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底，在北京首都機場的停機坪上，一位耄耋老婦人被人用擔架抬下飛機，並被直接送到了景山醫院，翌年的3月25日，她在病榻上度過了自己90週歲生日，此後她的健康每況日下，於1990年5月16日走完了自己漂泊的一生，並最終實現了自己葉落歸根的願望，長眠在她出生的這片熱土上，這位耄耋老婦人就是五四時期一代才女，與陳衡哲、冰心、廬隱、馮沅君、林徽因等人齊名的女作家，並與國立武漢大學袁昌英、蘇雪林並稱“珞珈三傑”的凌淑華。
凌淑華
凌淑華（1900—1990）原名凌瑞棠，廣東番禹人，出生於北京，其父凌福彭是光緒二十一年進士，與鄉黨康有為是同榜進士，曾歷任戶部主事、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天津道長蘆鹽運使、順天府尹和直隸布政使等職，當時的封建士大夫有許多人都是三妻六妾，凌福彭也娶了多房姨太太，而凌淑華是其三姨太李若蘭所生，在其姐妹中排行第三，在15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
凌福彭是一個守舊派，他沒有參與其同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戊戌變法”，否則不是被砍頭就是流亡海外，而精於詞章並酷愛繪畫的他，曾與京城許多畫家過從甚密，家裡常有文人墨客出入，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薰陶和影響之下，凌淑華也是從小就喜歡畫畫並經常到處塗鴉，凌福彭的朋友王竹林是宮廷畫家，見到她的塗鴉之後，認為這個小丫頭有繪畫的天賦，願意教她學習繪畫。
凌淑華（左四）與父親（左三）等人合影
凌福彭給女兒凌淑華請的老師可不止一個，除王竹林之外，繆素筠、辜鴻銘、郝漱玉等人都曾當過凌淑華的老師，他們可都是赫赫有名之人，其中繆素筠還曾是慈禧的御用畫家，只是凌淑華與其學畫時間並不長，繆素筠就因病去世了，而辜鴻銘則是北京大學學富五車的著名教授，尤其精通西方多種語言，凌淑華曾受教於辜鴻銘學習古典詩詞和英語，在這樣一個起跑線上，想不成才都難。
凌淑華的繪畫
辛亥革命之後，凌福彭沒有追隨清王朝殉葬，由於他曾在天津知府任內政績突出，頗得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賞識，曾被袁世凱保舉為順天府尹，是袁世凱手下得力干將，當袁世凱執掌北洋政府之後，凌福彭也是順應時事改換門庭，很快就成為北洋政府的大員，在袁世凱以“中央政治會議”代行國會職權時，曾出任約法會議議員、參政會參政等職。
凌淑華曾就讀於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這所位於天津的學校創建於1906年，初名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1916年著名教育家齊國樑出任校長時更名為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這是一所專門為中小學培養師資的學校，劉清揚、郭隆真、許廣平、鄧穎超等傑出女性都曾是該校校友，凌淑華是否與她們產生過交集，還缺少史料證實。
凌淑華
1922年秋，凌淑華考入燕京大學預科，此時燕園剛由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完成校園規劃設計，一年以後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副修日文，在燕園文化氛圍影響下開始了文學創作，曾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女兒身世太淒涼》、《資本家之聖誕》、《我那件事對不起他》、《朝霧中的哈大門大街》等小說和散文等作品。
而燕園內的博雅塔和未名湖，又都是絕佳的奇景，自幼喜歡繪畫並受名家點撥的凌淑華，常常情不自禁地揮灑畫筆，美麗的燕園到處都有凌淑華的身影，其出身、美貌和才華使她成為燕園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凌淑華
1924年4月，梁啟超和蔡元培以北京“講學社”的名義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北京大學教授陳源和徐志摩等人被指定負責接待泰戈爾一行，並由徐志摩擔任英文翻譯，當時由陳師曾和齊白石等人組織的“北京畫會”剛成立，這二人與凌淑華也都有師生關係，因此想借用凌淑華的大客廳“小姐家的大書房”舉行茶話會招待泰戈爾一行。
林徽因等人與泰戈爾合影
正是這次在自己家裡接待泰戈爾等人，讓凌淑華出盡了風頭，並由此結識了胡適、陳源、徐志摩、林徽因、丁西林等社會名流，其中陳源成為她的戀人，而徐志摩成為她的“藍顏知己”，林徽因則成為她的閨蜜，可謂是風光無限且收穫滿滿。
1924年底，由胡適、王世傑、陳源、徐志摩等人策劃的《每週評論》在北京創刊，由王世傑擔任總編輯，陳源負責主編其中的《閒話》欄目，凌淑華自然成為撰稿人之一，而奠定其在文壇地位的《酒後》就是發表在《每週評論》上的。
凌淑華的《酒後》
1926年6月，凌淑華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被主持故宮博物院的李石曾聘用，李家與凌家是世家，李石曾安排凌淑華在書法繪畫部門工作，當年7月與陳源結婚，第二年秋天夫婦倆去日本旅行時，凌淑華藉機留在京都研習日本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
