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县流曲镇北门外，曾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古陵墓。墓主人就是明代三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元老孙丕扬。
孙丕扬（1531—1614），字叔孝，号立山，富平县流曲镇南街孙家堡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进士，历任应天府尹、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大理寺卿、户部右侍郎；诏拜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史有“无私、廉政”，“发奸如神”之誉。
万历元年（1573），孙丕扬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保定诸府时，就“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为防北方蒙古入侵，加强边防，“增置敌楼三百所，筑边墙万余丈”，受到皇帝表彰。对权倾朝野的司礼秉笔太监冯保，内阁首辅张居正等的一些越轨行为，他不畏权势，不惧报复，也敢于抵制说“不”；曾有“内竖杀人，逃匿禁中，丕杨奏捕”，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
万历十九年（1591）在刑部尚书任上，因“三法司”机构多牵制，致“狱多滞囚”且“冤狱无所诉”，孙丕扬采取措施，以刑部、大理寺各置籍，狱上刑部，要求大理寺次日审结，再次日还刑部，如此，理案迅捷，量刑得当，史赞“孙丕扬不转堂”。并上奏章，明确各衙门的权限、职责，办案程序及罚则；对于“民瘼”、“吏治”、“抚按监司风化”等，也规定了郡邑、抚按监司、部院各级应负的责任，提出约束，并颁布天下，以“奖廉抑贪，共励官箴”，这些都得到神宗帝的赞许和支持。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丕扬诏拜吏部尚书。史评“挺劲不挠，百僚无以敢私干者”。为杜绝在“大计外吏”或是选拔官吏中的“中贵请谒”，而改革铨(qúan,量才授官，选拔官吏)政，创“掣(chè，抽)签法”，遇“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
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在历史上已演绎到了极致。官场上相互倾轧（yà,排挤）、勾心斗角混乱不堪。身为六部之首的吏部第一长官时时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在纷繁的人事争斗中，孙丕扬无私无畏，以正祛邪、选贤任能，因此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诽谤和攻击，甚至也引起神宗帝的猜疑。他多次上疏求退，然“帝终念丕杨廉直”，多次挽留，直到“七十有八”仍“白首趋朝”，以效忠朝廷。史评“三十八年大计外吏，黜陟(zhì,晋升，进用)咸当”。“丕扬齿虽迈，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然自知年事已高，执意辞官还乡。“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一代贤臣终落叶归根。后赠太保，天启初年，追谥“恭介”。
孙丕扬身为朝廷重臣，政务繁忙，但他仍心系故乡办了不少好事。其有据可查并可圈可点的主要有这么两件事：其一，领衔编纂了富平县首部县志。万历十一年（1583）仲秋，孙丕扬应时任富平知县刘兑相请，担纲主纂《富平县志》，于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完稿。全志统列“图考、地理志、建制志、祠祀志、官守传、乡彦传、选举志、田赋志、习俗志、沟洫志”共十卷，约三万四千余字。该志通篇结构严谨独特，行文精炼流畅，主旨厚德重孝扬善，论评中肯朴实恰当，用词精准言简意赅，颇具《史记》风范，史称《孙志》，是为明代“陕西八大名志”之一；其二，在大饥之年奏请皇帝减免了民租田赋。据《明史·孙丕扬传》记载：“万历十五年七月，黄河以北大饥，丕扬乡邑及邻县蒲城、同官至采石为食。丕扬伤之，进石数升于帝，因言：‘今海内困加派，其穷非止啖（dàn，吃或给人吃）石之民也。宜宽赋节用，罢额外徵派有诸不急务，损上益下，以培苍生大命’。帝感其言，颇有所减罢。”
孙丕扬墓位于富平县流曲镇北门外的埝上头（今流曲至小惠公路东），北依高埝，南面锦川，东濒无名河，西临蔡阳河，就像一把太师椅，风水极好。孙丕扬墓座落在高岗地正中偏北，墓园占地数十亩，里面松古柏苍翠，墓冢前有一座雄伟的石牌楼，神道两旁分列着很多石人、石马、石兽、石柱和精雕细刻的石桌、石凳，墓区围墙高耸，庄严肃穆。
该墓毁于“文革”期间，当时石牌楼被砸毁，墓冢被掘开，仅两孔石拱券而已，里面填满了黄土，别无它物。在讲究厚葬的明朝，三朝元老的陪葬品却如此“吝啬”，或许印证了孙丕扬清正廉洁的一生。惜现在墓冢已荡然无迹可寻了。
富平先贤孙丕扬，名垂青史。他不仅是富平人的骄傲，更是富平人的楷模！
(张小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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