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號：一條（ID：yitiaotv）
武漢封城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
紛紛派機撤僑。
誰走、誰留？
困擾著武漢的國際家庭。
不少家庭選擇讓一方帶著孩子離開，
也有不少選擇全家留下。
一名常住武漢的法籍醫生說，
“疫情期間，我在武漢能做的比在法國多。”
而另一位日籍教授的回應，在網上廣為流傳：
“我的研究室裡還有中國學生，
我無法拋下我的同事和學生逃回日本。”
不論是離開還是留下的人，
都在脆弱與溫情中堅持著。
武漢國際家庭 左：曉宇一家 右：Fred和妻子
一條和兩個做出不同選擇的武漢國際家庭，
進行了一次深談。
在武漢的外國人面對哪些獨特困境？
撤僑到底需經歷哪些過程，存在哪些問題？
那一個個武漢國際家庭，
現在怎麼樣了？
自述 曉宇 Fred
武漢撤僑回顧
Fred的店開在黎黃陂路上，在武漢小有名氣
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回爸媽家過春節的曉宇，讓英德雙國籍的妻子安娜，聯繫大使館問問情況。
同時另一邊在黎黃陂路上，在武漢生活了10年的法國人Fred，已提前把自己的3家小店打烊，並打電話給中國岳父母解釋：“今年的年夜飯不能在一起吃了，你們老人家也不要出門亂跑。”
一位回武漢探親的澳洲華人攝於去武漢天河機場的路上
在湖北，外國籍常住人口有1.8萬，80%集中在武漢。
都說每一個數字背後，是一個鮮活的人；而每一個人背後，可能牽動著一整個家庭。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往返武漢與世界各地的航班停飛。疫情風暴中的外國人面臨和當地人一樣的日常難題：失去公共交通後，購買物資變得很難；兒童和老人需要更多的照顧；本身就有疾病的人無法去醫院；有的人本打算春節假期完了就回去工作。此外，他們很可能還多一個問題：中文不夠好，不能第一時間獲取並理解疫情信息。
於是，許多人開始向大使館求助。
綜合各媒體報道，截至2月22日各國撤僑人數統計
撤僑面前，離開和留下都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不僅關乎個人。一旦去留涉及到一個家庭，問題就更為複雜。
曉宇和他的跨國家庭，匆亂之中、壓力之下，選擇讓妻子帶著孩子離開；而Fred和妻子，思前想後，決定一家人一起留下。
我們與這兩個做出不同選擇的家庭，進行了一次深談。他們的諸多經歷，也映射了武漢乃至湖北的整個外國人和國際家庭群體，在這次疫情中的困境與應對。
離開還是留下？一個家庭“武斷”的溫情
講述者：曉宇
家庭成員：妻子安娜（英德雙國籍），兒子3歲
父母、姥姥都是武漢人
現狀：妻子帶著孩子離開
自己與父母、姥姥在武漢自我隔離
剛逃離澳洲大火，又陷入武漢疫情
我和夫人安娜，從2014年起在牛津居住。我攻讀牛津大學政治學的博士學位，安娜在大學工作，研究東亞傳統音樂，她是英德的雙國籍。半年前，我們從英國搬到澳洲。
回武漢是春節過年回家，但比計劃得早，我們一月初回來了，逃離澳洲大火。
1月23日武漢的對外交通停止後，我就開始督促安娜聯繫大使館，希望她把孩子帶出去。一開始，她沒當作急事，只登記了信息。她異常鎮定，比我們逆來順受，說沒關係，從十二月逃到現在，“我已視作常態”。
1月25日（大年初一）雨夜，武漢封城第三天，一家開車出來加油，到大年初二就出了加油限制
安娜的焦慮始於大年初二（1月26日），廣西兩歲的小孩確診。我們的孩子還沒到三歲。此前，我們口中說，不會傳染小孩，給彼此心裡安慰，誰都不敢確信。病毒終究打破了年齡的界限。
而孩子的詞彙日益見長，在澳洲學會“大火”，在武漢學會了“咳嗽”和“口罩”。
1月26日，日經新聞報道了日本、美國兩個國家準備從武漢接回本國公民；1月31日BBC報道英國撤僑航班抵達
誰走、誰留，
家中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
1月27日，英國啟動了撤僑的計劃，安娜打電話錄入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她說，我把你的信息寫進去了，他們說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說，安娜，如果你們能走，我會留下來。我父母、姥姥，還在。年輕人最有可能扛過病毒，我要留下來，直到封鎖結束。安娜說，我能理解。
