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6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是第一个同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大国，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高乐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奉行“法国利益至上”及“与美国作对”，决定了戴高乐在对外关系的选择上有着自己的态度

所谓戴高乐主义，指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戴高乐主义的产生一方面与1940年以来法国面对的国际形势以及法国在50、60年代国力的迅速恢复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戴高乐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个性特特征征密不可分。

长期以来，法国人民都以自己的祖国为骄傲，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法国人民心中扎根。但1940年法国的溃败在法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时任何对法国的强权和蔑视都会引起敏感的法国人的强烈反抗，即使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也不例外。

1940年6月,德军在法国凯旋门前行军

戴高乐与法国对美国的反感与反抗在二战期间便已开始。首先罗斯福一直不承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代表性和合法性。美国与维希政府的暧昧关系，其次在殖民地问题上，1940年9月达喀尔事件和1941年12月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事件的发生，更加恶化了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

1944年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光复巴黎

二战后，法国虽在戴高乐的努力下勉强跻身于大国之列，但这样的大国却常常居于二流地位：政治上，制定战后蓝图的雅尔塔会议，法国被拒之门外；经济上，接受“马歇尔计划”就等于躺在了美元的保护伞下；军事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美国的马首是瞻，法国不过是排在英国之后的小兄弟。种种事实表明，法国在战后仅空有“战胜国”之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无法“独立自主”。因此，如同“二战”期间戴高乐曾表现的对美不满一样，在政局动荡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即有所表现，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但法国由于经济虚弱，以及深陷殖民战争泥潭之中，内外交困，故对美国种种趁人之危之举忍声吞气。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国时期，伴随着经济上的较大恢复，甩掉了殖民战争的包袱，政局平稳之时，才能把恢复大国地位的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戴高乐本人也有密切的关系。法兰西民族固有的传统是戴高乐强烈的民族意识得以成长的土壤。在他看来，法兰西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法国如果不伟大，也就不成其为法国。”他认为，自己就是“法兰西”的代表，“保持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在戴高乐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穿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全能、雄心壮志的伟大民族的性格。”

戴高乐

戴高乐主义的产生是时势的产物。他不仅反应出戴高乐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而且同戴高乐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个性密不可分，这也决定了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法国的利益”，而“与美国作对”则成为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戴高乐主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策上联德抗美，反对美国称霸欧洲。戴高乐把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联合体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坚决发对美国所鼓吹的“超国家”和“欧洲一体化”，因而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在推进欧洲联合的过程中，戴高乐勇敢地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法德和解，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英国的加入。

欧洲一体化

第二，军事上毅然推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发展独立的核防务。他认为，美国对北约过分地颐指气使，而且北约在法国建立许多军事基地，这是对法国主权的侵犯。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的空爆弹痕

第三，坚决执行反殖民主义，以提高法国的国际声望。1962年7月，戴高乐正式宣布结束持续8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这也为中法建交扫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阿尔及利亚战争

第四，积极同东方世界接触，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戴高乐积极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外交联系。

1963-1964年“戴高乐主义”面临在国内外均遭遇了挫折，与中国建交则成为戴高乐摆脱困境的重要举措

为了充分推动“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活跃于国家之间。但在1963年和1964年，“戴高乐主义”遭遇到不小的挫折。戴高乐一直积极推动法德和解，但就在法德合约即将签订时，1963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欧洲大陆。在对德国的访问中，肯尼迪向西德保证美国将向其提供坚定支持，并再次提议在平等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北美和欧洲盟国组成的大西洋共同体。肯尼迪这一态度大大拉近了美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使法德协定的内容大打折扣。法德合约的最终文本中包括一段导言，要求德国政府在执行这一协定时不得违背联邦共和国的总体目标，而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以及在北约内部捍卫西方盟国的一体化则是总体目标中的重要内容。此时，欧洲其它国家对法国也没有什么好脸色：荷兰和比利时表示非常赞同肯尼迪提出的大西洋共同体，意大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支持。它们都依靠北约实现自身的防务，因而不愿得罪美国。

1963年肯尼迪访问西柏林的照片

1964年，国际形势对于法国来说变得更加不利。德国总统阿登纳在1963年离职，继任者是系的资本主义复兴的设立者、强烈的亲美派路德维希·艾哈德，而肯尼迪于1963年11月遇刺，继任者是古板而保守的林登·约翰逊，从而使法美关系日趋恶化。同时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影响，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不利的国际形势使“戴高乐主义”在外交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戴高乐所处的困境还表现在法国国内。继加亚尔政府在1957年实行货币贬值之后，戴高乐政府在1959年年初实行货币贬值和工资冻结，法国经济借此融入处于上升势头的世界经济。但货币贬值在日后逐渐显示其负面影响。1963年初春，北部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煤矿工人在巴黎游行，并与警察对峙，法国左派政治势力也向戴高乐掀起了进攻的浪潮。

