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清華園裡有一個教學奇才。
剛被胡適挖來的時候，教務處決定讓他先教數學，很快又為他專門開了一科英語。
沒教兩個月，教務長改變了主意，決定讓他教中國史和哲學。
又沒教多久，還是覺得浪費了人才，讓他改教物理和心理學。
這位教什麼都屈才的老師，就是趙元任。
他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並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雖然他的名氣比不上其他三位，但年紀最小，學位最高，教的課程也最多。
他是個罕見的通才，被譽為“中國漢語言之父”和“文藝復興式的智者”。
1892年11月3日，趙元任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趙翼是和袁枚齊名的詩人，父親是前清舉人，母親是著名的才女。
書香門第，易出才子。
趙元任“骨骼精奇，異於常人”，從小就展現了驚人的語言天賦，每到一個地方，都能迅速學會那個地方的方言，跟當地人打成一片。
因為祖父在北方做官，一家子人經常東奔西走，可能就是因為童年的這段經歷，激發了他的語言天賦。
趙元任出生在天津，兩歲到北京，三歲至磁州，四歲住祁州，五歲去保定，六歲往冀州。
小小年紀，就精通了六地的方言。
連大人都分不清這些方言間的細微區別，他卻門兒清。
小時候的趙元任，是個不折不扣的熊孩子，他喜歡看老媽子洗衣裳時揉出來的氣泡，她要是不弄泡了，趙元任就說：“我要敵動達道！”意思是：我要一弄大泡兒。
明明口齒清楚得很，成心裝小，把大人耍得團團轉。
15歲時，趙元任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修習英文，兼修德文，當時，整個學堂只有3個南京人，在日常交流中，趙元任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
3年預科還沒讀完，趙元任就報考了清華的留美庚款公費生，為了應付考試，他花好幾晚上自學拉丁文，拿了第2名。
與他同期考試的，還有竺可楨，他考了第28名，比趙元任足足低了一百多分。
1920年，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清華大學派趙元任給羅素當翻譯。
羅素的演講涉及心理學、物理學等多個領域，講學時還愛用雙關語，趙元任應付自如，每到一個地方，都能準確無誤地用當地方言翻譯。
羅素講學取得的效果，比杜威好了不止一倍。
從此，趙元任的語言能力得到了公認，他也決定將語言學作為終身的主要職業。
用他自己的話說：研究語言學純粹是為了好玩兒。
他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把他認作“老鄉”。
二戰後，趙元任去巴黎參加會議，在車站的時候，他跟巴黎人聊天，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感嘆道：“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剛開始被認錯還會覺得尷尬，後來慢慢地就生出了自豪之情。
把興趣當成一生鑽研的事業，真的很爽。
1910年8月，趙元任東渡太平洋，去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同船的還有胡適和竺可楨等人。
這批人，都是未來國家的中流砥柱，此時正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這一群人聚在一起，宛若群星閃耀時，趙元任是其中最耀眼的那一顆。
在期中考試中，趙元任拿了3個100分，1個99分，創下了康奈爾建校以來最優秀的記錄。
在大學裡，趙元任主修數學，但僅僅一個學科的知識，可滿足不了“花心”的趙元任。
天才總有任性的權利，趙元任一口氣選修了七門副科，他就像一條河流，匯聚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小溪，波濤滾滾，奔湧向前。
任何一門課，單拎出來，都足以讓一個學生費盡心神，趙元任學的這麼龐雜，卻沒有一樣淺嘗輒止，無一例外，都取得了好成績。
這樣讓人望塵莫及的學習能力，讓胡適佩服不已，“每與人評論留美人物，輒常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
