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以大开大阖的气魄，雄健恣肆的笔力，立主脑，理线索，“据正史，采小说”，刻意经营，从容布局，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表现出极高的才能。
但是，在塑造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却陷入了难于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必须真实地再现历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隐其过失；另一方面，作为诸葛亮的热烈崇拜者，他又实在不愿意表现诸葛亮在处理魏延问题时的失误。通观全书，我们时时可以感觉到罗贯中左右为难的心理。
在《演义》中，对魏延的描写大部分符合史实，而且比史书记载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书中有关魏延的许多情节，或者是历史上的魏延实有的，或者是魏延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作者一一写来，把魏延的形象塑造得比较丰满。如像书中对魏延加入刘备集团的经过的描写，就是史书上所没有的；罗贯中通过魏延襄阳斥蔡张、长沙救黄忠这两个虚构的情节，较好地表现了魏延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性格。又如书中叙述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曹）操令来日进兵，出斜谷界口，再复中原。忽当道一军摆开，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恶言大骂。操令庞德战之。……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操带伤，又折却门牙两个……（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魏延严词拒绝曹操的诱降，表现了他对刘备集团的忠诚；一箭射伤曹操，这个功劳更是非同小可，刘备集团还没有其他人直接杀伤过曹操呢！其实，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也不见于史书，但它却有助于表现魏延的英勇善战。
再如，当诸葛亮病危时，司马懿命夏侯霸去探虚实，诸葛亮命魏延退敌，书中写道：
魏延遂上马，引兵出寨时，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奋赶二十余里方回。（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这说明，即使在这样危急的时刻，魏延压根也没有想到背叛蜀汉，投降曹魏。
类似的情节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些描写，充分表现了罗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可是，且慢！这样写下去，读者岂不是会觉得魏延最后被杀太可惜了吗？岂不是会认为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够妥当吗？罗贯中对诸葛亮实在太热爱了，他一心要把诸葛亮塑造为十全十美的完人，决不愿意让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损害。于是乎，他煞费苦心地虚构了许多情节，以便说明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具有先见之明。然而，这些情节往往不合情理，非但不能给诸葛亮增添光彩，反而有损于他的形象。试看：
当魏延救了黄忠，献出长沙以后，“玄德敬之”，诸葛亮却“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刘备急忙劝阻道：“诛降杀顺，大不义也。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何故杀之？”诸葛亮便说出了他的理由：
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诸葛亮这段话影响很大，其实却是似是而非之谈。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兵微将寡，又没有地盘的刘备，要想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延揽天下英雄，包括欢迎从对手营垒投顺过来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为“不忠不义”，岂不是闭塞贤路，自陷孤立？按照诸葛亮的这个逻辑，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却背弃刘璋，千方百计地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其“不忠不义”之“罪”比魏延大得多，岂不更该杀头？但法正却被刘备倚为谋主，后又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这该如何解释？此外，老将严颜不仅自己投降了张飞，还招降沿途关隘四十五处，比魏延献一个长沙厉害得多；张翼在雒城绑缚刘璝，迎降刘备，比魏延杀韩玄做得更绝；益州将领归降刘备者还有不少。请问，他们该不该全部斩首？诸葛亮对这些人一概欢迎，为什么对魏延却要特别苛刻呢？至于所谓“反骨”云云，更是荒诞不经之言。通观《演义》，诸葛亮并无相面之术，为何一见魏延便可断其忠奸？而且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时，并未免胄，诸葛亮怎么能从他那戴着铁盔的头上一眼就看出“脑后有反骨”？离开了细节的真实，这句话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尽管魏延并无二心，诸葛亮却一直想除掉他。当诸葛亮在上方谷埋下地雷，布下干柴时，命魏延将司马懿父子诱入谷中，又叫马岱垒断谷口，企图将他们全部烧死。由于天降大雨，司马懿父子得以逃出，魏延也幸而不死。这时，诸葛亮却翻脸不认账，反而责怪马岱把魏延堵在谷中，要将马岱斩首（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这些情节，把诸葛亮写成了心术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败笔。
最后，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情沉重时，祈祷北斗以求延年益寿。这本来就是徒劳无益的事，罗贯中却把它写得煞有介事，使不忍心看到诸葛亮去世的读者产生几分希望。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哪知魏延却入帐报告军情，因“脚步走急，将主灯扑灭。”（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这样一来，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过，不要说“姜维大怒……欲斩魏延”，就连热爱诸葛亮的某些幼稚的读者也不禁会将满腔愤怒倾泻到魏延头上，认为魏延确实该死。罗贯中写到这里，可能自认为是得意之笔；然而，今天的许多读者却反而会替魏延抱屈。
由此看来，在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时，罗贯中摇摆于两条原则之间：一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条则是“为贤者讳”的儒家行事原则。遵循前者，他的笔通常是婉曲自然，游刃有余的；而囿于后者，他的笔有时又运转不灵，力不从心，苦心虚构的某些情节并不具备浪漫主义想像的美感，反倒是违背现实主义的败笔。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罗贯中创作思想中的矛盾。
总之，我认为，罗贯中在塑造魏延形象时，其创作意图是游移不定的，倾向性也是不够鲜明的。他似乎是在按照两条平行线来描写人物的：一条是用大量情节表现魏延的智勇功勋，另一条则企图证明魏延确实背叛了蜀汉和这背叛的必然性。罗贯中无法使二者水乳交融，因此，他笔下的魏延形象，尽管在某些方面是丰满的，但其性格却显得不够统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对诸葛亮形象的某种绝对化。
诚然，罗贯中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从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处理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失误也是处处回护，苦心文饰，这样就使他在某些地方离开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不能像塑造曹操、关羽、张飞等形象时那样，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的创作自由，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其结果，欲益反损，产生了一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从这一创作上的成败得失中，我们不是可以领悟到某些艺术的辩证法吗？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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