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系列·成德军（恒冀、镇冀）/不定时更新/赖正直（撰文）|

众所周知，唐朝中晚期存在三大政治问题：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其中，藩镇割据对唐朝政权的直接威胁最大。因为宦官、朋党都必须依附皇权而存在，宦官、朋党再怎么闹腾，也不过是从李唐宗室里面另立一个皇帝，而藩镇却可以抗命独立，甚至反噬朝廷、倾覆宗庙社稷，自己当皇帝。最终唐朝亡于割据汴宋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之手，便是藩镇对唐朝政权威胁最大、最致命的一个明证。

在威胁唐朝的诸藩镇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幽州、魏博、成德，即"河北三镇"（或称"河朔三镇"）。三镇都是原安史集团叛将降唐后所建立，但成德所具有的安史集团色彩在三镇之中最为浓厚，可以说继承了安史集团的主要政治军事遗产，因此成德的统治基础最为稳固，建立的时间最早（成德建立于761年，幽州763年，魏博763年），而灭亡的时间最晚（成德亡于921年，幽州914年，魏博910年）。

为什么说成德的安史集团色彩最浓呢？且让我们从成德军建立的来龙去脉开始说起。

一、李宝臣及其出身

说到成德军的早期历史，就不得不提到李宝臣这个神奇的人物。

李宝臣原名张忠志，《旧唐书·李宝臣传》记载他是"范阳城旁奚族也"。如果不熟悉唐朝的军事制度，可能会把"范阳城旁奚族"理解为"生活在范阳城周边的奚族"。这样理解当然也说得通，但不够准确。实际上，"城旁"（也写作"城傍"）是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城旁军"。唐朝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附，唐朝政府通常将他们安置在边境城市附近以便管理。一般从事农牧生产的普通老百姓保留"部落""族帐"等组织形式，安置在离城市较远的地区，除此之外，唐朝政府还从内附的游牧民中挑选出一部分精通骑射武艺的人，编入军队，驻扎在离城市较近的地区，称为"城旁军"。

唐朝给城旁军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很高。《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载，"诸国蕃胡内附者"缴税的主要形式是羊，上户一年交二只羊，下户一年三户共交一只羊，与中原汉族居民相比，这种赋税已经很轻。"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承担出征任务的城旁军可以免税，还可以享受"去给行赐，还给程粮"的待遇。

也许正是由于待遇优厚，城旁军的的士气和战斗力非常可观。《资治通鉴考异》引《蓟门纪乱》 载，安史之乱后期，史朝义部和史朝清部在范阳内讧，"（高）鞠仁兵皆城旁少年，骁勇劲捷，骑射如飞。（阿史那）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高鞠仁的部队是高丽城旁军，阿史那承庆的突厥游牧骑兵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仍然不是这些高丽城旁少年的对手。可见城旁军的战斗力之强。

敦煌文书P2567载王昌龄《城旁□□（疑为"少年"）曲》云："降奚能骑射，战马百余匹。甲仗明寒川，霜□□□□。□□煞单于，薄暮红旗出。城旁粗少年，骤马垂长鞭。脱却□□□，□剑沦秋天。匈奴不敢去，漠北开尘烟。"《全唐诗》载李益《城傍少年》云："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这些锦衣宝剑、飞马骑射、快意潇洒，甚至略显粗犷的城旁少年，正是唐人所推崇的江湖游侠、武林豪杰一类的人物。

李宝臣，哦不，这时候他还叫张忠志，年轻时就是这样一位"城旁少年"，他出身于幽州范阳县的奚族城旁军家庭，精通骑射武艺，以家世和武功为荣，是奚族中的军事精英。

《旧唐书》接下来记载："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这一句话，如果不明所以，可能会把"张锁高"当作一个人的名字。实际上，"锁高"（也写作"琐高"）是奚族豪酋贵人的一种称号，相当于"贤王""将军"之类的意思。

张忠志能被一个姓张的"锁高"所赏识且收为假子，再次说明他的出身较好，应是奚族中的上层人物，在内附的奚族部落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张忠志后来随安禄山入朝，为唐玄宗所赏识，"玄宗留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射生"是唐朝禁军部队"射生军"（后改为"英武军""神威军"）的简称，其士兵皆为出身良好的士族子弟，称"殿前射生手"或"供奉射生官"。张忠志只是"射生子弟"，可能是尚未正式授予"射生官"之职，但他能够出入禁中，说明他在射生军中有一定地位，才能享有此项特权。