家裡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
父親說：“能走一個是一個，你留下來，能幹什麼？”我說：“我要蹭長假期。”母親問：“你留下來到底有什麼目的。”父親答：“他不想被人說是逃兵。”
1月28日，德國派軍機來的請求被拒。連著兩天，安娜掛在嘴邊的話是，法國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兩個祖國落後了鄰國。她終日在房間裡打電話、發郵件，不放過一條小道消息。她遠在歐洲的父母也已儼然生活在中國的時區。
1月31日，多家媒體援引德國外長Heiko Maas，報道德國將派包機從武漢撤僑
終於， 一家人看《別告訴她》時，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們等她的宣告。
“德國人要來了”，她說，“但是，我們要被強制隔離兩週。”麻煩不止於此，離開的人要經過醫學檢查，有症狀則不能走。沒有說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
英國撤僑飛機想在1月29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
在家中，母親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兒童用，向內折，用線縫上。父親找開車去機場的上報機構。安娜不情願地簽下了強制隔離的同意書。我為隔離期間準備兒童電影。孩子驚奇地發現，我們在為出行準備大量日常限額的餅乾和電影。我說，這是中國新年，還沒有過完。
1月31日夜晚，曉宇全家前往機場
臨行前沒有人知道要在機場等多久，
我們也沒有過多的告別
一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們出發了。德國飛機抵達的時間臨時提前一天，要求我們八點前到機場。
紅綠燈時遇到飆車的摩托，一左一右，在空曠的大路上疾馳。手持名單的檢查員在機場收費站，確認後再過軍隊的崗。機場門口的防爆檢測變成了體溫測試。出發大廳裡有韓國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土耳其人、德國人。
三名德國官員出現，穿橙色馬甲。他們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張中式的木桌，兩把椅子。從包裡，掏出德國國旗放在桌角，開始登記。
多虧英國人前面的拉鋸，孩子、家屬今天都可以上飛機。我們心中卸下了一塊石，但是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
1月31日深夜的武漢天河國際機場航站樓內
時間從八點到了十一點，孩子在機場跑乏，也不願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車上睡覺，遠離機場人群。他非讓我抱他在前座睡。過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機響起。
凌晨三點半，沒有一點進展。機場冷颼颼的。起初防護嚴密的人群，這時候被擊垮，他們摘下口罩和手套，敞開地吃零食和泡麵。又這樣過了兩個小時，我們把行李登記，開始排隊體檢。
安娜懷中的孩子，穿著紅色的襖子，像一團火，睜開眼睛說：“回家，爺爺奶奶家。”我們沒人搭話。
我說，“這次不陪你和媽媽了，要是媽媽不讓你看佩奇，你打電話給我。”他說，一起走。行事匆忙，我們都沒顧得上給他打要分離的預防針。
我們沒有過多的告別，兩天沒怎麼休息，口乾舌燥、頭昏腦脹。他們消失在白色和黃色防護服的身影裡。飛機第二天早上九點才起飛。
德國蓋姆斯海姆軍營隔離區外景
離開後的隔離：
每個家庭成員壓力大，孩子尤其煎熬
現在，我們保持每天的視頻聊天，包括和夫人的父母，他們比我們更焦慮。
德國的隔離政策是：每天檢查，如果在一百多名隔離的乘客裡發現新的感染者，隔離時間就要重新計算，也就是重啟兩週。這給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撤僑航班上有2個確診病例）
營地是單間隔離，和酒店房間差不多，有公共活動的空間，可下樓在院子裡活動。隔離區由德國紅十字會的志願者運行，親友不能送包裹進去。
