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64年1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宣佈建立外交關係，法國是第一個同社會主義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資本主義大國，對戰後國際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時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的戴高樂積極推動中法建交，當時的戴高樂頂著巨大的國際國內壓力，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壓力，為中法建交作出了巨大貢獻。中法建交是戴高樂從本國利益出發，依據當時法國的國際國內背景作出的正確的決定。中法建交符合法國的利益，是“戴高樂主義”在外交上的重要體現，而戴高樂個人長遠的政治目光及勇敢執著的個性品質成為戴高樂推動中法建交的重要動力。“戴高樂主義”是時代的產物，奉行“法國利益至上”及“與美國作對”，決定了戴高樂在對外關係的選擇上有著自己的態度
所謂戴高樂主義，指戴高樂為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爭取恢復法國大國地位的對外政策思想與實踐。戴高樂主義的產生一方面與1940年以來法國面對的國際形勢以及法國在50、60年代國力的迅速恢復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與戴高樂本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獨特的個性特特徵徵密不可分。
長期以來，法國人民都以自己的祖國為驕傲，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義情緒已經在法國人民心中紮根。但1940年法國的潰敗在法國人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時任何對法國的強權和蔑視都會引起敏感的法國人的強烈反抗，即使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也不例外。
“正如所料，歐洲人常常不甘心於依賴美國，那些高傲又古老的民族沒有輕易地順從大西洋彼岸的爆發戶。”
1940年6月,德軍在法國凱旋門前行軍
戴高樂與法國對美國的反感與反抗在二戰期間便已開始。首先羅斯福一直不承認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的代表性和合法性。美國與維希政府的曖昧關係，其次在殖民地問題上，1940年9月達喀爾事件和1941年12月聖皮埃爾和密克隆島事件的發生，更加惡化了羅斯福和戴高樂之間的關係。
1944年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光復巴黎
二戰後，法國雖在戴高樂的努力下勉強躋身於大國之列，但這樣的大國卻常常居於二流地位：政治上，制定戰後藍圖的雅爾塔會議，法國被拒之門外；經濟上，接受“馬歇爾計劃”就等於躺在了美元的保護傘下；軍事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唯美國的馬首是瞻，法國不過是排在英國之後的小兄弟。種種事實表明，法國在戰後僅空有“戰勝國”之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無法“獨立自主”。因此，如同“二戰”期間戴高樂曾表現的對美不滿一樣，在政局動盪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期，法國人民的反美情緒即有所表現，特別是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後。但法國由於經濟虛弱，以及深陷殖民戰爭泥潭之中，內外交困，故對美國種種趁人之危之舉忍聲吞氣。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國時期，伴隨著經濟上的較大恢復，甩掉了殖民戰爭的包袱，政局平穩之時，才能把恢復大國地位的問題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
戴高樂主義的產生和戴高樂本人也有密切的關係。法蘭西民族固有的傳統是戴高樂強烈的民族意識得以成長的土壤。在他看來，法蘭西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法國如果不偉大，也就不成其為法國。”他認為，自己就是“法蘭西”的代表，“保持民族和國家的地位”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寫道：“在戴高樂身上，我卻一直看到貫穿在史冊中的‘法蘭西’一詞常常表達出來的精神和信念……,在他身上似乎也體現了法蘭西一個有著高度自豪感、全能、雄心壯志的偉大民族的性格。”
戴高樂
戴高樂主義的產生是時勢的產物。他不僅反應出戴高樂所處時代的鮮明特徵，而且同戴高樂本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獨特的個性密不可分，這也決定了戴高樂主義的核心是“法國的利益”，而“與美國作對”則成為戴高樂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戴高樂主義”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國策上聯德抗美，反對美國稱霸歐洲。戴高樂把建立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聯合體作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堅決發對美國所鼓吹的“超國家”和“歐洲一體化”，因而主張建立“歐洲人的歐洲”。在推進歐洲聯合的過程中，戴高樂勇敢地邁出關鍵性的一步——法德和解，同時堅決反對“美國的特洛伊木馬”——英國的加入。
