汪大燮是從中做過相當工夫的。取締規則中規定取締中國留學生的政治活動，剝奪言論自由，禁止集會結社，檢查書信，強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鎮壓革命思想。當時留日學生分為兩派：一派膽小怕事，主張妥協；一派主張堅決反抗。這次“反抗取締規則”的鬥爭，也無例外地考驗了我們留學日本的每一個同盟會會員。我和仲愷，還有很大—部分同盟會員都堅決主張同盟罷課，以示抵抗。我們在鬥爭中團結了廣大青年學生，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很多青年學生就在這次鬥爭中受到啟發和教育，由靠攏我們進而直接參加到同盟會的組織中來。中國同盟會的活動，不但沒有因此而受到打擊，反而更加活躍發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會會員在這次鬥爭中暴露了他們的本性。即如汪精衛、胡漢民等人當時都還沒有考入正規大學，只是混在政法學校的速成班裡學習，恐怕罷課對他們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費，恐怕會被學校開除，為自身計，他們是主張妥協不罷課的。汪精衛還在當時的所謂“維持會”上籤過名。當然，要說全體留日中國學生都罷學回國，不特實行起來頗有困難，而且大批同盟會員回國之後也有被清政府一網打盡的危險。孫先生不贊成留日學生全體回國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那時的鬥爭中，革命黨人主要的是應該和大家團結一致，共同行動，堅持鬥爭，爭取勝利，而汪精衛與胡漢民恰恰就是根本沒有這樣的信心和決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投稿的多為同盟會會員，他們所寫宣傳革命的文字很受讀者歡迎。但是，當時發表在《民報》上的文章和一般參加同盟會的人思想狀況，也明顯地反映了同盟會會員內部存在的思想分歧。這些文章上表達出來的和一般的思想動態，可以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人僅有推翻清朝的單純民族主義思想，至於推翻清朝以後中國往何處去，思想上還是完全模糊的，甚至還可以說根本就沒有接觸到這個問題。這一類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類人則在推翻清朝以後，要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也就是歐洲或日本式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漢民、汪精衛，後來成為西山會議派的鄒魯、居正也是屬於這一類人物。第三類人則接受了當時已經在日本青年學生中開始流行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並試著把那種儘管還是處於萌芽狀態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到中國來。他們在翻譯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時候，把資產階級譯作“豪富”，把無產階級譯作“細民”。他們在《民報》上宣傳“細民”與“豪富”的鬥爭，也就是反映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一類的代表人物就是朱執信和廖仲愷。仲愷在《民報》上用的筆名，叫做“屠富”。我記得仲愷那時候曾同我開玩笑，說：“你的爸爸是個大資本家，也是將來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麼?”
同盟會正式成立大約一年之後，我們遵照孫先生的指示，宣傳反對保皇黨，並與當時的改良主義者及君主立憲派展開激烈的鬥爭。當時，保皇黨害怕革命，他們提出“革命會招致列強瓜分中國”的論調。孫先生對此極為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寫了—篇文章，指出“中國除徹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別無出路。革命絕不會招致列強瓜分中國”，嚴詞駁斥了保皇黨的反動論調，得到當時有志青年的擁護。孫先生還叫廖仲愷、朱執信和我聯名寫信給海外美洲等地華僑，向他們宣傳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華僑同情。不久也有華僑加入同盟會，並寄了款來，贊助革命。在這期間，我雖然只會講廣東方言，還不會說普通話，但是通過筆談，也在留日同學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都是從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會的著名女盟員秋瑾和後來在黃花崗之役犧牲的千葉醫學科學校留學生方聲洞，就是我在這個時候結識的。
1906年秋天，我結束了女子師範預科的學習，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學博物科攻讀。半年之後，因患胃病停學，在家休養。那時我們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懷身孕。1908年生下了承志之後，改入本鄉女子美術學校高等科學繪畫，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繪畫的老師。我同時也是日本帝室畫師田中賴章的學生。我每星期到他家裡學兩次畫，我學畫老虎、獅子就是跟田中賴章先生學的。那個時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視中日文化交流，教畫的老師知道我是中國留學生，又見我是個女的，都很重視，都很熱心教導我。這一段時期，我一面學習美術，一面一直都為孫先生照料秘密集會和通訊聯絡機關。為了籌劃革命黨人的起義事宜，很多準備工作都是在我家裡部署的。起義部隊所用的旗幟符號，有一些就是我在孫先生的指導下描繪和刺繡縫製的。
我在留學日本而又進行革命工作的整個期間，生活都比較儉樸清苦，孃家給我的錢統統都給我花用在這上面了。為了準備起義，孫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購運軍火，我們大家都幫忙籌措旅費。我這樣做，還完全不敢告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親戚，因為當時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會株連九族的。
為了使中國革命取得國際正義人士的同情和贊助，孫先生曾派仲愷到天津與法國社會黨人聯絡。當時，仲愷正在早稻田大學學經濟，還沒有畢業，但是仲愷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學習，奉命回國，完成任務以後再回日本，轉入中央大學三年級繼續學政治經濟。那已經是1908年的事了。由於國內起義幾經失敗，孫先生注意到，如果要起義成功，除了籌募足夠的經費以外，還要做好敵人內部的策反工作。當時，中國南方起義已經失敗了幾次，孫先生想改在北方籌劃起義。1909年，他再派仲愷到營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時仲愷已在中央大學畢業，他經由天津轉到東北進行秘密工作，並以在吉林巡撫陳昭常幕下做翻譯作為公開職業來掩護。仲愷與林伯渠同志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吉林時常過從的。
1911年舊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前，香港就是革命黨人的聯絡接頭地點。我雖然沒有親身參與這次戰役，但是這次起義的準備事宜，我都有些預聞。這次起義是孫先生指示黃興領導進行的，朱執信也參與了此役。犧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們同盟會的優秀同志，都是當時革命的中堅分子，方聲洞、林時爽等就是留學日本的有為青年，還有一些南洋華僑。這次震動中外的黃花崗之役雖然失敗了，卻激勵了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動搖了清朝統治的基礎。
（本文有刪節，原載於《辛亥革命親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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