一開始的條件不能滿足家庭的需要，比如孩子用的食品和餐具欠缺，吃的也較簡單，後面做了調整。第二天，志願者帶來了孩子的玩具，飲食上也逐漸豐富。同行的隔離人裡有瑜伽教練，組織了瑜伽課。現在大家心態上都輕鬆多了。
但對於孩子來說，他還是難以理解為什麼不能出去，這對他是考驗和煎熬。14天隔離期結束後的2月17日，他們又再次進行了檢測，確認同批隔離的人都沒有出現反應，已經回到家中。
封城後的武漢 攝影：王朗Alex
“武斷的溫情”，
是我在這場危機中對家庭的理解
在武漢，我和父母、姥姥一起居住。現在，我們所在的小區已經完全封閉。
我的母親說，我們生活在其中，反而沒有那麼的緊張。死亡離我們更近，認識的人確診、疑似，但沒人會在談起死亡時，覺得它立刻要臨到自己頭上。我們緊張時，想的盡是家裡誰感染了，朋友誰感染了，要怎麼辦。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壞了，親人和朋友要怎麼辦，接觸的那些人呢。
武漢人沒有特別的信息渠道。我們和全國網友一樣，從媒體和網絡獲得一手信息，同時依靠親友的微信群傳播。
我們和所有人一樣，讀到個體故事，但在家人面前從來不提。不是否認那些絕望的經歷，而是它們離我們近。
2019年3月 哥倫比亞考察途中
2019年5月 敘利亞考察途中
出於研究的需要，我時常去衝突或人道主義危機地區。2019年去了委內瑞拉和敘利亞，親眼目睹了很多家庭的離散。從客觀上說，我們這場分離不過是一場小波瀾，沒有生離死別。甚至可以說，有撤離的選擇就是奢侈的。
但它仍然給家庭帶來不小的衝擊。我們一直在糾結的問題是：能出去一個就出去，還是優先保證家人在一起？保全的意義，到底是家人共克時艱，還是生命上的延續？往最壞的情景說，一家人集體赴難，家庭就沒了。但要是一人倖存，孤家寡人，那意義又在哪裡？
我們最終的共識是：孩子能走就走。
當然，這個決定唯一就是沒有徵求孩子的意見。即便他的年齡大一些，能夠理解處境，如果不想走，我們會接受他的意見嗎？恐怕也不會。
家庭的決策可能是溫情的，但也是武斷的。“武斷的溫情”，就是我通過這場危機，對家庭的理解。
講述者：Fred
家庭成員：妻子Vikcy（武漢人），兒子1歲
岳父母武漢人
現狀：Fred一家三口、岳父母兩人
分別在武漢家中自我隔離
我和我太太Vicky是2015年在武漢認識的，她是武漢人，父母和親戚都在武漢，去年我們剛迎來了自己寶寶的出生。
提前閉店，給員工發口罩
我在武漢生活了10年，和我太太在武漢最美的一條街——黎黃陂路上經營著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裝店和一個設計工作室。
我知道新型肺炎的消息是在去年12月31日，網上開始流傳華南海鮮市場的圖片，當我聽到的解釋是“不明原因”，我就知道情況不妙。
近年來的病毒感染頻發，像埃博拉病毒、H1N1流感爆發的速度都非常快，我馬上給我的員工每人發了口罩。有幾個員工還跟我開玩笑，“Fred，現在戴口罩也太誇張了。”
1月20日，我再三考慮下，決定提前關閉所有門店。三家門店每天都有不少的客流量，萬一有員工感染，後果很嚴重，我不敢冒這個風險。
Vicky和寶寶的合照
我勸太太帶兒子走，自己留下：
哪怕以外國人的面孔站出來鼓勵大家也好
1月23日，武漢封城，是我預料之中的措施。事實上，我們家在封城前兩天就已經主動自我隔離了，我跟我太太的爸媽解釋，還特意囑咐他們不要出門亂跑。
1月24日，我收到法國領事館發來的郵件，通知我們法國政府將安排撤僑回法國，讓法國公民按照情況填寫個人信息。我當時心裡特別焦慮，但還是很鎮定地對太太說，“我希望你和Gaspard（兒子）走，我留下，這裡需要我，你好好考慮一下，晚一點告訴我。”
24日是武漢市封鎖的第二天，醫護資源緊張，國際醫院裡的法國醫生也建議大家撤離，他們沒有辦法保證法國人在這裡能接受治療。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小孩，我的孩子剛一歲，撤僑能保證太太和孩子，萬一出了狀況，一定可以接受治療。
Fred在工作室
對於我來說，我早已經是一個武漢人，我沒有想過離開，我也無法離開。萬一家人有狀況，店裡、員工，甚至是去醫院幫忙，哪怕僅僅是用外國人的面孔站出來鼓勵大家。
我太太內心當時是很矛盾的，她知道我一旦決定就很難改變，一方面如果帶兒子走了，我一個人在武漢，她完全放心不下我；但如果全家留下，一歲的兒子不幸感染，獲得救治的機會有多少？
