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磚就是一段歷史，一個老婦都攜有幾分文化。西安的高風厚土不經意間就滋養出了各種不同的文化潮流。你在西安的很多街道上，包括書院門、長安路，都能看到有人寫字、繪畫、刻字，地下通道里有歌手抱著吉他在彈奏，行為藝術時時亮相於街頭，十三朝的將相之氣使每個西安人都有很濃的自我意識，都有敏銳的觀察視角和獨特的思維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要表達，表現在音樂上，這就導致了不同風格的誕生。光是在搖滾這條路上，就走出了張楚、鄭鈞、許巍這三個風格迥異的重量級人物，還有為數眾多的樂隊繼續為搖滾音樂注入了大量的底層經驗和源源不斷的生命力。
內心思想的自由衝撞，各種無法調和的矛盾與衝突喚起一種強烈的表達慾望。鄭鈞做新專輯《鄭鈞》時,在西安呆了一年。許巍也經常會回西安，張楚更是舉家遷到西安,只為了能將自己的音樂“做得大一些”。正是這塊厚實的黃土地，為他們帶來了源源不息的原創力——那種樸素的、強大的生命衝動。這些活躍在生活前沿的邊緣青年以他們獨立的姿態為我們展示了現代西安的另類精神風貌。
西安有許多優秀的樂隊和音樂人才，但西安卻沒有一家稍具規模的演出公司，沒有一家稍具實力的唱片公司，致使本土大量的優秀作品長期得不到開發。經濟條件的制約使西安的搖滾音樂通常只能以“地下”的面貌出現，組織演出的是琴行和酒吧。這些地下活動的組織者像地下的音樂一樣蓬勃著旺盛的生命力，力博琴行、綠洲琴行、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南門酒吧、1+1酒吧、輕風暴酒吧、金翅鳥酒吧等等擎了一面音樂的大旗，匯聚了西安、北京、長沙等地音樂界的高手，竟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個個地下搖滾中心。
如果西安演出市場成熟的話，“菊花與刀”、“招魂”、“無塵”、“撞擊”、“行為”等樂隊1994年就能成名，就因為市場的不成熟，那個年代的作品都失去了發表的機會，很多音樂人因此被埋沒。想當年，以許巍所在的“飛”樂隊為首，號召“我們不到北京去，我們要做西安的搖滾樂。”令人悲傷的是，面對殘酷的現實，這個曾經激動了一大批搖滾青年的口號卻未能堅持太久。許巍最終還是黯然離開了西安，到北京謀求發展。張楚、鄭鈞、許巍都是在北京成的名，如果他們固守西安，未見得有今天的成績，許巍前兩張專輯裡那滲入骨血的憂傷大約是他追逐理想路上艱難痛苦的真切再現，是鄭鈞所說的在這個城市成長曆程中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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