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无敌小狒狒self
首先要明白陈寅恪先生是大师级文人，单从文人的地位来说，是在民国时期独领风骚的人物之一。
来自同行的评价
陈寅恪35岁时因为才学显名被被清华大学聘任，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是提出人生三境界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名人，赵元任是著名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梁启超曾经对当时清华校长极力推荐陈寅恪并说我的学问不如他。他在清华任教的第二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图片说明：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学问成就
陈寅恪学贯东西，当他把东西方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糅合，既重视东方史学中证据、事实的依据，又积极学习西方史学的“历史演进法”，为处于萌芽中民国时期历史考据学迈出了一大步。
原先只是小众学术的敦煌学，经过陈寅恪的推广成为21世纪大热的学术。陈寅恪通过发表4篇论文， 以一人之力让蒙古史的研究从此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通晓20国语言，大师的成就实在太多，这里就不展开叙述。
（图片说明：陈寅恪、夫人唐筼及三位千金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北京沦陷陈寅恪跟着西南联大迁至昆明，忽然接到英国牛津大学的聘书，借道香港时正好碰上日方军攻占香港，日方想拉拢陈寅恪为其所用，但被陈寅恪多次拒绝。
陆弃
陈寅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但要说陈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过头了，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层次来看。
首先，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贡献是什么？
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专长在于中古史，也就是魏晋隋唐这段时间的历史，这是他研究比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领域。而他的贡献是什么，需要和同时代的那些历史学家相比较，才能看出来。
陈寅恪曾经留学德国，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旧学功底和西学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相比，他既不像顾颉刚、傅斯年那些人那样过度疑古，也不像钱穆那样过度的吹捧中国古代，而是能够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这其中，最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数“关陇集团”这个相当普及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科学视野，是很难有这样的眼界，提炼出这个概念的。这和他生前身后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从这个角度说，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让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可以逐步摆脱纯粹的政治史、帝王将相史那种叙述套路，而逐步展开政治之外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这些方面。
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为什么会走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其实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书，写得非常文人化，里面把晚年的陈寅恪描述成了一个精神上始终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
更进一步的，则是陈寅恪早年为王国维所做的悼词中所说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此同时，则是对陈寅恪早年在魏晋隋唐的专业领域的研究弃之不顾，偏偏把陈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解读为反映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
对陈寅恪的这种理解用意当然不言自明。这其实只要看看1990年代学术界大力吹捧的胡适和各种角度全方位无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陈寅恪不过是作为这股潮流中的一颗棋子，被他们挖掘并利用了一下而已。至于陈寅恪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他们其实多数人并不懂，也不屑于懂。
最后，回到原来的问题，陈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过头了？
陈寅恪的贡献和地位，要放在20世纪上半世纪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脉络里来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说，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走出简单的宫廷斗争、帝王将相的狭隘死角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但同时又必须要说，1990年代流行的那种把陈寅恪、胡适吹上神坛，又要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下来，还要同时否定郭沫若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倒退。