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后，张忠志逃离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欣赏张忠志不恋长安富贵的"忠勇"之举，将张忠志收为假子，并授以兵马，委以方面，使张忠志迅速成为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张忠志的发迹，得益于他先后受到张锁高、唐玄宗、安禄山的赏识。这除了张忠志自身武艺高强、处事圆滑之外，也说明他的出身较好，故而能够在仍然重视门第出身的唐朝中后期受到人见人爱的待遇。

二、成德军建立的背景

安禄山收张忠志为假子后，交给张忠志的第一项任务是"领骁骑八千入太原"。太原是唐朝的"北京"，有重兵镇守，张忠志仅凭八千骁骑无法占据太原，但他还是成功劫持了太原尹杨光翙（杨国忠的亲信），"万兵追之不敢近"，安全撤退，屯驻土门。土门即恒州（唐玄宗改州为郡时为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县）土门县，又称"井陉关"或"井陉口"，是从河东越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平原的战略要道"太行八陉"之一。

恒州（常山郡）原为常山太守颜杲卿所守，在攻克恒州，杀害颜杲卿后，史思明又与来自河东的李光弼大军在恒州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后因潼关失守，唐军被迫撤回河东。但唐朝从河东经由恒州进攻安史老巢范阳的威胁始终存在着。

为此，安禄山派张忠志镇守恒州，"使董精甲，扼井陉路，军于土门"，承担着阻止唐军从井陉口攻入河北的重要任务。可见安禄山对张忠志非常信任，视之为心腹爱将，因而才会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安禄山起兵后不久就被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得位不正，声望、能力和安禄山相差甚远，叛军诸将大多与安庆绪若即若离，持观望态度。为此，安庆绪不得不给诸将加官进爵，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在这场封赏的狂欢中，张忠志得到了恒州刺史一职。此前张忠志奉安禄山之命镇守恒州土门县，只是出于军事需要的临时任务，辖区也不过是一县之境而已。现在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恒州刺史，等于承认整个恒州（下辖九个县）都是张忠志的势力范围，从此张忠志在恒州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军政合一，俨然是一方诸侯了。

安庆绪夺位后，唐军趁叛军内乱发动反攻。乾元元年（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合兵围安庆绪于相州。即安史之乱中有名的"九节度围相州之役"。九节度大军云集，号称步骑六十万，来势凶猛，而安庆绪在相州的部队仅有七万，再加上史思明留守幽州的部队十三万，仍处于数量劣势。

张忠志一看风向不对，通过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向朝廷上表归降。此时正是剿灭安庆绪之战的关键时刻，唐肃宗很乐意接受张忠志的归降，命张忠志安守恒州，仍为恒州刺史。这样一来，张忠志的恒州刺史一职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伪恒州刺史"了，张忠志在恒州的统治进一步巩固。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使六十万唐军不战自溃，九节度各自散归本镇，统帅郭子仪也因此被免职归第。史思明则趁胜渡河南下，于上元元年（759年）再度攻陷洛阳，叛军威势复振。

史思明步步紧逼，张忠志也没闲着，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大河两岸的军事形势。眼看史思明胜算更大，张忠志赶紧刹住了向唐朝靠拢的车。他修书一封，向史思明请罪，请求为史氏效命。史思明正在一门心思平定河南、西取长安，当然希望河北后方保持稳定，因此对张忠志的及时表忠非常满意。史思明加授张忠志工部尚书、恒州刺史、恒赵节度使。张忠志不但官位获得大幅跃升，地盘也从恒州一州扩大至恒、赵、易、定、深等五州，顿时实力大增。

时逢乱世，政局瞬息万变。就在张忠志倒向史思明没多久，已进军至陕州、正准备一举突破潼关拿下长安、形势一片大好的史思明，突然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的情况正和安庆绪类似，能力平平，威望不足，根本没法号令骄悍的叛军诸将。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本来就先天实力不足，又和史朝清一党相互内讧，势力迅速削弱，屡屡被唐军打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军再度收复洛阳，史朝义被迫退回河北。