歐洲一體化
第二，軍事上毅然推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發展獨立的核防務。他認為，美國對北約過分地頤指氣使，而且北約在法國建立許多軍事基地，這是對法國主權的侵犯。
法國第一次核試驗的空爆彈痕
第三，堅決執行反殖民主義，以提高法國的國際聲望。1962年7月，戴高樂正式宣佈結束持續8年之久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放棄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這也為中法建交掃除了一個重要障礙。
阿爾及利亞戰爭
第四，積極同東方世界接觸，擴大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戴高樂積極同中國和蘇聯建立外交聯繫。
1963-1964年“戴高樂主義”面臨在國內外均遭遇了挫折，與中國建交則成為戴高樂擺脫困境的重要舉措
為了充分推動“戴高樂主義”，戴高樂活躍於國家之間。但在1963年和1964年，“戴高樂主義”遭遇到不小的挫折。戴高樂一直積極推動法德和解，但就在法德合約即將簽訂時，1963年6月美國總統肯尼迪訪問歐洲大陸。在對德國的訪問中，肯尼迪向西德保證美國將向其提供堅定支持，並再次提議在平等基礎上建立一個由北美和歐洲盟國組成的大西洋共同體。肯尼迪這一態度大大拉近了美德之間的密切關係，同時也使法德協定的內容大打折扣。法德合約的最終文本中包括一段導言，要求德國政府在執行這一協定時不得違背聯邦共和國的總體目標，而同美國保持密切關係以及在北約內部捍衛西方盟國的一體化則是總體目標中的重要內容。此時，歐洲其它國家對法國也沒有什麼好臉色：荷蘭和比利時表示非常贊同肯尼迪提出的大西洋共同體，意大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支持。它們都依靠北約實現自身的防務，因而不願得罪美國。
1963年肯尼迪訪問西柏林的照片
1964年，國際形勢對於法國來說變得更加不利。德國總統阿登納在1963年離職，繼任者是系的資本主義復興的設立者、強烈的親美派路德維希·艾哈德，而肯尼迪於1963年11月遇刺，繼任者是古板而保守的林登·約翰遜，從而使法美關係日趨惡化。同時受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影響，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顯著上升。不利的國際形勢使“戴高樂主義”在外交上處於被動的地位。
戴高樂所處的困境還表現在法國國內。繼加亞爾政府在1957年實行貨幣貶值之後，戴高樂政府在1959年年初實行貨幣貶值和工資凍結，法國經濟藉此融入處於上升勢頭的世界經濟。但貨幣貶值在日後逐漸顯示其負面影響。1963年初春，北部煤礦工人舉行大罷工，煤礦工人在巴黎遊行，並與警察對峙，法國左派政治勢力也向戴高樂掀起了進攻的浪潮。
在面對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戴高樂決定在外交上發動一連串的外交攻勢來改變自己的不利處境。此時戴高樂將目光投到遠在亞洲東部的中國，於1963年10月底派遣密使富爾前往中國商議建交事宜。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從而引起國際“外交地震”。戴高樂此時推動中法建交有著深刻的原因。
1963年10月周恩來會見法國總統特使富爾
中法建交無疑是戴高樂針對內外困境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在外交上，一方面中法建交大大緩解了戴高樂1963—1964年外交上的尷尬，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沉重打擊了美國囂張的外交氣焰，有利於法國擺脫美國的控制。1963年肯尼迪訪問歐洲，歐洲重要國家尤其是德國順勢倒向美國，沉重打擊了戴高樂的歐洲政策。1964年德國親美派路德維希·艾哈德上臺更加不利於法國。在這種情況下，中法建交，法國成為唯一個與美、蘇、中都有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大大加強了法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分量，增加了同蘇美對抗的一張王牌，使法國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外交上的被動局面。
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長期奉行對中國的封鎖和敵視政策，戴高樂這一舉措沉重打擊了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而法國作為西方陣營中的重要成員與中國建交，無疑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世界霸權，成為對美國粗暴干涉的外交態度的最好回擊。在國內形勢上，1963-1964年，法國國內左派政治勢力掀起對戴高樂的進攻浪潮，工人罷工不斷。與社會主義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無疑是對法國左派政治勢力的撫慰和反擊。戴高樂走出“中法建交”的一步棋，從近期來說對於解決國內外困境，保證“戴高樂主義”實施起到重大作用。當時的《世界報》認為中法建交使