总结来说，陈寅恪当然是大师，但他只是他的专业领域的大师，而不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大师，他的文化意义远远没有达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过鲁迅和郭沫若。
萧武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 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走我自己的路》)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特点，最典型的就是陈寅恪。陆键东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爆市场，风行一时，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直被知识界与大众反复言说，在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今天，陈寅恪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无人可及的神坛。
看看这些对陈寅恪的评价，不得不惊为天人。“空前绝后的国学大师”、“一代宗师”，“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一座丰碑”，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也有称其为“近三百年来一人”，更有称颂为“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学术领域“大人物”。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从“精通十几门语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渐渐已由“传说”演变为了“神话”，大众热捧，戏说大师，涂脂抹粉，胡说八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硬生生编成了段子和演义。
第一个神话，梁启超举荐陈寅恪，“我全部著作，不如他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土，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于是，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
实际情况是吴宓以辞职力争，才让清华答应聘请陈寅恪。吴宓在日记中说，“介绍陈来，费尽气力”。
第二个神话，陈寅恪学过22种语言。
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可是根据中山大学负责教学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胡守为回忆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在陈寅恪“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
第三个神话，斯大林曾盛赞陈寅恪的学问，因为他的《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引用陈氏的著述。
斯大林于1927年4月21日发表《中国革命问题》，陈寅恪1927年9月才开始发表论文，为《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斯大林如何引用陈寅恪的论文呢？
陈寅恪一个研究高深学问、最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之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学者民间大学媒体都在津津乐道陈寅恪，和娱乐明星一样万人瞩目，崇拜的五体投地，连网红学者易中天都要说“劝君莫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人不是神，在民国的大师中是最博学但不是学术成就最高的。陈寅恪的记忆力惊人，大家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一口准”。胡适说他是“陈寅恪治史，当然是最渊博、最有远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吴宓称其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民国的同仁对陈寅恪可不是现在这么崇拜，对其也有批评。
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
钱穆1960年5月21日致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钱钟书的讽刺也不无道理。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的的代表作是《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说，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陈寅恪缺乏一部与才华相配的学术巨著，陈寅恪本来有写中国通史的抱负，很是被学术界期待，最终却是写了本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著书唯剩颂红妆”。施蛰存、钱钟书、顾颉刚诸先生公开表示不理解，钱穆在给学生的私信中，表示极大的失望，以为浪掷才华。
当代学者萧功秦认为：我觉得现在的知识界把陈寅恪过于神化了，陈先生是学院派，是个博学型的大学者，但他有学术而缺乏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具有那种对需要解释的历史的统摄力，以及对历史大势的洞察力，而博学型的学者，却无法籍助于思想与理论，把他观察到的东西予以深化的理解。（《陈寅恪为什么没有写出中国通史》）
