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当中把唐僧玄奘描述成为一位受李世民委托去西天求取真经的大德高僧，但真实历史上，初唐佛门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玄奘不得不冒险西去，否则佛门有可能会沦为二流宗教。
（玄奘）
【唐朝之前的佛门虽屡受打击，但一直压了道门一头】
佛教从西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原，到初唐时已经经过了六百年的传播，开始全面压制了中国本土的道教势力，成为中原第一大宗教。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门昌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但佛教的迅速发展和扩张，逐渐违背了其原有劝人向善的本心，开始与经济和政治融合，佛门中人也开始成分日益复杂。在南朝梁武帝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佛教狂信徒被活活饿死之后，任何有识之士都知道要限制宗教尤其是佛门的野蛮生长；
经历了北周武帝灭佛之后，到了隋朝时期佛门又进入了一个高峰。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是佛教的坚定支持者，《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记载，“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当上皇帝之后第一道诏书就说“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平时也经常说“我兴由佛”，把佛教的地位放在了极高的位置上。但隋文帝虽然推崇佛教，却并未对道教多加抑制，佛道两门都在隋朝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隋文帝杨坚）
这种情况下，佛道两门都普遍有了一个“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态度。道门深切感受到佛门利用国家政权发展的迅捷便利以及对自己产生的威胁，迫切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地位；佛门内部有识之士也应该有所反思，梁武帝都能被一些败家佛门子弟玩死，之前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也已经发生过两次，佛门中人用脚后跟去思考也能得到结论，盛极则衰，如此下去不排除在唐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把佛门再次当作开刀的对象。
确实，利用王朝来传播宗教是效果最好的方式，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更是某些宗教人士的毕生理想，但这将是千万黎庶的灾难。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古代一直避免了这种灾难，是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财富之一。
【隋末唐初乱世给了道门重新洗牌的机会】
道门在隋末唐初非常活跃，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后，佛道两门都认为这是一个重新介入政治的良好契机。实际上不仅仅是李渊，隋末大多反王、烟尘背后都有宗教势力的参与，其中一路自称大乘皇帝的就是僧人高昙晟，皇后是尼姑；后来武则天称帝过程佛门很是活跃，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也有西方祆教（拜火教）的背景。
李唐开国前后，有“老子度世，李氏当王”之类的谶语，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是道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策划行为，但对影响民心、支持李渊称帝和统一中原的政治、军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茅山道士王远知曾被隋炀帝以师礼相待，但也向李渊“密传符命”；道士歧晖在得知李渊起兵后大喜过望，把道观中的粮食物资资助了李渊女儿平阳公主在关中起兵响应，还派了八十名道士到蒲关迎接李渊军队；还有李淳风等大批道门中人或外围英才索性直接加入了李渊的阵营，更不用说史上最伟大的道士医学家孙思邈的存在了。
李渊原本信奉佛教，但开国过程中从政治功利角度认为道教对自己更为有利，就开始向道门倾斜。等到把老子认为是李氏的始祖，虽然这是李渊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但有了道门的舆论支持，假的也变成了真的，道门知道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多少好处。
在唐王朝统一中原过程中，这一态度就已经显露，武德四年李渊下令，由于解放区的僧人无从分辨善恶，索性一刀切，每个州郡留一座寺庙三十个僧人，其他一律还俗。之后不足一个月，又在诏书中说这些去除父母须发、君臣章服的僧人对社会进步没有贡献，隐晦的示意手下人加强对佛门的限制。
（老子）
【初唐佛道大辩论，都从对方根子下手，以彻底毁灭对方为目的】
李渊的这种态度，挑起了佛道两门又一次大辩论。佛门一方为首的是时任宰相的萧瑀、僧人法琳、明槩（ gài ），道门一方为首的是时任太史令的傅奕和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人。这场大辩论持续了数年，双方各自从对方教义方面进行攻击，目的是从根子上毁掉对方，其中多有夸大其词不实之处。后世佛门典籍中把傅奕说成一个与恩人妻子私通的小人，无论真假，佛门小心眼这一条跑不了了。
佛道两门互相攻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汉代以来，有史记载的佛道两门借王朝统治者平台开展的大辩论就有多次，所以熟悉历史的李渊这位唐王朝统治者并没有认为这次有多严重，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非哪个宗教教义更为完善。
