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前文《 》《 》《 》中，我们从传统史料中的案例入手，指出了关于智瑶人设中的诸多疑点，认为对于智瑶形象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刻板化的印象。不过，由于史料所限，从这些已经被刻上了偏见烙印的资料中得出的结论终究显得有些无力，尚不足以彻底打破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为此，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入手，彻底解构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基本认知，也即：
1.智瑶是否真的主导过范氏、中行氏土地的分割，且在其中获利最多？
2.晋出公的死，以及晋哀公的即位，与智瑶究竟有没有关系？
晋出公出奔年岁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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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分野的关键阶段，晋国公室地位的衰落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了。正因为所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史料的记载也难免会错漏百出，以至于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竟然发现就连晋出公的生卒年岁都成了不解之谜。
史料中对于晋出公在位时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记载，其中人们最常提到的说法是出自于《史记·晋世家》：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
出公十七年是公元前458年，这一年智瑶伙同三卿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引发出公不满，因而欲联结齐、鲁讨伐四卿。未成想四卿先下手为强，将出公赶出了国境，以至于堂堂晋君身死异乡，使得晋出公成了有晋建国以来死相最难看的一任国君。出公死后，四卿拥立昭公的曾孙骄为君，是为哀公。
《晋世家》并没有明确说明出公去世的时间，只是在下文中指出：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三晋瓜分智氏邑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53年，以此倒推哀公元年是在前456年，也即出公是在出奔的次年，也即前457年去世，在位时间一共十八年，这个时间与《六国年表》的记载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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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样是在《史记》里，《赵世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
据以上的叙述，赵无恤于出公十七年即位，按照逾年改元的习惯，赵襄子元年便是出公十八年，也即前457年。襄子四年，四卿瓜分范氏、中行氏故地，致使出公奔齐而亡，以此推算，晋出公在位的时间至少有二十一年。
若是以这种方式计算，整段历史的时间线都会出现很大的扰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晋阳之战的整个进程都要推后四年，也就是说战争爆发的时间要推到前451年，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显然是不符的。
当然了，赵家人素来善于篡改历史，有关赵无恤即位时间的推断后文会提及，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出公在位的时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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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记载不同的还有《竹书纪年》（古本），其中提到：
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
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
《竹书纪年》的记载与《史记》有两个重大差异：
其一是出公出奔是在晋阳之战结束、三晋瓜分智氏邑之后，其目的地是楚国而非齐国，在位时间一共二十三年；
其二是继出公之后即位的是昭公之孙（而非曾孙）敬公（原为懿公，因晋朝避司马懿之名讳而改为敬公），其中并无哀公一说。
在不同的史料中，关于出公在位时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其中，有两种说认为出公之死是在晋阳之战之前，只有《竹书纪年》采用了战后出奔的说法。
而历史上有关晋阳之战的叙述，大都是建立在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出奔、十八年去世的基础之上的，若是这个时间被颠覆了，那么整个晋阳之战的过程都必须要改写。因此厘清出公出奔的真实时间，对于理解晋阳之战的前因后果至关重要。
好在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如钱穆、杨宽等学者均认可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而对《史记》中的记载存有怀疑态度，在这里我们无需再重复验证。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无论是支持哪种观点，学者们对于发生在晋出公十七年的事件——也即四卿瓜分范氏、中行氏土地的叙述——大都深信不疑，然而当我们细细考察过往的历史就会发现，恐怕就连这个细节都是伪造的。
智瑶主持瓜分范、中行氏邑，其事确实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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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剧烈冲突，每次冲突过后，失败者留下的封邑便很快会落入他人之手。比如据《左传·成公八年》载：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下宫之役后不久，晋景公将赵氏封邑赏给了祁奚，后因韩厥的劝谏才收回成命。从转封赵氏邑到重封赵氏孤儿，整个过程前后相距不足一年，可见晋人在处理赵氏封邑问题上是何等雷厉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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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栾氏灭族之后，关于栾氏土地的瓜分也很快就展开了，据《左传·昭公三年》载：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