陈寅恪为什么这么火呢？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知识分子下海，一切向钱看，堕落的人格使人们急切希望一种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陈寅恪的人格魅力征服大众，知识界将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一种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陈寅恪的著作没有几个人去看，人们看重的是陈寅恪的“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
海外学者余英时说：“九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受到敬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最后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实践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大陆上不少知识人为良知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对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格表现发生了很深的认同感。我相信这是当时所谓‘陈寅恪热’兴起的文化心理背景。”（《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非常道毕延河
陈寅恪早期就是一个纨绔，在欧洲晃荡20多年，一无文凭，二无著述（别说他不屑于啊，否则太矛盾），回国之后靠老乡胡适的推荐进了清华。那个时候大学没编制，用谁不用谁校长一句话。还好陈寅恪中年以后算是收了心，历史这个学科有条件的话70岁起步也不算迟，所以写了一两本书，也就是现在博士生水平差不多吧。
至于是不是吹捧过头，这种问题根本不必要回答。为什么“国学”基本上被江南人（传统的江南，即苏浙皖和今江西一部）把持？因为他们结成了门阀，垄断了所谓善本，旁人不得入内。比如张森楷是近代唯一通校《二十四史》的四川史学家，就因为出身草根，被人讥讽为连宋本书都没见过几本，还侈言校勘。算一个唐贞观五年的朔望，要以宋本为依据吗？而张元济把祖传的版本通过商务印书馆翻印一下，马上就成了宗师，你跟谁说理去？就是不准外人入内罢了。
说实话陈寅恪那点成果，真的不足挂齿。之所以近二十年被人吹捧，无非就是借题发挥。不仅陈寅恪，钱钟书、沈从文一帮废人忽然走红，都是一样的原因。
GY1958
首先感谢袁隆平，能让那么多人吃饱，以至于吃饱了没事干天天瞎逼逼。看到牛逼的人就想喷一喷。以门外汉的本事想证明一些人不过如此。
看足球时，有人喷梅西，喷c罗，搞得自己比谁都懂足球，感觉自己比足球名宿更厉害。
什么袁隆平欺世盗名，孔子是被吹捧的，曾国藩一般般，现在又是陈寅恪是被高估的，求您嘞，在说他被高估了之前，先知道人家是干嘛的好吗，陈先生古典文化在同时期是最顶尖几人，作为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研究方法推动了时代往前。作为文字学家，懂20多种语言，精通8种，其中包括在印度都没几个人会的古梵语，更有一些几近断绝的文字，我想问问键盘侠们，你会几种，英语过了4级了吗。繁体字会吗。
我自己天资愚钝，未曾入门古典文化，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喷的，比如陈寅恪，王国维，蔡元培。熊十力，鲁迅，胡适等等，这些人在乱世之中，传承了中华文化，保我文明不绝，是为民族的脊梁。须知，人生于世，总要有所敬畏，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水平，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的水平如何。诚然，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力，但是，有说话的权力，不代表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最后，告诫各位，闲的没事多用正途赚钱才是正道理。
全日制学历提升
陈老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这十字金句，便可奠定其在中国文化史的崇高地位。这是中国眼下最急需的人文精神。。。。
陈老，无愧于大师，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屈从于权奸，坚持自己独立自由思想与人格。即使沿街乞讨亦未放弃自己的一贯坚持与主张。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他是中华文人的标杆。
看到有些无知又无耻的网友对此等大师进行人格污辱，深感愤怒。
如果无知蒙蔽了有些网友的眼睛，请你赶快醒醒，停止漫骂与污蔑，否则你就是无耻了。
陈寅恪大师是乱世中最有节操的人之一。他是那个乱世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中国文人的气节尚未丧尽。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操守高洁，晚年写，柳如是传，讽喻在乱世中，许多人不如一个婊子，可惜，并未警醒几个世人。他晚年被赶出家门，沿街乞讨，即使冻死饿毙于风雪中亦未向权奸们折腰屈服。何等的气节，何等的操守，此等人物如果还不能让我们肃然起敬，你的良知何在？
记住他的金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义信斋汉画像艺术
作为学者和文人，陈寅恪先生不但没有被吹捧过火，相反，就他对历史和人文所作的贡献，就他高贵的精神品质来说，对他的宣传似乎还远远不够。
陈寅恪有多传奇？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
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后来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也在有关会议上证明过此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
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帝国的脸谱
