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4月1日，日本有58名商人乘坐三艘船，出海經商。
結果剛一出海，便遭遇了海難。他們首先被風吹到日本北海海岸一個無人居住的地方，當他們修補好船隻，準備回國時，再次遭遇風浪，被吹到清國統治下的也春屯（暉春海岸）。
也春屯人見財起意
當這些漂流民剛漂著至也春屯時，也春屯60多隻單人小船便向其駛去巡查。由於言語不通，他們派3名也春屯人上船與漂流民進行溝通，漂流民對其以酒飯進行款待。
當也春屯人看到其船上的鐵鍋時，便想用3把人參與漂流民進行交換。漂流民得知當地出產人參，便請求以船上的大米換取更多的人參。3名也春屯人商量後，同意交換，並與漂流民約定：第二天以鳥叫為號，共同上山挖參。
第二天，3名也春屯人來到漂流民船上，漂流民又以酒食對其進行款待，並派44人隨其上山。藏於周圍草叢中的也春屯人，伺機以弓箭對漂流民進行伏擊。只有13名漂流民因隱藏於叢林中，而免於被射殺，但仍被俘。
也春屯人又返回船上，搶奪了船上貨物。留在船上的14名漂流民也遭到襲擊，只有兩人得以活命，一個是船主國田兵右衛門，一個是竹內藤藏的小僕人。此後，也春屯人將俘獲的15名漂流民，分配各村，令其除草。
也春屯人得春來為討好清朝官員，決定將俘獲的15人以及倭刀等物品獻於盛京。
得知該消息後，清朝立即派出距也春屯五公里的差官，到當地詢問。7月20日，差官將攜15名漂流民與3名參與該事件的也春屯人，一同送往盛京。
大清國善待日本難民，嚴厲處罰也春屯人
8月25日，漂流民到達盛京，而順治皇帝在8月20日已經遷都北京。故而此時負責審查漂流民的是盛京總管何洛會，此人為正黃旗內大臣。
當差官將該事件經過陳述之後，何洛會即命人對3名也春屯人進行嚴厲的審訊，並聽取了漂流民的申訴。
最終判處3名也春屯人各笞刑50，對漂流民則加以善待，發給衣服和食物。這些漂流民在盛京停留20日後，於9月25日離開盛京，被送往北京。
清朝建國之前，對日本的威脅性便有所警覺
1592年，日朝壬辰戰爭發生，女真建州貢夷馬三等便意識到日本對其自身的威脅。
女真通過朝鮮繳獲的日本武器鳥銃，進一步瞭解到了日本的戰爭實力，使清朝從建國之前就對日本懷有一種防範的心理。
因此，面對日本，清朝既希望能將其納入自身的朝貢體系之內，同時又對其持有懷疑的態度。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的情結，清朝提出了一個理想方案一一將朝鮮設定為導日朝貢（引導日本向清朝朝貢）的中介。
1637年，清朝征服朝鮮，清朝經由朝鮮導日朝貢的意願，通過兩國間的條約明確表達出來。
此後，清朝多次督促朝鮮儘快引導日本向其朝貢。1637年9月6日，清命使者向朝鮮詢問了導日來朝的進程。 而為了儘早實現導日朝貢的目的，1639年6月29日，清使向朝鮮提出與日本使者直接交涉的要求。
而此時的日船漂流“韃靼”事件，無疑是清朝實現其政治意圖的一次良機。盛京官員在審查完漂流民之後，妥善而便捷的途徑本應是將其由盛京直接經朝鮮遣送回國，但清朝為實現納日本入貢的目的，不顧路途遙遠，將其由盛京轉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後，漂流民受到了較為優厚的待遇
每人每日能得到二、三升白米，豬肉一斤，衣物、被褥、鞋帽等一應倶全。此外，清朝還派遣3個僕人照顧其生活起居，稍有不適，清朝便派人對其進行診治。
漂流民還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召見和宴請，更有甚者，順治帝和攝政王多爾袞還親自召見了他們。而在他們覲見多爾袞時，多爾袞則免去了他們跪拜等禮節上的要求，將他們叫到身邊進行了安撫勸慰。
雖然漂流民享受著清朝無微不至的照顧，但是滯留北京半年之久的漂流民仍在探聽其遣返的消息。1645年5月5日（順治二年五月五日），歸國心切的漂流民國田兵右衛門等向清朝提出了回國的請求。
然而，直至1645年11月11日，清朝乃“遣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祁充格為正使，禮部郎中朱世起，戶部主事顧爾瑪渾為副使”，借冊封朝鮮世子李滉之機，將漂流民一同遣返。
在此前，清朝有三次可以經由朝鮮將其遣返的機會：“順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644年11月26日），遣朝鮮國入質世子李塏歸國”，“順治二年三月三日（1645年3月3日），遣朝鮮國王世子李滉歸國”，“（1645年5月27日）遣工部尚書星訥等，祭往朝鮮故世子李塏”。