思前想後，她決定和我一起留下來。我們已在家隔離的這些天，都沒有出現任何症狀，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
2月8日武漢領事館門前，三面旗幟分別是中國、法國以及歐盟
我們為何最終放棄四次撤僑？
法國的第二次撤僑是在第一次撤離的第二天，我們得到消息，飛機可以帶法國人和部分歐洲其他國家人回去。我又有點動搖，問Vicky：“要不這次走吧？”但是她看到新聞上說，中央已經派人來接管了，各地的物資也都開始支援武漢，她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第三次撤離是2月1日，英國安排的飛機抵達，法國領事館組織了200多人從武漢撤離，但是我們已經堅定要留下了。不知道為什麼，我有很強烈的感覺：我們在家肯定是安全的。
最近一次是2月21日，法國再次撤僑，60多位法國和歐盟其他國家的僑民，被送回歐洲。
部分法國撤僑僑民被安置在南部卡利特魯埃鎮接受14天隔離，該地是南法著名的旅遊度假地
我聽說撤僑的法國人，有一部分是被安排在南法的度假酒店隔離，還有的是被安排在消防學校，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和警衛人員監測，要隔離14天才能離開，幸運的是這批迴到法國的人中沒有人被感染。
我有幾個外國朋友也決定留下來，大家都屬於自我在家隔離，跟其他中國人一樣，互相在微信群裡交換信息，為彼此打氣。
比較慘的是我的一個法國朋友，被困在國外，航班取消，無法回武漢，也不方便回法國。我就用微信聯繫他，多跟他分享一些疫情的最新情況。
Fred家窗外的武漢街景
在武漢的自我隔離：我學會了做熱乾麵
我們社區沒有安排物資分配，從隔離到現在，我們只出門採購了三次。我負責騎電動車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週的物資運回來。
我每天都在關注法國新聞和新華社的app，法國國內現在也開始恐慌，政府開通了專線幫助人們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種問題，有些人會問，“我吃了中國菜會被感染嗎？”“從中國收到的包裹，可以安全打開嗎？”我覺得挺可笑的，反而在武漢，我感到很踏實。
我是服裝設計師，每天我都還在堅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騎自行車去工作室做設計，但都是一個人，不再跟他人接觸了。（截至發稿時，武漢已經施行小區全封閉化管理，全家也不再出門了）
Fred做的熱乾麵
我的太太除了做設計、負責店裡大小事務，她還是一名音樂老師，她在家照顧寶寶、做家務之外，偶爾會在線教鋼琴課。晚上我們通常一起吃晚餐，再一起看一部電影。
我還利用了這段空閒的時間，學會做了武漢的熱乾麵。
居家工作和陪伴小孩，成為了Fred隔離期間的日常
家人健康之外，
最擔心疫情之後店鋪的經營
隔離了一個月，最高興的是我一歲的兒子，以前我們去上班，孩子白天是給我的岳父母照顧，晚上再接回來。現在他特別開心，我能有這麼多的時間陪他玩，給他講故事，哄他睡覺，父子感情也變得更好了。
目前我們全家人沒有一個人生病。我們沒吃什麼預防的藥，就是按照平時習慣補充維生素之類的保健品，堅持早晚監測體溫。Vicky的爸媽隔離在另一個小區，身體也很健康，這已經是最大的幸運了。
最擔心我的是我在法國的家人，我每天在微信上跟我媽彙報，晚餐吃了什麼，早晚的體溫等等。我媽媽之前來過武漢，她在新聞上看到曾經走過的街道，現在空無一人，感覺很傷心，每天為武漢和我祈禱。
Fred工作室一角
這次疫情對我們的店鋪也有很大的影響，我現在更擔心的是生意，三家店閉店一個多月的損失還是很大的。
不光我們，所有店都關閉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恢復營業。這是所有武漢店家最關心的問題。不過我會耐心等著政府的恢復營業通知，在此之前，我要做的就是保證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在疫情期間畫的手繪圖
正如曉宇所說的，“武斷的溫情”，可能是一個家庭，在這場危機中能做出的最好的決定。
願疫情結束後，每個分離的家庭，早日相聚。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ND——
閱讀更多 樹藝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