栾氏灭族发生在晋平公八年（前550年），而范宣子去世的时间则是在平公十年（前548年）前后，这也就意味着，栾氏败亡还不到两年，有关战后土地分配的事宜便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赵文子为了宣示自己领有州县的合法性，以州县曾隶属于温县为由，提出“温，吾县也。”——而这里的温县，早年又是郤至的封邑。郤氏灭族发生在晋厉公七年（前574年），两者时间差不过二十余年，温县便已经落入了赵氏之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六卿对郤氏土地的分割恐怕早已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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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都是在君主权威未完全衰落的时候，六卿便已经如此明目张胆，等到君主权威完全让位于六卿，会发生什么情形可想而知。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祁氏、羊舌氏受智跞陷害，被先后灭族。仅仅一两个月后，其封邑便被划分为十个县，由六卿瓜分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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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到，这些掌握了实权的政客们对于土地的渴求素来是急不可耐的。一个家族一旦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余家族便会像饿狼扑食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们庞大的资产撕裂分割、瓜分殆尽。
然而奇怪的是，范氏、中行氏之乱结束后，情形却有些不同。这场战争结束的时间是在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而私分土地的时间却是在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前后时间相差三十余年。
在这三十多年间，四卿放着大片的土地不要，都唱起了温良恭俭让，演起了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将两家的资产全部上缴给了公室——这也太不符合他们的一贯风格了。
古代的很多学者实际上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疑点，但他们并不打算改变传统的叙事方式，因此在著书之时大都采取了变通的方法，以便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合理。
比如在《 》豫让的故事中，史料便全然不顾范、中行氏与智氏灭族前后相距四十年的事实，将豫让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先侍奉范、中行氏，后侍奉智氏，智氏灭族后为旧主报仇的形象，这恐怕就是人们刻意缩短两者时间差所造成的结果。
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伐灭范氏、中行氏的功劳，及瓜分其地的责任也都一股脑地退给了“知伯”，把赵、韩、魏三家全塑造成了打酱油的角色。如此一来，赵、韩、魏在“知伯”的带领下灭了范、中行氏，“休数年”后又在“知伯”的领导下瓜分了两家的土地，事情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即便如此，他们还尤感不足，特意加上了“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这样的字句，以显示出智瑶的强横贪婪，以及出公的逃亡全是他智瑶的责任。至于其余三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如当年被“干上令”的范、中行氏裹挟着“铸刑鼎”的赵鞅一样，皆是“不得已”而为之。
结语
然而事实上，当我们推翻了出公十七年而亡的结论，相应的所谓“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的逻辑便已经站不住脚了，史料中与之相关的叙事，充其量也只是“赵、韩、魏共分智氏邑”的变体。无论人们如何摆布这些字句，范氏、中行氏土地瓜分的进程都不可能延迟到智瑶执政的时候才缓缓执行，致使晋出公逃亡的罪状也不应该扣在一个无辜者的头上——这恐怕是我们对智瑶最大的误解了吧。
透过以上疑点，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智瑶主导瓜分范、中行氏邑并逐君出奔的事件，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之事，是胜利者——也即分晋建国的赵、韩、魏三国——为了抹黑失败者而编纂的谎言。
当负有原罪的三卿成了各据一方的诸侯，他们有动力、也有能力去篡改历史，以使得自身的权力更具合法性。这种现象在春秋的史料中并不罕见，在此后的历史中更是会不断上演，这些都是需要细心斟酌的地方。
砸碎一个旧世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晋出公出奔事件是整场战争叙事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遭到否定，后续便会出现更多的疑难问题，比如在《晋世家》中提到：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
在原本的叙事中，由于晋哀公对国事无所节制，使得他实际上成了智瑶的傀儡。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智瑶“挟哀公以令诸卿”迫使三家献邑的故事；正是因为赵氏不肯献邑，才引起了智瑶的怒火，从而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晋阳之战。
可问题是，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晋出公出奔事件是在晋阳之战结束后才发生的，那么以上的整个逻辑链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智瑶此后的举动，以及晋阳之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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