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當代書壇巨擘，其書法無論篆、隸、楷、草、行，在中國書法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他創造出具有陽剛美的“沙體”，雄渾剛健，氣勢磅礴，如黃鐘大呂，響遏行雲，使他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題榜名滿江南的“書壇泰斗”。

“海內榜書，沙翁第一”。

沙孟海（1900年—1992年），生於浙江鄞縣。二十世紀書壇泰斗。於語言文字、文史、考古、書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畢業於浙江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曾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浙江美術學院教授、西泠印社社長、西泠書畫院院長、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

30歲以前，沙孟海先生臨寫的碑帖有《集王聖教序》、《鄭文公碑》、《張猛龍》等。這一階段，可稱為但求平正階段。綜觀沙先生這一時期的書法作品，在為數不多的作品中，楷書作為先生書作的主要書體佔據著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這可能與先生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有著重要關係。

1925年赴滬進修能學社教書，後任教商務印書館圖文函授社。其間，從馮君木、陳屺懷學古文字學，從吳昌碩、馬一浮等學書法篆刻，獲益良多，書藝大進，章太炎主辦的《華國月刊》多次刊載其金石文字，名聲漸著。 1928年至1929年上半年任職浙江省政府。

1941年6月在重慶經陳布雷推薦，在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任職，從事應酬筆墨文字，業餘仍堅持書學研究。1946年至1948年應蔣介石請，參與編纂《武嶺蔣氏宗譜》。他利用蔣介石侍從室秘書這個合法身份，多方為從事地下工作的弟弟、弟媳提供有利條件，掩護他們秘密開展鬥爭。他有才多情，豪氣果敢，在幾經沉淪變換的背景下不忘初心，用自己的一生書寫下了別樣的情懷。1949年春躲開蔣介石等糾纏，拒去臺灣。新中國成立後任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沙孟海舊居，有一張長長的名錄，是沙孟海自己列出了有過交往的師友們，包括“親炙”“私淑”等，多達幾十人。沙孟海對“轉益多師”還有著自己獨到的認識。他給自己定出一個辦法，即學習某一種碑帖，還同時“窮源竟流”，兼學有關的碑帖與墨跡。

新中國成立後，沙孟海留在杭州。住在“若榴花屋”的幾十年，是沙孟海一生中工作最繁忙，也是成就最大的幾十年。其間，沙孟海應聘為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文字學和古器物學，又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調查組組長，領導全省的考古調查工作，1954年兼任省博物館歷史部主任，創建了正規的陳列體系。1963年，他任浙江美院書法篆刻專業教授。1979年出任西泠印社社長，為擔任社長時間最長的社長，連任三屆，對西泠印社做出了卓越貢獻。1981年當選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文革”結束至逝世為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

為“大雄寶殿”題字，被書法界譽為極品

1970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杭州，遊了湖看了戲之後，西哈努克提出要到靈隱寺進香。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可厚非，但對中國當局卻無疑是一個大難題。

1966年6月紅衛兵運動發起後，靈隱寺的菩薩也成為攻擊的目標，當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給浙江省委發了電報，指示“暫將靈隱寺封閉，留待運動後期處理”。到這時，靈隱寺仍在繼續封閉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絕，周恩來幾經權衡，決定開放靈隱寺，讓西哈努克入廟進香！

西哈努克如願以償，可誰也不會想到，親王在進入大殿前會盯著“大雄寶殿”四個字，問陪同參觀的中方官員：“這幾個字是誰寫的？為什麼沒有題款？”中國官員吃了一驚，他沒有估計到西哈努克會有這樣的漢學功底。他看了看周恩來，惴惴地告訴親王：這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已經不知何人書寫了。西哈努克不再聲響，似乎已經接受了“無名氏作”的觀點。

但周恩來卻接受不了，他知道這塊匾額的書寫者並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個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負責人，說了這麼一段話：沙文漢是沙文漢，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麼能夠因為沙文漢是右派，連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連。這不是黨的政策！

周恩來的指示得到了貫徹，浙江當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補一個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這當然是“很抬舉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勁又上來了。他說：“要麼重寫一塊匾。名字就不補了。”來人好不尷尬，但是寫字的事又相強不得，你總不能摁著別人的手腕吧？事出緊迫，他們只好請來另外一個人，拼湊了“沙文若”三個字補上。字寫得不協調，很難看，但“大雄寶殿”的匾額上，“沙文若”三個字到底還是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