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文化繁榮促進經濟發展,唐代孝文化為何成為唐朝經濟的“催化劑”

在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對於社會文化氛圍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中華民族整體道德價值觀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塑造作用。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

,孝道文化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

而所謂的孝文化,也就是子女關愛父母長輩的一種文化規範。在這種文化規範下,要求子女對父母承擔起相應的一些義務,如尊敬,關愛,贍養老人。這種義務,既體現在子女對父母精神上的關懷,更體現在子女在經濟方面對父母的回饋。

在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中,經濟作為基礎,對於文化其中決定的作用。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經濟又起著反作用。今天我們則一起走近唐朝時期的孝文化,將孝文化與唐朝經濟發展相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分析孝文化作為上層建築層面,是如何影響到唐朝經濟的發展的。

文化繁榮促進經濟發展,唐代孝文化為何成為唐朝經濟的“催化劑”

一.孝文化與唐代小農經濟

在中國古代,小農經濟在國家的發展中起到著重要的作用。小農經濟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是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在小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稅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主要財源。同時,小農經濟更是古代中國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

糖甙統治者在充分認識這一問題的基礎上,也由此將農業的發展與孝道文化的盛行相聯繫。中國古代的小農經濟的生產組織形式是以家庭為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的。這種經濟模式具有非常強的分散性和封閉性

這種情況下,維護小農家庭的安定對於促進農業經濟的穩定發展則具有著關係性的作用。而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種思想的傳播可以很好地維護小農家庭內部的穩定,從而為小農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家庭和諧基礎。

最終,在孝道文化和小農經濟的結合中,也由此衍生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組織模式,家國同構。家國同構的最初起源是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在宗法制度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形成了非常濃厚的家族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父系家長制和宗族制也成為了中國古代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社會發展模式。

而這些家族對於統治者的統治來說。則成為了一個非常好的管理單位。家族在社會基層治理中更是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族人推選下,家族中會選出一位族長,而族長的存在也就代表了在這個宗族內的權威。

在分散性強,人口基數大的地方基層上,宗族制下的管理存在著巨大的便利。一般來說,一個家庭或家族,繳納賦稅,攤派徭役都是由家長來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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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促進孝道的經濟政策

唐朝時期的孝道文化在影響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得益於唐朝時期一些有利於孝道文化發展的經濟政策的頒佈。接下來,便來一起了解下吧。

1.土地分配政策

中國古代的土地分配製度,從封建奴隸社會時期的井田制發展到唐朝以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變化。唐朝時期,在實現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基礎上,於唐朝時期實行均田制對田產進行分配和管理。

均田制是一項,在不觸動地主階級利益基礎上,國家把政府控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制度。在均田制的規範下,田產被分為了兩種。一種是露田,這種田地的持有者年滿七十歲或者死亡時,會被歸還給國家,露田不可以轉讓或者買賣

然而,當時還有商田的存在,商田又被稱為永業田,這種田地是私有的

。因此,永業田業成為了唐朝時期老年人養老的一項重要保障。因為永業田的私有性質,這種田地是可以在轉讓的基礎上繼承的,因此,如果子女足夠孝順老人的話,則可以順利地繼承父母輩的土地財產。

並且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田地雖然也是限制買賣的,但是存在幾種特殊情況可以使其進入買賣市場。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土地作為中國老百姓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財產,被允許在家貧的情況下進行變賣舉行葬禮,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在中國古代“死孝”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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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賦役減免政策

唐朝時期的經濟政策除了在土地分配上體現出對於孝道文化發展的有利因素外,更是在服役政策方面也對孝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對於和老人相關的賦役問題,相應推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1).老人無課役。

唐朝時期對於男子的年齡作為了嚴格的劃分。根據年齡的長幼,劃分出了中男,丁男,老男三類男子群體。中男和丁男在被授予田地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國家稅收。

如丁男需要每年向國家交納粟兩石,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並且還要響應國家服役號召,每年固定要服徭役一定的期限,如果不想服徭役的話,則需要繳納相應數量的財務來進行代替。但是老男在獲得土地的同時,卻不需要承擔徭役,兵役的徵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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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侍丁孝假免役。

唐代時期,出於人道主義關懷,對於年事已高的老人專門推出了“侍丁”制度,而“侍丁”也就是有年紀大的老人需要贍養的家庭,每家可以留下一位丁男免去徭役對老人進行照顧。除此之外,唐朝還建立了“孝假”制度,在唐朝時期,居父母喪者,能夠獲取一定的孝假。

處於孝假中的人也不需要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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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同籍共居的大家庭適當減免賦役。

唐朝時期為了促使子女更好地孝敬父母,在當時的社會提倡大家同籍共居,對於父母建在而兄弟分家的情況持有批斥態度,並且嚴令禁止。但是,

家族聚居的同時,也給一個家庭帶來了更高賦稅,因為唐朝時期實行等級徵稅制。

而劃分徵稅等級的依據便是戶等,一個家庭裡面,人口越多,戶等自然也就更高。因此,為了緩解這種矛盾和衝突,當時的唐王朝對於同籍而居的大家庭採取了一定程度上的減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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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孝子免賦役。

唐朝時期還有一項比較具有特色的鼓勵孝文化的政策,叫做孝子免賦役。在唐朝的法律中,明確規定規定“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這其中,國家統治者在免賦役方面,將孝子提升到了與國子監學生同等的地位

除此之外,在《舊唐書》中,還曾記載了一個以孝順而出名的人物。此人名叫宋興貴,是雍州萬年地區的一個普通百姓,但是他的家族卻累世聚居,他也盡心盡力地侍奉家中父母尊長,高祖聽聞後,嘆起品行,減免了他的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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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質獎助政策

唐朝時期為了鼓勵孝道,除了以上各種經濟優惠政策的實施外,還有一種更為直接的手段,那就是對孝子孝婦進行物質獎勵。唐朝政府更是經常給予高壽老人一定數量的粟帛,體現出國家對於孝文化的重視。

而且唐代的官員也常常會對百姓的孝行進行一定的資助。如史書之中就有著這一的一項記載,說是在饒州,有個人名叫陳饒奴,年齡只有十二歲,父母雙亡,盡心為父母處理後世,又艱苦地照看弟妹。當時的刺史李復聽聞後,給了他資金資助,並且在他家的門前題上了孝友童子四字。

綜合以上種種措施來說,唐朝時期在促進孝道文化發展方面,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在為百姓行使孝道創建了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並且給予了相應的經濟支持策略。而在以上種種政策的推行下,社會孝道之分盛行,從而也為國家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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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唐王朝時期,統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促進了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與此同時,更是很好促進了經濟的繁榮,為小農經濟的穩定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文化繁榮促進經濟發展,唐代孝文化為何成為唐朝經濟的“催化劑”

中國古代是一個小農經濟佔主導的社會,而小農經濟又是以家庭作為最基礎的生產單位,因此,

在這種經濟基礎上構建起的家庭模式往往也是封閉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唐朝的統治者選擇了通過孝道文化來保障小農家庭的穩定與和諧,從而對於保障農業生產起到了關鍵性的穩定作用。

唐朝時期的孝道文化在深受經濟政策鼓勵支持影響的同時,最終也對唐代的經濟起到了很好的反作用。但是值得辯證思考的是,為推行孝道文化而帶來的國家經濟成本也是不可忽略的,如何平衡二者之間,無異於也是一門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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