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滕王阁下，遥望黄鹤楼，多了几分文化上的认同和契合。
置身英雄城，想象着武汉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多了几分情感上的悲壮与豪迈。
病毒未除，疫情仍在。情牵湖北，心念武汉。每天早上，必干两件事：一是上微博，看看最新的疫情信息；二是刷朋友圈，读读方方的武汉日记。
当然，我也常态化关注官方媒体的报道。那些全面的、权威的信息，让我能够及时了解疫情动态，亦带给我许多震撼和感动。
犹如高档酒店和排挡地摊的关系，关注官方报道，并不妨碍对方方日记的喜欢。我想，他们两者之间，不应该是你存我废、你有我无的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甚至冷暖相依的。
没有处于漩涡中心，我们无法想象武汉人的生活日常。如何支撑那无以言说的悲伤，如何度过那孤独难捱的时光，如何感知那翘首期盼的希望……那不是一分钟、一小时、一天，那是一周、一旬、一月，甚至更长时间。
感谢方方，每天一篇日记，雷打不动，描述那些日与夜、生与死、哀与乐，记录下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个片段与细节。这些日记，没有过多修饰，甚至不能说文采斐然，但带着个人体温，让人如临其境，直击心灵深处。
真实，不做作。有温度，充满人情味。压力之下，仍坚持发声。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喜欢阅读方方日记的理由。
网红教授戴建业评价说：方方日记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
它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宏大的时代叙事背后，一定有着细碎而真实的个体悲欢。
有人说，社会就像一个树林，有喜鹊，就要有啄木鸟。有人喜欢报喜不报忧，就要人盯住问题不断追问。大树不会因为啄木鸟的尖锐而枯萎，却会因为报喜不报忧而死亡。如果说武汉乃至湖北这棵树患上了“虫害”，方方日记可谓那啄木的鸟儿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都重。”
文字的力量，在于真实，在于客观，在于说理，在于共情。一个温暖的故事，可以激发我们友爱他人的善心。同样，一个悲伤的叙述，也可以触动我们悲天悯人的情怀。
面对灾难，我们需要共克时艰。我想，悲伤的浓度，并不会缩减感动的分量，相反，它更能拓展反思的深度，激发前行的勇气。
想起加缪的作品《鼠疫》。作者在文中设置了一个名叫塔鲁的人物，他是灾难的记录者。他记录了人们如何在封城时杀死猫，记录了自己和医生的对话，记录了传教士激昂而毫无用处的布道，记录了许多人的道貌岸然，记录了疫城里的每一天。
塔鲁这么做，并非为了逞能，也不是刷存在带流量，而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
这句话，也许是加缪对塔鲁的注解——“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方方说过，“我了解底层人们的生活，我读得懂他们的眼神。文学情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把同情写在脸上，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无论是正式的媒体报道，还是琐碎的个人日记，都是在记录这一段历史。
我们应该致敬这些记录者。如果忘了这些记录，就会忘记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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