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树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
袁嘉谷照
云南石屏，自元朝以来，民间因重教兴文而人才济济，清代有“文献名邦”之称，被誉为“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石屏明清两代曾出文进士65人，翰林15人，经济特元1人，武进士11人，文武举人640人，科举人数在云南仅次于昆明和大理。正如民谣所言：“沙至萧家海，翰林进士满街摆”“五步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举人满街走，秀才家家有”。清末停科举，兴学堂；民国间，石屏出大专院校毕业生142人。其中，留学日本12人，留学美国6人，留学法国1人。
1903年，清政府进行了历史上惟一一次废除科举后的经济特科考试。经济特科考试与一般科举考试不同，它不以八股见长，而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更注重学以致用。特科考试，整个清朝只有过三次。此次应考的还有已经获得状元身份的人，因此经济特元的地位，应高于普通的状元。
出人意料的是，在全国应试的306人中，云南石屏人袁嘉谷得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是为“经济特元”，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清代先后开博学鸿词二次、经济特科一次，因此袁嘉谷被赞为“国朝第三人”，民间称袁嘉谷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
消息传到云南，昆明人将拓东路上的聚魁楼改名为状元楼，滇督魏午庄书“大魁天下”致贺。
昆明状元楼
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著《东游日记》四卷。
1905年8月，袁嘉谷从日本回国，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袁嘉谷是中小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还是当时由他新订的。
1909年（宣统元年）袁嘉谷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当年，法国人伯希和将已运至河内的敦煌遗书中的一部分，带到北京装裱，并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袁嘉谷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前去探看，见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并将被盗运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得以让数千卷古籍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
1917年，袁嘉谷居家卖字自给。从他中状元后，书法名气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他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只要有人来索，无论长幼贵贱，均认真挥毫，以礼相赠。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袁嘉谷书法
1921年，袁嘉谷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他自称其有“书淫”，曾遍搜云南地方文献，与李根源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初编收书152种，二编收书53种；主编《滇文丛录》等，均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的《滇略》、沐昂的《沧海遗珠》等。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的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袁嘉谷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该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袁嘉谷深感国民教育之重要，称“大地盘盘，众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学不智，非图书无以为学，古与今一矣，中与外一矣。”
翠湖袁嘉谷故居
晚年，他结庐翠湖，自辟一园，名“树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并以“园愈狭，心愈惬；园愈隘，身愈泰” 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阴，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当时大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他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生在云南何地。经他此番考证，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在昆明晋宁，一个小县城竟然出现过一位如此伟大的航海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道：“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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