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了武德末期，唐高祖武德八年，李渊下诏给三教排座次，儒、道是中原本土教门，释教外来且后兴起的应该按客人对待，于是老子在先、孔子第二，释迦牟尼最后。
整个初唐抑制佛教的举动在武德九年夏天达到了高潮，李渊索性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旧唐书》中有李渊此次诏书的全文，并未从佛道争论入手，而是说佛道两门人员复杂，部分不良僧道借宗教违反法律、欺骗百姓、聚敛钱财、逃避国家劳役和赋税。当然，其中说佛门说的很重，“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到了道门时只是轻描淡写说参与世务，板子轻重截然不同。
诏书明确规定，诚心修行的佛道人员集中在大寺观中，其余一律还俗回家，“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全唐文》中说三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其他一概取消。
（唐高祖李渊献陵）
从诏书内容上看，并不比三武一宗灭佛来的温柔，只是因为李渊退位，诏书没有执行，否则三武一宗灭佛要加上“一祖灭佛”。
貌似公允一刀切，但当时佛门人员数量、寺庙数量远远超过道门，这种公允对佛门的影响远远要严重于道门，实际上还是对道门的偏袒，佛门沦为二流宗教将是必然。
从管理的角度上来看，李渊时期道士归崇玄署管理，是皇帝直属机构之一，后来唐玄宗时期崇玄署被划到了宗正寺，更是把道士按李唐皇室亲族的管理方式管理。而僧人们的待遇就差了一个层次，一直是礼部下设管理祭祀天地的祠部郎中负责管理，明显内外有别。
【假说，玄武门之变逻辑推理】
李渊的诏书是武德九年五月辛巳下的（疑为四月辛巳，农历四月二十三），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六月庚申（六月初四），中间只隔了一个月零几天。之后李世民即位，李渊这道诏书就被废止，《旧唐书》用“事竟不行”四个字描述。这四个字的位置也很微妙，在李渊诏书的最后，下面才说玄武门之变；《新唐书》说的清楚多了，之前说李渊下诏“废浮屠老子法”，之后说李世民继位后“复浮屠老子法”。
李世民整个贞观时期对宗教的态度也总体温和，与李渊强硬抑制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李世民是否是在佛门支持下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
虽无证据，但符合逻辑。萧瑀是佛道大辩论当中佛教的代言人，从隋炀帝到李渊、李世民曾数次为相又数次被贬，也是李世民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如果给萧瑀安排一个佛门代言人的身份好像也符合逻辑；
佛门在原本是支持李建成的，能否继续假设佛门在李渊高压下，认为李建成并不是最有利的选择，反而是出卖李建成给李世民、支持李世民推翻李渊最符合佛门利益？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才能够解释李世民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多的关键准确信息，才能解释李渊、李建成会毫无防备的被李世民政变得手，才能解释李世民继位后废止李渊限制佛道的诏书。
从受益者的角度来看，佛门才是玄武门之变除了李世民当了皇帝之位的最大受益者，至少避免了李渊诏书给佛门带来的灭顶之灾。
【重新回到《西游记》，唐僧玄奘必须要去西天取经】
玄奘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了要去天竺取经，毕竟提高佛门在唐王朝的地位，就要有有显示度的业绩、有做出杰出成就的大德高僧，靠常规方法已经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了。西去天竺取经必定是已经策划良久的，是为了挽回李渊宗教观对佛门的不利影响。但玄武门之变后诏书被废，西天取经就变成了给佛门再添功绩的锦上添花的行为。
如果说玄奘真的是为了求取真经去的天竺，那么佛教典籍混乱的情况已经存在了至少数百年，南朝梁武帝时期怎么没有僧人想到过这一点？隋朝隋文帝时期怎么没有僧人想到过这一点？在国力雄厚、佛门昌盛的时候不利用国家力量去实现，反而在抑制佛教的苗头出现之后，违背国家律法偷渡去天竺？这些新弄来的贝叶经真的有那么高的价值么？
玄奘天竺取经是一件已经策划已久的事情，是玄奘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因玄武门之变的突然发生而改变，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也只有玄奘这样虔诚的信徒才能完成这件伟大的成就。
从贞观元年开始，玄奘先后两次向李世民申请出国护照，都被李世民拒签，玄奘无奈，只得偷渡出国。路上李世民的捉拿玄奘的通缉令就已经发布，“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但在一些“信奉佛教”的边关守将的帮助下，玄奘化险为夷，离开了大唐边境。
一边是皇帝命令，一边是军人身份，这些都不能抵消这些边关守将的宗教热情？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是自发的而非佛门在背后支持，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也要杜绝宗教在国家权力机构当中的影响，今天军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放一个和尚过关，明天军人就会以同样的理由放敌军入关。
而且李世民为什么会禁止玄奘出国？是否是玄武门之变后废弃李渊禁佛诏书已经达到了佛门的基本目的，这种再给佛门加声望的事情违反了李世民控制佛道平衡的原则，或者说佛门的功劳用废李渊诏书就足以酬谢了，不能再给佛门添加砝码了。
（玄奘）
总之，唐僧西天取经背后应该还有很多故事，可能牵扯到一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和阴谋。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玄奘西行取经的伟大成就，不能否定《西游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当中的崇高历史地位，更不能否定宗教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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