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在1990年，有一位名叫陆建东的人，写了一本名叫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极力的夸耀了陈寅恪的功绩，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他的争议。在这本书中，陈寅恪被刻画得太优秀，作者甚至表明，他是超越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大师。对于这一点，当然有很多人都不同意，认为他完全不能和鲁迅等人比较。同时大家也认为，陈寅恪被吹捧得太过了。事实上，我也认同这一个观点，认为他被大力的吹捧了一番。不可否认，陈寅恪的确是能被称为大师，但他只能算是比较普通的大师，而不能算是地位超群的大师。
下面我们客观的评论一下陈寅恪的所有成就。这个人物是一位历史学家，所以他最突出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历史方面。一直以来，他都一直在研究魏晋隋唐这几个朝代的历史。而且不可否认，他在学术上的研究，真的是苦下了功夫，花费了心思。再者来说，陈寅恪是一位大家公子，所以他曾经还被家中送去德国留学。因为受到了西方教育，故而他的思想跳出了惯有思维。在研究历史时，也不再一味的用传统眼光来看待历史，而是会结合西方文学研究中国历史。
所以总的来说，他在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引用了科学的方法。从而使得人们摆脱了固有的想法，跳脱出了以前的单独研究，不再局限于当时一个朝代，而是放眼整个世界来研究当时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这样一看来，他其实也并不算是很厉害，因为他只是引进了一种新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的全新思路。既然如此，那他为何又会被人如此吹捧呢？
其实陈寅恪自己可能也觉得相当无奈，人们吹捧他，不过就是将他当成了一枚棋子，然后对抗于当时那个时代下比较出名的文学大家们。陈寅恪在自己晚年之时，曾经解读了一本著作，他将自己的心境反映在了解读当中。有人就觉得他这种心境很好，然后抓住这一点，使劲的不断吹捧他。似乎用这种方法，就能将鲁迅的人从高高在上的神坛拉扯下来，似乎就能抹掉郭沫若等人在中国学术上面的突出贡献。因此，总结来说，陈寅恪也只是一个可怜人，一个被心怀恶意之人肆意吹捧的无辜人。
紫禁公子
陈寅恪是否真的被吹捧过火，这个不好判断。因为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沉默了很久。只是陆键东写出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一时，才让他回到大众视野。至于学者文盲，满国争说，好像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在陈寅恪自己看来，他是个失败者。他学识渊博，但不是科班意义上的史学家，因为他什么文凭都没有，却于学无所不窥，常怀卧龙之心。只是他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而且因为自己越来越聪明和清醒，越到晚年越明白这些目的注定不可能成功。
他不是那种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史学家。如何在貌似杂乱无章的材料和貌似有路可走的死胡同当中厘清线索的福尔摩斯式本领，才是他最擅长也最得意的绝活。他给中古史留下的遗产最多，但后人主要是拉着他的线索摘路边的玉米，并不懂得他的线索是从哪儿来的。
他超出绝大多数文人的，是他有超强的历史理解力和现实格局感。他为伎女立传，不过是借古叹今。谈论钱谦益和柳如是，实际上是在倾泻他对自己和同时代贰臣群体的感慨。他的时代早已过去，吹不吹捧跟他也毫无关系。
皮三9099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我有过几本，但真正了解其生平主要是靠陆建东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的回忆文章。陈先生的学术，留下来的有论文有专著，印刷很精美，大书店都能买到，但是繁体竖排的格式，半文半白的行文，我估计真感兴趣真读得进去的人也许不多。普通读者及其文化界人士之所以推崇陈先生，我想这和中国的舆情民意传统大有关系。
对于小众化的学术人，国人习惯性的做法是将其人其学其行其品打包符号化，经过四舍五入，最后有人成了高山仰止的泰山北斗，有人则沦为无足轻重甚至不值一哂的丑陋代名词，陈先生很幸运地成了前者。陈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是学问大家，但今人有几个能读懂其著作，能洞察其深意和奥妙？大家推崇陈先生，估计是受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品格这句主张的影响。这句话出自陈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历经几十年岁月风云尤其是中国文人境界变迁人格游移后，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向往，很多人也想当然地将其视为陈先生人格的化身。
其实，吊诡的是，我觉得王先生其言其行跟这句话根本不搭界。辛亥革命好几年了，溥仪逊帝窝在故宫里以帝王自居，王先生却以帝师自居，洋洋得意，就连去清华研究院做导师，也要先跪禀溥仪，经其恩准后才奉旨去清华任教。这样的人，哪儿跟品格自由思想独立有关系呢？陈先生硬是把这么好的词戴在王先生头上。我想，这点至少说明陈先生认人不准评人不确吧？
还有，清华或西南联大当年同事，对陈先生也有微词。手机打字，这里不展开。
至于陈先生的学术贡献，在同时代学人中恐也非最出类拔萃者。据说先生精通多种外语，善于考证，但是其研究并未搭建起新体系，考据多围绕零碎细节，新则新矣，然少恢宏博深气息，迄今大家很少谈起学问，跟不易读懂有关，跟主流历史研究有隔膜恐也有关。
中国人知人论世，自觉不自觉地容易掉进四舍五入的思维陷阱。比如，一个人是四点四，一个人是四点五，前者几经四舍五入最终成了零，后者几经四舍五入最终就成了十，十全十美无所不包了。今天，大家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美誉，是不是有这种风气的惯性使然呢，我觉得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