很明显，安史叛军几乎败局已定。不过，张忠志并不特别担心，因为上一次的投降，他跟太原的河东镇已经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和稳定的联络渠道。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张忠志通过时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再度上表朝廷请求归降。唐代宗愉快地答应了张忠志的请降，加授张忠志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封清河郡王，实封二百户，仍旧为恒赵等五州节度使，并赐军号"成德军"，赐张忠志国姓李，名宝臣。

好了，到这里，我们可以把张忠志叫作李宝臣了。李宝臣，才是这个男人留于青史之上的赫赫大名。

李宝臣坐守井陉关，在恒州从没挪过窝，也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到正面战场，完全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投机，不断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从一个镇守一县一关的小将，跃升至统辖五州、拜相封王的强藩大镇节度使。要知道，就在八年前（安史之乱前），李宝臣还只是一个连官职都没有的"射生子弟"而已。李宝臣就像一个股票市场上的职业操盘手，他足不出户，每天只盯着股市行情，拿着笔记本电脑握着鼠标发出一个个交易指令，坐在家里轻轻松松也能赚大钱！

日后将要威镇河北、扰乱天下、令唐朝头痛不已的成德军，就这样建立了。说到这里，有的唐粉可能又要被气哭（我为什么要说"又"？因为在我写的《 》里面，唐粉已经被气哭过一次）：唐代宗为什么要姑息纵容这些安史余孽？太没有远见了！昏君！差评！好气哦！嘤嘤嘤～

其实，唐代宗也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受害者之一，他何尝不想把安史集团赶尽杀绝？只是形格势禁，无法做到罢了。

唐代宗姑息李宝臣，并给予升官、封王、赐军号、改姓名等种种殊宠，主要考虑是：

第一，当时唐朝最大的威胁，除了安史叛军，还有西北边境的吐蕃、党项等游牧民族势力。在唐代宗即位当年，党项曾入寇距离长安仅60多公里的重镇奉天县。在唐代宗即位的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更于当年十月攻陷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闹得煌煌大唐差点就挂了。此时，与已是强弩之末的安史叛军相比，吐蕃、党项才是唐朝更为紧迫的心腹之患，为腾出兵力部署于西北边境，唐代宗不得不安抚李宝臣等一批安史降将。

第二，宝应元年（762年）时，安史之乱已经持续至第八个年头（755-762年），八年战争让唐朝君臣已经顶不住了，朝野上下无不急于尽早实现和平。只要能够快点结束战争，倒贴钱唐代宗都愿意，封几个无关紧要的官位算得了什么。再说了，就算你不承认，他李宝臣也照样统治恒赵五州，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不如顺水推舟，承认他的地位，大家都有面子，皆大欢喜，双赢。

第三，唐朝政权继受自西魏、北周、隋等北朝帝国，其根本之地是合称"关陇"的关中、陇右，河北原为东魏、北齐所治，并非北朝的核心腹地，反而是需要防范的敏感地区。在李渊父子建唐之初，河北就为窦建德、刘武周等强敌所利用，唐朝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将其拿下，对唐朝统治者来说，对河北地区缺乏感情联系和良好的历史记忆。这也是河北地区在唐代沾染夷狄之风、容易出现离心倾向的历史原因之一。

第四，李宝臣在恒州见风使舵，从未与朝廷刀兵相向，在叛军诸将中政治履历相对干净，对朝廷来说算是良心未泯，仍有尊皇之志，值得鼓励。再加上李宝臣本人是奚族人，且是出自奚族城旁军的上层家庭，这种出身既可以比较容易被唐朝君臣所接受，又可以对安史叛军中的游牧民族将领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唐朝重赏厚赐李宝臣，无疑是拉拢、分化安史集团，对史朝义进行政治打击的有效手段。

第五，当时唐军统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且阴怀异志，乃极力保荐李宝臣等人忠心可用，以便结为党援，没想到却暗中与唐代宗的算计相吻合。唐朝君臣鹬蚌相争，李宝臣渔翁得利，运气好得挡都挡不住。

（本文将近一万字，故分为上下二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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