按照慣例，清朝不允許外國漂流民長期滯留，因此從時間上看，此三次遣返時機似乎都較“冊封盛京可以直接作為遣返朝鮮漂流民的地方。
對遣返時機的選擇，清朝表現出較為慎重的態度
首先，在使者的官階上：1645年5月27日派遣的正使“工部尚書星訥”官職為從一品；而1645年11月11日派遣的正使“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祁充格”為正一品。
其次，清朝之所以選1645年11月11日為遣返的時機，還因為此次派遣的使者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一一副使顧爾瑪渾，其原名為鄭命壽，“（朝鮮）西關人，而被擄於清國，以通官用事”，該人為多爾袞的親信一英俄爾岱的心腹。
他曾多次奉命出使朝鮮，對朝鮮事務頗為熟悉。命他擔任副使，能夠向朝鮮更好地傳達其導日來朝的意願。因此，清朝對此次遣返經過了慎重的考慮：選最為合適之人，在最為合適之機，方將其遣返。
遣返時間確定之後，清朝進而又對朝鮮國王李傢提出了要求，督促朝鮮向日本傳達其懷柔遠人，導日來朝的意願：
“今中外一統，四海為家。各國人民，皆朕赤子。務令得所，以廣同仁。前有日本國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飄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給衣糧。但念其父母妻子遠隔天涯，深用憫惻。茲命隨使臣前往朝鮮至日，爾可備船隻，轉送還鄉。仍移文宣示俾該國君民，共知朕意。”
總之，日本雖不是清朝的朝貢國，但是其漂流民卻享受到如同清朝朝貢國一般的待遇。並且，清朝在詔令中明確要求“（朝鮮李傢）移文宣示該國君民，共知朕意”。這就在形式上將處於清朝朝貢體系外緣的日本，也納入到了其朝貢體系當中。
清朝厚待漂流民的原因
清朝之所以如此寬厚地對待日本漂流民，在具體遣返方式上如此之慎重，是基於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考慮。
1、政治方面“懷柔”
新生朝代建立之初，為了證明其統治的合理性，往往需要藉助文化的力量對其進行論證。而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時，其變“夷”為“夏”的意願則更為強烈。
正因為如此，被認為是“夷狄”的女真崛起之後，在軍事上實現領土擴張的同時，也必須在政治統治上證明其正統性。
皇太極自立為帝時，便以“天命論”為武器來論證其稱帝的合理性：“我國素以忠順守邊……若謂我國偏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倶自小國而成帝業，亦曾禁其稱帝耶……豈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天子而廢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為天子者。”
此外，女真還掌握了變“夷”為“華”的基本途徑：戰爭和朝貢。
以武力征服朝鮮，便是其實現變“夷”為“華”的第一步嘗試。在戰爭中，軍事力量的強大，順其自然地使女真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而失去軍事力量支撐的明朝便喪失了“正統”的資格，而作為其的朝貢國朝鮮此時亦理當轉變觀念，臣服於軍事強大的清朝。
正如皇太極對朝鮮君臣所言：“夫天下大矣，天下之國多矣，救爾難者，止明朝一國耳？……今爾與朕為敵，朕故興兵討爾。若爾國盡入版圖，朕有不生養安全，字爾若赤子乎？”
實現武力征服之後，清朝進入了變“夷”為“華”的第二個關鍵步驟：冊封和朝貢。維持朝貢體系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傳統文化。
在這種文化之下，宗主國對待朝貢國的主要方式是“禮”。故而，實現了對朝鮮武力征服的清朝，便開始與其建立以“禮”為中心的朝貢體系。
而這種儒家中的“禮”進一步演變，便成為以“德行”為基礎的“王化”思想。而且這種“王化”思想不僅適用於朝貢國，對於非朝貢國也同樣適用，其實現方式便是“懷柔”。
在這次漂流事件的處理中，清朝便是從這種“華夷秩序”理念之下的“王化”思想出發，旨在以“德”柔遠人。
2、軍事“威懾”