1928年初春，凌淑華在新月書店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花之寺》，這是陳源在其創作的小說中選編的，而為《花之寺》作序的則是徐志摩，這也是徐志摩短暫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他人作序，由此可以看出凌淑華與徐志摩之間的深厚關係。
凌淑華短篇小說集《花之寺》
1929年2月，陳源好友王世傑出任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時，熱情邀請陳源擔任文學院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凌淑華隨丈夫陳源欣然前往武昌，但陳源卻恪守西方職場規則，沒有聘用自己的妻子在文學院任教，此時她只是一個家庭婦女而已，只是偶爾在文學院兼課，由於武大校園正在規劃之中，教授們的住宿條件也很差，這讓住慣了北京深宅大院的凌淑華很不習慣。
凌淑華與陳源合影
1931年的暑期，為了躲避武漢的酷熱，凌淑華攜女兒陳小瀅回到北平避暑，京城內的一些文人墨客經常來訪，徐志摩更是頻頻登門拜訪，並將裝有自己一些書信、日記等非常私密的皮箱交給凌淑華代為保管，從中可以看出徐志摩對凌淑華的信賴，徐志摩因飛機失事之後，還曾因這個皮箱而釀成“八寶箱”事件,因為這個皮箱牽涉到了胡適、林徽因、陸小曼等人。
左起：袁昌英、凌淑華、蘇雪林
武漢大學於1932年遷至珞珈山校址之後，凌淑華隨陳源居住在美麗的珞珈山上，並將寓所稱之為“雙佳樓”，期間凌淑華與袁昌英、蘇雪林過從甚密，成為珞珈山上的文學摯友，三人經常在一起暢談文學，度過了一段靜謐而美好的時光，三人常有佳作問世，被圈內人譽為“珞珈三傑”。
1935年2月，《武漢日報》社聘請凌淑華擔任主編創辦副刊《現代文藝》，這算是凌淑華的第二份正式職業，正是在此職位上，讓凌淑華有機會結識了更多的作家，這也是她相對快樂的時光，胡適到武漢大學講學時，曾與武漢大學部分教授合影留念，在這幅照片中也包括“珞珈三傑”。
胡適與“珞珈三傑”等人合影
正是在這段比較安逸的時期，凌淑華的生活被來自英國的青年詩人朱利安攪亂了一池春水，朱利安是以外聘教師的身份進入武大文學院的，與其身份相似的還有在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任教的英國詩人燕卜蓀，初到中國的朱利安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了許多困難，院長夫人凌淑華由於沒有出國的經歷，對來自異邦的英國小夥也充滿了好奇之心，其一口純正流利的英語也終於有了用武之地，給予了朱利安許多幫助，而結果竟讓朱利安狂熱地愛上了凌淑華。
朱利安
幾十年以後，旅英作家虹影根據朱利安生前遺留下來的資料，創作了一本名為《K》的小說，講述了朱利安與凌淑華夫婦之間的感情糾葛的故事，1999年在臺灣出版發行時曾轟動一時，並有多種譯本在許多國家出版。
中日“淞滬會戰”之後，武漢很快又成為中日之間的主戰場，國立武漢大學在校長王星拱的帶領下遷至四川樂山辦學，凌淑華攜女兒陳小瀅也到了樂山，但戰時樂山條件異常艱苦，大小姐出身的凌淑華不堪忍受這樣的生活，於1939年回北平為母親奔喪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四川樂山。
1943年，陳源被國民政府派往英國倫敦，在“中英文化協會”任職，當時倫敦經常遭到德國空軍的大轟炸，凌淑華和女兒也就沒有前往英國與丈夫團聚，直到1946年陳源被派往巴黎出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時，凌淑華才攜陳小瀅與陳源團聚，從此在海外漂泊，陳源時常奔波在巴黎和倫敦之間，而凌淑華與女兒則僑居在倫敦，這其中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夫妻感情上的問題。
1953年凌淑華在倫敦出版了她的自傳體小說《古韻》，其封建家庭背景一度引起西方讀者的濃厚興趣，從而成為英國的一部暢銷書，除了創作和繪畫之外，講學也是凌淑華晚年的一個重要內容，她曾先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加拿大等國家的大學講學。
凌淑華《古韻》
1965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法國外交部要求臺灣儘快關閉中華民國駐法大使館，相關人員相繼撤離後，唯獨陳源不願離開，被法警強制帶離，陳源深感恥辱而導致血壓升高，期間曾幾次中風，最終於1970年3月在倫敦去世，由於陳源曾與魯迅進行過筆戰，在大陸是一個“反動文人”形象，關於他的介紹很少，是一個被塵封的歷史人物。
凌淑華與陳源在法國留影
1979年，年近八十的凌淑華罹患乳腺癌，此時的她更是思念故鄉北京，那是她出生和成長之地，她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後之事，遂於1989年12月被女兒女婿送回北京，住院期間曾在老舍先生兒子舒乙的幫助下，回到她以前生活過的地方轉一轉、看一看，了卻了她人生最後的願望。
儘管凌淑華與陳源在感情上存在嫌隙，一生也是聚少離多，即便有機會生活在一起，也是刻意地分開，或許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成就了二人在文學上的成就，凌淑華最終也是作為無錫人的兒媳婦，與陳源合葬在無錫的土地上。
閱讀更多 林海青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