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的酷吏不同於今天的酷吏，內中也有清濁正邪之分。如郅都、張湯等，用法嚴苛，但還算清正之官，任內也做了些實事。說到清正的酷吏，大家腦子裡或許還會想起另一位鼎鼎有名的清官——海瑞。
海瑞抬棺罵嘉靖皇帝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他剛正秉性和死諫直諫的勇氣在古代士大夫中也是鳳毛麟角的，史書、筆記、小說中還有他許多為官清廉的故事，不光如此，他還是個能臣幹吏，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們詳細講解過這個人物。對海瑞有酷吏的印象，很大部分原因是傳說他為了清廉名聲而活活餓死了自己的小女兒，其實這是文人筆記裡記載的事兒，不足徵信。
史書上倒還真有他施法嚴酷的記載：“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海瑞上疏建議皇帝，凡是官員貪八十貫就要處以絞刑，《明史》評價這個建議為“勸帝虐刑”，其實正如海瑞奏疏說的“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海瑞的殘酷是對那些貪贓枉法的官吏，絕不是對平民百姓的，後世人反以為海瑞是酷吏，不辜負了剛峰先生一片愛民之心了嗎？
循吏，是與酷吏相對應的。司馬遷在《循吏列傳》開宗明義：“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不是嚴刑峻法，而是守法循理的官吏。司馬遷記載了五個循吏的事蹟，也寄予了他的政治理念。
第一位是孫叔敖。
楚莊王覺得貨幣輕，就更換更重的貨幣，百姓覺得不便利，市場擾亂，一下子就蕭條了。楚相孫叔敖就向楚莊王進言，還是換回原來的貨幣比較好，果然不出三天，市場繁榮就恢復了。
楚國民俗喜歡矮車子，楚王覺得矮車子不方便馬拉車，就要當時下令人人把家裡的車子都墊高。孫叔敖覺得一下子強制改變多年來形成的民俗，百姓會不知所從，就勸楚王：“您如果一定要把車子都變高，那還有別的辦法，可以下令百姓們把家家的門檻都提高。乘車子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不會出門一趟下車好幾次的。”楚王聽從了建議，過了半年，百姓們自己就把車子都墊高了。
這時司馬遷發表了感嘆：“此不教而民從其化。”他理想的循吏能通過巧妙的方法使百姓們自己行動起來，達到自己施政的目的，而不是像楚王一樣，只依靠自己這一紙政令，而不顧擾民與否。
第二位是鄭相子產。
傳中沒說具體的故事，只是概括性的說：“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其實子產也是孔子特別推崇的一位政治家，他死的時候，孔子還哭道：“子產，古之遺愛也。”他施政的理念在別書也可見，最著名的是“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鄉校是鄭國百姓論政的地方，“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有人就建議子產把鄉校給廢了，省得百姓天天指摘當政者得到過錯。子產卻說，百姓的訴求很值得參考，他們喜歡的就該推行，深惡痛絕的也應該廢止，絕對不能作威作福堵塞言路。這一點上，子產的作為還值得輿論收緊的今天參考。
這二位有儒家仁政的理想，也有道家無為而治的風範。不過司馬遷說的循吏既要守法，又要循理，當兩者出現衝突時呢？
傳中有位叫石奢的，楚昭王的丞相。走在路上，看見縣城有人殺人，追上去抓追兇犯，卻是自己的父親。思忖片刻，父子倫常，如果抓父親入獄，就是不孝，放了父親，又違背法律，這是不忠。所以，他就把父親放走了，自己去認罪伏法，既循倫理，又遵法律，這就是個稱職的循吏了，這樣的選擇《孟子》裡就有。
《史記》有七十列傳，第七十是《太史公自序》，就是司馬遷給自己寫的傳，其中有一句說：“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原來，他理想的循吏最好是奉法循理而無功無過的官吏。今日來看“無功無過”不免有些不作為的意思了。《大明王朝1566》裡的趙貞吉，信奉的不就是“我不求有功，無過便是功”的政治理念，然後一意逢迎皇帝，而不顧百姓的生死嗎？循吏，不該只是無功無過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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