在日朝戰爭時期，女真己經認識到日本“鳥銃”的威力，而朝鮮用倭人進攻女真城池的情景，使清朝更為清楚地見識到了日本的戰鬥力。
加之朝鮮此時亦別有用心地誇大日本的軍事力量，這就加深了女真對日本的防範意識。
而此時，朝鮮與日本之間關係的變化亦使女真倍感擔憂：“家康盡滅秀吉之族，願從舊好（與朝鮮）……（朝鮮）許之，日本稱（朝鮮）必曰大國……滿主初見白，即曰朝鮮日本之兵必來……”。
在這種情勢之下，女真對外作戰顧慮重重：在明清薩爾滸戰爭前夕，清朝竟誤認為“朝鮮、日本之兵必來”。
1639年清使又風聞：“（日本）聽命於中原，將欲出來”，甚至到清朝入主中原之後，仍舊對日本的威脅充滿顧慮，乃命令朝鮮：“倭情可慮，需嚴飾邊備，不忘戰守之具”。
日船漂流“韃靼”事件，正是發生在清朝攻破山海關，入主中原，軍事上處於全盛之時。
因此，清朝把此次漂流事件作為對日顯示軍事威力，威懾日本一個良機。將漂流民由盛京轉送至北京，並且將其長時間滯留，使漂流民充分認識到清朝的政治軍事實力，給日本一種清朝日益強大的印象。
而事實證明，清朝的這一目的確實得以實現。在漂流民回國後向幕府呈遞的報告書中，便描述了一個軍事力量強大、政治清明、法律公平、以德服人的清王朝。
而這種威懾對日本做出放棄出兵的決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幕府對漂流民帶來的最新情報不能不以與考慮，面對臺灣鄭氏出兵的請求，日本最終決定拒絕出兵。
3、經濟上的考量
明朝時期，中國即開始通過民間貿易輸入日本的銅。清朝入關後，無論是在武器製造還是在貨幣的鑄造上，都需要大量的銅礦，這就導致銅礦奇缺。
而“糧餉充足，鉛銅廣多，莫如日本”，在“17世紀後半期，長崎貿易輸出的重點己從丁銀轉移到了銅……日本的銅產量，由於四國的別子、立川銅礦的開發而創記錄地上升，於是幕府也有意把銅作為替代丁銀的主要輸出品。
銅在中國作為鑄造錢幣的原料，需求量極大”，而且日本“銅的價格低廉穩定……品質優良”。因此，清朝為解決銅危機，便試圖與日本進行銅貿易。
《朝鮮李朝實錄》中便有關於清朝到日本貿銅而漂流到朝鮮的記載：“順治二年，十月丙戍，黃海監司鄭維城馳啟曰，今月初三日，漢船一隻自白翎鎮外洋漂到吾義浦，船中人皆漢人之剃頭者也，其中有馬儒者，自稱清國漕都司以天津軍餉貿販事出來，遭風漂來。”
針對此次漂流事件，清朝之所以如此審慎地處理，除導日來朝的政治目的外，亦希望通過此次事件擴大對日本的銅貿易，以解決國內銅礦奇缺的問題。
而此後清朝頒佈的關於銅貿易的政令亦驗證了其鼓勵與日進行銅貿易的政策：“順治三年，凡商賈有挾重資願航海市銅者，官給符為信，聽其出洋，往市東南，日本諸夷。舟回，司關者按時值收之，以供官用。”
儘管漂流民到來之時，清日兩國沒有直接的政治往來，但是兩者之間的民間貿易和官方非正常的銅貿易還是存在的。
因此，清朝初期，在“華夷秩序的中央、地方、土司和土官、朝貢、互市、外化結構之中，日本正是處於互市這一層”。
日本幕府:輕視+蔑視
漂流民回國之後，國田兵右衛門和宇野與三郎兩人作為代表，從越前國到江戶，報告了其漂流的整個經過。
幕府對此次事件頗為重視，專門派家光身邊的中根壹岐守主日本人一律判為死刑，故而等待這些漂流民的將是嚴厲的懲罰。
而漂流民所屬的福井藩屬於幕府的親藩，且並非故意違反鎖國禁令而航行海外。故而，獲得幕府同情的漂流民得以赦免。
日本謝使的派出
然而，對於清朝的這次善舉，日本卻遲遲沒有派人表達謝意。經過9個月，害怕被清朝責難的朝鮮派人去釜山倭館探聽謝使消息：“清國出送漂倭，交付日本，形止久無回報，則清國不無致訝之患。”
朝鮮本以為日本幕府會直接派出謝使，其派出的形式定會不同於以往。因此，聽聞倭使將來的消息，備邊司便建議提前準備適用於“江戶謝使”級別的鄭重應接事宜：“則漂倭謝使，將為出來雲，若自江戶送出，則倭接待諸事，自有別例。而前期措置，然後可免臨時窘迫之患。”
然而，德川幕府卻仍按舊例命對馬島主致書稱謝：“一年前越前國商人在海上遇到了颶風，漂著到了韃靼領地。韃靼王當時輾轉盛京，將商人檢查之後交給了朝鮮。由朝鮮國王送達我國的對馬島。因此幕府將軍命宗對馬守義成準備送往朝鮮的謝書。”
對於使者的身份，日本也只是派出職位非常低微的橘成稅和藤智繩，日本不僅在謝使派出上對清朝頗為蔑視，而且在謝書中亦直接稱清朝為“韃靼”。
由此可見，無論是謝使派出的時間上，還是謝使的身份和派出形式上，無不體現出日本對此次事件冷淡和輕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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