他把小時候的興趣也撿了起來，玩音樂也玩得風生水起。
趙元任的母親擅長唱崑曲，父親擅長吹笛，夫妻倆在家裡興致一上來，便要表演一番。
趙元任看著院子裡的牽牛花長得很像號角，便把它摘下來吹，還以為能吹出樂曲，鬧了不小的笑話。
小時候的趙元任，就表現出了絕佳的節奏感，誰也想不到，他的節奏感是在看祖父升堂審案時鍛煉出來的。
他看衙役們打犯人板子，各有各的數法，有的數一拍，有的數半拍，他便留意著衙役們有沒有數錯，結果沒有一回數錯的。
他告訴大人這件事，結果大人們總說：“你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
音樂對趙元任來說，就成了個待開掘的寶藏。
到了國外，他便花220美元買了一架二手鋼琴，分期付款，每個月付三元五角，六年才把錢付清。
他迷上了聽音樂會，為了買到便宜的票，經常凌晨兩點鐘就去排隊。
就連複雜的微積分、線性代數，也被他玩出了花樣，拿這些來寫樂譜。
他還善於發掘身邊小東西上的音樂奧秘，敲敲打打，便能奏出悅耳動聽的樂曲。
有一次在清華的同樂會上，趙元任隨手拿了十多個小茶杯，敲打傾聽音調，調好音後，竟然敲出了一支樂曲，四周的人都嘖嘖稱奇。
音樂在他後來對孩子的教育中，也成了關鍵一環。
他賦予字母拼音音調，把九九乘法表譜上曲，把課文譜上曲，配上和聲，教孩子們唱，會唱了，自然也就會背了。
雖然趙元任不是專門研究音樂的，但他在研究語言學、數學、物理學等的閒暇，編了一本《新詩歌集》。
這本集子被著名音樂家蕭友梅評價為“最有價值的音樂作品”，他還盛讚趙元任是“中國的舒伯特”。
趙元任學的東西，五花八門，粗略統計一下，可以列出一張清單：數學、哲學、實驗物理、力學、熱學、系統心理學、語音學、和聲學等等。
對於學術，趙元任不可謂不花心，貫通古今，學貫中西，玩出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界。
趙元任把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學術，在讀研究生的那幾年，他就像個苦行僧，可以幾個月不剪頭髮，整日捧著書讀，累了就做物理實驗放鬆。
有人說過，大忙人往往是最快樂的人，因為他沒時間去想自己快不快樂，這句話用在趙元任身上再恰當不過了。
民國時期新興自由戀愛，但每個高喊戀愛自由的青年身上，都揹著一樁包辦婚姻，趙元任也不例外。
1906年，他父母做主，給他與一位陳姓小姐訂了婚。
後來，18歲時，趙元任去了康奈爾大學學習，26歲拿到了哈佛博士學位，27歲又留在了康奈爾大學教物理。
1920年，兩家人急了，催著趙元任快點回家結婚，但他們沒想到的是，趙元任回來，不是為了結婚，而是為了退婚。
趙元任以“陳小姐比我大兩歲”為由，把婚事退了，說來也是巧合，同年8月，趙元任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摯愛楊步偉。
趙元任對待學科“花心”，對待愛情是百分百的“專心”。
楊步偉是中國第一位女醫生，是個不折不扣的女權主義者，她曾大膽宣稱：女子者，國民之母也。
趙元任對這位勇敢先鋒的女性欣賞不已，便展開了大膽的攻勢，次年春天，他就在中山公園跟楊步偉表白了：“韻卿（楊步偉字韻卿），我喜歡你，從見你第一面就喜歡。”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認識不到一年，兩人就閃婚了。
1921年6月，他們舉行了前所未有的新式婚禮。
婚禮當天，兩人先到定情處拍了張照片，然後寄出了400份結婚通知書，宣告他們結婚，並聲稱不收賀禮。
下午，便把好友胡適和朱徵請到家裡，楊步偉做了四碟家常菜，當做喜宴。
飯後，趙元任拿出一張自制的結婚證書，讓他倆簽了字，就算證婚了，為了合法，還貼上了四毛錢的印花稅。
本來連這點手續他們也不想做，但有朋友勸他們，為了防著不懂事的年輕人學著瞎鬧，最好還要走一走最簡單的程序。
婚姻能否長久，與婚禮是否隆重無關，只與兩人能否克服彼此的厭倦有關。
兩個有趣的人在一起，把生活過成段子，就是婚姻最好的保鮮劑。
趙元任會33種方言，楊步偉也會好幾種方言，他們制定了個日程表，今天說國語，明天說上海話，後天說湖南話。
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往往少不了儀式感。
每年他們都有出遊計劃，暫時逃離生活的柴米油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80歲那年，兩人還租了輛車，進行了一場環歐自駕遊，在他們身上，永遠都能看到對生活的熱忱。
