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詞中寫道，“他們的發現極大拓寬了經濟分析的範圍，通過構建模型來解釋市場經濟如何與自然和知識交互，今年的經濟學獲獎者沒有一個結論性的答案，但是他們的發現讓我們距離回答這個問題近了很多，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今年是金融危機爆發10週年，經濟學上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就是每隔10年就會有一個大的危機，2018年看上去也確實像一個危機之年。美國以貿易戰爭為手段，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反全球化浪潮，而新興市場在貿易打壓和美元升值壓力下，很多國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混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兩位以研究增長見長的學者，似乎也寄託了人們對當前灰暗時刻的希望。
自從1969年瑞典國家銀行開始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有將近50年的歷史，那麼，為什麼世界還在經濟危機的深淵中掙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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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你翻開《微觀經濟學》教材時，第一部分就講的是經濟學十大原理，其中有一條著名原理就是假設參與經濟生活的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就是在給定的可行選擇前提下，有條理且有目的地儘自己所能來實現自己目標的人。
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人幾乎都不是理性人。理性告訴我們，房價不可能永遠上漲，但在種種因素的推動下，市場形成了房價永遠上漲的穩定預期，一定範圍內形成了“搶房”的熱潮；理性告訴我們，房價收入比已經很高了，房價已經成了經濟的定時“炸彈”，但是種種因素作用下，房價還是一路走高，以至於不得不防範“系統性風險”。
經濟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學科，它還與政治、社會、國際關係等緊密掛鉤。然而，經濟學家只是單一地對經濟現象建模，導出一個個簡潔的公式，並未深入地將公式與實際生活連接起來。特別是在經濟實際運行與理論不相符時，坐在辦公室裡研究數據的經濟學家們通常都拿不出良好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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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尤其是模型，都建立在大量的假設前提之上。除了上文提到的“理性人”假設外，其餘假設通常包括：沒有稅收、沒有交易費用、人人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和完全的、人人都會用高等數學的方法來計算最優化，每個人借錢的利率都是相等的，都可以按相等的利率想借多少有多少，等等。這些假設通常都與現實有所不符。
縱觀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史，自從亞當斯密創立古典經濟學派開始到1929年大蕭條，古典經濟學一直獨佔經濟學研究的鰲頭。大危機催生的凱恩斯經濟學風靡了幾十年，卻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失去風采，未能引領世界走出經濟危機。這意味著經濟學的理論是有不少缺陷的，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國情不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並不向物理定律、數學定律一樣是經過嚴謹的計算和實驗而得到的真理，而是在每次危機爆發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提出的解決方案，這也就是“危機倒逼改革”。
俗話說的好，“牽一髮而動全身”，既然經濟政策的調整牽涉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不能付諸實踐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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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來看看最近十幾年的諾獎得主們。
去年的理查德·塞勒，2002年的卡尼曼，都是因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而獲獎。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很著名的概念叫做沉沒成本，指的是已經發生而且無法回收的成本，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人們在對未來的行為做決策時，完全不應該受到沉沒成本的影響。不過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基本上都是相反的想法。
201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尤金·法瑪，他的著名理論是資本市場定價的有效性。他認為資本市場上的所有信息都會迅速反映在股價上，投資者不可能獲得超出市場平均水平的超額收益。換而言之，也就是如果讓黑猩猩對著報紙上的股票版投飛鏢，選出來的股票不會比基金經理差。
2016年的哈特和霍姆斯特朗，主要因為契約理論獲獎，和2005年的托馬斯·謝林一樣，他們都是博弈論的代表人物。博弈論的經典論述就是囚徒困境。
一個客觀事實是，雖然經濟學已經逐漸成為當今的顯學，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力其實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大，諾獎學者的思想通常只被當作理論，而很少被付諸實踐。真正對我們這個世界帶來巨大影響的只有兩位沒有獲得過諾獎的經濟學家，一位是亞當·斯密，另外一位是凱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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