“華盛頓難以壓制心中的怒火，而法國左派難以掩飾自己的尷尬” 。
首任駐法大使黃鎮
從長期來說，中法建交符合法國國家的長遠利益，有利於“戴高樂主義”目標的實現。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政治大國，任何否認和封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都是幼稚的。任何政治勢力要在國際上具有長遠影響力，就不能忽視中國的存在。在1964年1月8日召開的討論中法建交問題的內閣會議上，戴高樂講道：
“中國這個事實明擺在那裡。這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它擁有開闢未來的一切手段。我們不清楚，它需要多長時間來發展自己。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總有一天，中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大國。” 與中國建交對於維護法國在東南亞的利益以及宣揚法蘭西文化都是有益無害的。“我們之所以出現在北京，那是為了有所作為，那是為了施加影響。特別是為了在東南亞實現和平，使法國能夠重返這一地區……”“我們在中國存在，我們的文化並不使中國人感到討厭，這一事實足以使我們擴大在那裡的文化影響，世界將會有更多說法語的人”戴高樂優秀的個人品質：長遠的政治目光與面對美國毫不妥協的個性推動了中法建交
戴高樂推動中法建交不僅僅因為兩國在政治上的客觀需要，也與其個人的優秀品質有著很大的關係。中法建交在其歷史必然性之下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空間上體現為並非只有法國一國具有同中國建交的需求，在時間上體現為並非只有這一時期的法國具有同中國建交的需要。無可否認，作為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戴高樂上臺後積極推行“戴高樂主義”，反對美國霸權，積極發展與東方國家的關係。中法建交成為“戴高樂主義”中精彩的一筆。戴高樂本人對“戴高樂主義”的產生具有重大影響，戴高樂推動中法建交也具有其主觀方面的原因。
首先，戴高樂長遠的政治目光使其認識到中法建交的歷史必然性。戴高樂保持“兩個高尚的品質：強大的意志力和對政治形勢與民情民意的敏銳洞察力”。 在中國問題上，戴高樂堅信
“國家之間的關係決定於國家利益而不決定於意識形態”。 正是戴高樂長遠的政治目光使其認識到與中國建交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其次，戴高樂勇敢且毫不妥協的個性使戴高樂能夠堅決對美國說“不”，並不顧美國的強烈抗議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在《劍刃》中寫道：“面對事端，性格剛強的人，總是以靠自己，用自己的性格左右事態，勇於承擔義務，並視之為己任。”丘吉爾曾斷言，“只要將軍領導法國，法國、英國、美國之間就不會有良好的關係。” 戴高樂不時作出令世人瞠目的決定，繼法德和解和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後，美方已心驚肉跳地預測戴高樂下一個外交上“絕望”的舉措。1963年1月，，法國外交部向美方通報中法即將建交的決定。美國隨即照會法國，抨擊法國承認中國的行動“損害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政治利益”，“與美國的根本利益發生直接衝突。”戴高樂不予理睬，法國政府的回應是：
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法國的自主決定，不需要對美國政府多說什麼。
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和戴高樂合影.
正是戴高樂勇敢執著的品質，使他不畏懼美國強權帶來的壓力，積極推動中法建交。如果沒有這種堅忍不拔的個人意志作為基礎，就不會有“二戰”末期“自由法國”在大國桌旁爭得榮譽的一席，也不會有種種旨在擺脫美國控制的外交政策的出臺，更不會有戴高樂衝破美國阻礙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外交舉措。從這一點上可以說，在某種歷史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偉大人物的個性作用往往是舉足輕重的。
結語
總而言之，戴高樂積極推動中法建交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推行“戴高樂主義”政策的客觀要求，而戴高樂勇敢且堅持原則的個性及其敏銳的政治目光成為戴高樂推動中法建交的主觀原因。中法建交符合中法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對以後的國際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中法建交後，戴高樂在記者招待會上非常自信的說：“法國承認中國只不過是如實的承認世界，相信目前某些國家的政府遲早會仿效法國。” 五十六年的事實證明，戴高樂是對的。
中法建交紀念章
戴高樂：《戰爭回憶錄》
丘吉爾：《戰爭回憶錄》
查爾斯·威廉斯：《戴高樂》
黃舍嬌：《春華秋實四十年——中法建交回憶錄》
菲利浦·戴高樂：《我的父親戴高樂》
國際研究所：《戴高樂言論集》
讓·拉吉都爾：《戴高樂全傳》
弗朗索瓦·凱爾索迪：《巨人之情——戴高樂和丘吉爾》
閱讀更多 史海小白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