在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戴高乐决定在外交上发动一连串的外交攻势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此时戴高乐将目光投到远在亚洲东部的中国，于1963年10月底派遣密使富尔前往中国商议建交事宜。1964年1月27日，中法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引起国际“外交地震”。戴高乐此时推动中法建交有着深刻的原因。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法国总统特使富尔

中法建交无疑是戴高乐针对内外困境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外交上，一方面中法建交大大缓解了戴高乐1963—1964年外交上的尴尬，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沉重打击了美国嚣张的外交气焰，有利于法国摆脱美国的控制。1963年肯尼迪访问欧洲，欧洲重要国家尤其是德国顺势倒向美国，沉重打击了戴高乐的欧洲政策。1964年德国亲美派路德维希·艾哈德上台更加不利于法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法建交，法国成为唯一个与美、苏、中都有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大大加强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增加了同苏美对抗的一张王牌，使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期奉行对中国的封锁和敌视政策，戴高乐这一举措沉重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而法国作为西方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与中国建交，无疑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成为对美国粗暴干涉的外交态度的最好回击。在国内形势上，1963-1964年，法国国内左派政治势力掀起对戴高乐的进攻浪潮，工人罢工不断。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对法国左派政治势力的抚慰和反击。戴高乐走出“中法建交”的一步棋，从近期来说对于解决国内外困境，保证“戴高乐主义”实施起到重大作用。当时的《世界报》认为中法建交使

首任驻法大使黄镇

从长期来说，中法建交符合法国国家的长远利益，有利于“戴高乐主义”目标的实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政治大国，任何否认和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都是幼稚的。任何政治势力要在国际上具有长远影响力，就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在1964年1月8日召开的讨论中法建交问题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讲道：

戴高乐优秀的个人品质：长远的政治目光与面对美国毫不妥协的个性推动了中法建交

戴高乐推动中法建交不仅仅因为两国在政治上的客观需要，也与其个人的优秀品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中法建交在其历史必然性之下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并非只有法国一国具有同中国建交的需求，在时间上体现为并非只有这一时期的法国具有同中国建交的需要。无可否认，作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戴高乐上台后积极推行“戴高乐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积极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中法建交成为“戴高乐主义”中精彩的一笔。戴高乐本人对“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戴高乐推动中法建交也具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戴高乐长远的政治目光使其认识到中法建交的历史必然性。戴高乐保持“两个高尚的品质：强大的意志力和对政治形势与民情民意的敏锐洞察力”。 在中国问题上，戴高乐坚信

其次，戴高乐勇敢且毫不妥协的个性使戴高乐能够坚决对美国说“不”，并不顾美国的强烈抗议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在《剑刃》中写道：“面对事端，性格刚强的人，总是以靠自己，用自己的性格左右事态，勇于承担义务，并视之为己任。”丘吉尔曾断言，“只要将军领导法国，法国、英国、美国之间就不会有良好的关系。” 戴高乐不时作出令世人瞠目的决定，继法德和解和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后，美方已心惊肉跳地预测戴高乐下一个外交上“绝望”的举措。1963年1月，，法国外交部向美方通报中法即将建交的决定。美国随即照会法国，抨击法国承认中国的行动“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政治利益”，“与美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戴高乐不予理睬，法国政府的回应是：

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和戴高乐合影.

正是戴高乐勇敢执着的品质，使他不畏惧美国强权带来的压力，积极推动中法建交。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个人意志作为基础，就不会有“二战”末期“自由法国”在大国桌旁争得荣誉的一席，也不会有种种旨在摆脱美国控制的外交政策的出台，更不会有戴高乐冲破美国阻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举措。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在某种历史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伟大人物的个性作用往往是举足轻重的。

结语

总而言之，戴高乐积极推动中法建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行“戴高乐主义”政策的客观要求，而戴高乐勇敢且坚持原则的个性及其敏锐的政治目光成为戴高乐推动中法建交的主观原因。中法建交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以后的国际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非常自信的说：“法国承认中国只不过是如实的承认世界，相信目前某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 五十六年的事实证明，戴高乐是对的。

中法建交纪念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

丘吉尔：《战争回忆录》

查尔斯·威廉斯：《戴高乐》

黄舍娇：《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

菲利浦·戴高乐：《我的父亲戴高乐》

国际研究所：《戴高乐言论集》

让·拉吉都尔：《戴高乐全传》

弗朗索瓦·凯尔索迪：《巨人之情——戴高乐和丘吉尔》

閱讀更多 史海小白丁 的文章

關鍵字: 政治 探析 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