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滕王閣下，遙望黃鶴樓，多了幾分文化上的認同和契合。
置身英雄城，想象著武漢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多了幾分情感上的悲壯與豪邁。
病毒未除，疫情仍在。情牽湖北，心念武漢。每天早上，必幹兩件事：一是上微博，看看最新的疫情信息；二是刷朋友圈，讀讀方方的武漢日記。
當然，我也常態化關注官方媒體的報道。那些全面的、權威的信息，讓我能夠及時瞭解疫情動態，亦帶給我許多震撼和感動。
猶如高檔酒店和排擋地攤的關係，關注官方報道，並不妨礙對方方日記的喜歡。我想，他們兩者之間，不應該是你存我廢、你有我無的對立，而是互為補充，甚至冷暖相依的。
沒有處於漩渦中心，我們無法想象武漢人的生活日常。如何支撐那無以言說的悲傷，如何度過那孤獨難捱的時光，如何感知那翹首期盼的希望……那不是一分鐘、一小時、一天，那是一週、一旬、一月，甚至更長時間。
感謝方方，每天一篇日記，雷打不動，描述那些日與夜、生與死、哀與樂，記錄下時代洪流中的一個個片段與細節。這些日記，沒有過多修飾，甚至不能說文采斐然，但帶著個人體溫，讓人如臨其境，直擊心靈深處。
真實，不做作。有溫度，充滿人情味。壓力之下，仍堅持發聲。字裡行間，閃爍著人性的光芒。這些，都構成了我們喜歡閱讀方方日記的理由。
網紅教授戴建業評價說：方方日記既不虛美也不隱惡，既不賣弄也不煽情，在這場罕見的災難面前，寫出了武漢人的希望與沮喪，眼淚與歡笑，卑微與尊嚴。
它讓我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宏大的時代敘事背後，一定有著細碎而真實的個體悲歡。
有人說，社會就像一個樹林，有喜鵲，就要有啄木鳥。有人喜歡報喜不報憂，就要人盯住問題不斷追問。大樹不會因為啄木鳥的尖銳而枯萎，卻會因為報喜不報憂而死亡。如果說武漢乃至湖北這棵樹患上了“蟲害”，方方日記可謂那啄木的鳥兒之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有一句名言：“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都重。”
文字的力量，在於真實，在於客觀，在於說理，在於共情。一個溫暖的故事，可以激發我們友愛他人的善心。同樣，一個悲傷的敘述，也可以觸動我們悲天憫人的情懷。
面對災難，我們需要共克時艱。我想，悲傷的濃度，並不會縮減感動的分量，相反，它更能拓展反思的深度，激發前行的勇氣。
想起加繆的作品《鼠疫》。作者在文中設置了一個名叫塔魯的人物，他是災難的記錄者。他記錄了人們如何在封城時殺死貓，記錄了自己和醫生的對話，記錄了傳教士激昂而毫無用處的佈道，記錄了許多人的道貌岸然，記錄了疫城裡的每一天。
塔魯這麼做，並非為了逞能，也不是刷存在帶流量，而是為了獲得真正的內心安寧。
這句話，也許是加繆對塔魯的註解——“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問題。這個概念可能會引人發笑，但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
方方說過，“我瞭解底層人們的生活，我讀得懂他們的眼神。文學情懷不是居高臨下，不是把同情寫在臉上，他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無論是正式的媒體報道，還是瑣碎的個人日記，都是在記錄這一段歷史。
我們應該致敬這些記錄者。如果忘了這些記錄，就會忘記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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