他們兩人，總能想出各種妙招，給白開水般的日子裡撒點糖，把生活的一地雞毛過成了一首詩。
一輩子很長，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才算不負光陰。
有人評價他“天性淳厚，道德風采，有修養，對人和藹可親，從不與人爭長論短”，楊步偉則是“天性豪爽而果斷，思想靈敏，心直口快，無話不說”。
兩人性格迥異，雖然有些小吵小鬧，卻攜手走過了大半輩子。
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圍城，只有經營不好的婚姻才是圍城。
在發生矛盾的時候，懂得經營婚姻的人往往像跳探戈一樣，一退一進，化干戈為玉帛。
趙元任怕老婆是和胡適一樣出了名的，每次有人拿怕老婆的名聲揶揄他時，趙元任便笑笑，用輕鬆的語氣說到：“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常言道，夫妻感情好不好，吵一架就知道。
在柴米油鹽的生活裡，趙元任和楊步偉小吵小鬧了大半輩子，每次雙方理由都站得住腳時，都是楊步偉贏。
不是吵不贏，也不是不敢贏，而是因為是你，我願意讓步。
1971年，是楊步偉與趙元任的金婚紀念日，兩人約定下輩子還要做夫妻。
楊步偉賦詩一首：
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姻緣。
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和曰：
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
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在佳人總被才子負的年代，兩人從青絲到白頭，爭爭吵吵了半輩子，也和和樂樂共度了大半個世紀，風雨同舟走過六十餘年，被後人奉為模範夫妻。
1981年3月，92歲的楊步偉在美國病逝。
趙元任悲痛萬分，哭得像個孩子，他再也不敢回到兩人的住處，他再也不能說回“家”了，失去了愛人，哪裡都不能算是“家”。
次年，趙元任突發心臟病，溘然長逝，追隨楊步偉而去，享年90歲。
兩人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回到祖國。
子女們遵循了趙元任的遺囑，沒有舉行葬禮，把夫妻倆的骨灰灑入了太平洋，隨著浩渺波濤流回故里，也算一起回家了。
愛情就像是海灘上的精巧貝殼，趙元任沒有撿最大的，也沒有撿最漂亮的，撿了自己最喜歡的，便終生沒有再去那片海灘。
學術就像是餐廳裡的精緻菜色，林間攜客更烹茶，魚羹稻飯常餐也，但總少了點滋味，回到家，才發現飯桌上的菜最合心意。
趙元任最終迴歸舊好，選擇了語言學作為一生的事業，梯子搭對了牆，努力才有意義，他創作了17本語言學著作，編纂了7本歌集，翻譯了3部書。
從人文科學到自然科學，他無一不通，樣樣都精，無法用一個什麼家去定義。
如果非要下個定義的話，他是一個極度純粹的學者。
在趙元任的心裡，一直有條無法逾越的紅線，那就是做官，汲汲於名利，容易迷了眼，蒙了心。
1946年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邀請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身處海外的趙元任，只甩了五個字過去：“幹不了，謝謝！”
能夠讓自己安身立命的，唯有學問。
這注定是一場道阻且長的征途，趙元任卻始終甘之如飴。
趙元任的生活很規律，吃完早餐後工作到十二點，休息片刻，繼續工作到五六點，回家後就宅在書房，看書寫文章到午夜十二點。
六十年如一日，機械如苦行僧。
耐得住寂寞，才有紮根的資格，才具備長成參天大樹的養分。
傅國湧曾經發出這樣的感嘆：“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知識界有兩個趨勢，一是知識分子的市場化，一是知識分子的犬儒化。”
學術圈盛行功利主義，很少有人能沉住氣，往下鑽，大多浮在表面，一無建樹，二無風骨。
反觀趙元任，一生不為官，不被名利所累，傾其一生，奉獻給了中國語言學。
所謂無底深淵，下去也是鵬程萬里。
大師雖已遠去，他的立身處世之道卻千古迴響。
點一個“在看”，紀念先人的風骨，砥礪吾輩的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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