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104歲的澳大利亞科學家David Goodall通過安樂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引起了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
生前的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對記者說：“我非常遺憾活到這把歲數”。
“我不快樂，我想死”
長壽，是他的負擔。
他一直是個工作狂，人生中大部分歲月都獻給了工作。
102歲時學校想勸他回家養老，但失敗了，只能把他調到離家近一點的校區繼續工作。
他熱愛生活，90歲還在打網球、100歲還在參加業餘劇團演出、讀書會。
但衰老，結束了這一切。
他身體的靈活性變差了，沒辦法再打網球；他的視力下降了，無法繼續進行學術研究；他的駕照被沒收了，不能再去參加劇團演出。
更可怕的是，他身邊的朋友也一個一個的離開了。
獨居的David Goodall，每天只剩下重複的一日三餐。
壽長則辱。
儘管沒有罹患癌症，他仍感到生命失去了意義。
104歲生日那天，吹完蠟燭之後，他平靜地向家人宣佈：“我不想活了”。
雖然震驚，但家人最終尊重了他的選擇。
因為澳大利亞禁止安樂死，所以他不得不飛往瑞士結束自己的生命。
離開前，他在機場和家人、朋友告別。
生命的最後一天，身為植物學家的他和家人一同遊覽了巴塞爾大學植物園。
等待安樂死的過程中，他一直焦急地問工作人員：“我們還在等什麼？”
他活夠了。
最後他在家人的陪伴下，聽著貝多芬的歡樂頌，平靜地離開了。
瑞士診所一間實施安樂死的房間
對於死亡，他唯一的遺憾僅僅是：不能在澳大利亞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們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如果衰老和疾病讓我們十分痛苦，是否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
安樂死，沒那麼容易
目前國際上允許執行安樂死的國家非常少，只有荷蘭、比利時、瑞士、盧森堡，美國的幾個州而已。
安樂死的申請流程非常嚴格：
1.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向法院提出申請，自願選擇死亡。
2.所患疾病沒有好轉的可能，並且因為疾病承受著巨大的痛苦。
3.瞭解病情，並瞭解其他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深思熟慮之後自願做出安樂死的決定。
4.主治醫生寫出書面意見，並得到第三方“獨立”醫生同意。
符合上述所有條件才有可能被批准實施安樂死。
而且，安樂死執行時的最後步驟必須由當事人親手完成——服藥或注射藥劑。
一旦反悔，隨時停止。
安樂死藥劑的輸液開關
儘管監管十分嚴格，但種種數據表明，安樂死合法化帶來了很多問題。
安樂死人數正在失去控制。
2015年荷蘭安樂死率為4.5%，也就意味著每22個死亡人口中就有一個人死於安樂死。
選擇安樂死的人群中，未罹患絕症的人數也在逐年增加。
有的老人因為患有老年痴呆選擇安樂死；有的老人僅僅因為害怕孤獨，選擇安樂死。
重症老人擔心“被”安樂死。
2015年荷蘭持續深度鎮靜死亡率為18.3%，而醫生輔助自殺率僅佔0.1%。
醫生可以通過持續深度鎮靜幫助患者緩解疼痛，但同時，它也可以作為一種緩慢安樂死的方式。
心懷鬼胎之人可以由此逃避監管和審查。
有尊嚴的離開，可能會演變成一場“合法謀殺”。
目前在中國，任何方式的安樂死都是不被法律允許的。
很多重症病人並不想死，只是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放棄治療。
安樂死一旦立法，很難保證他們能夠根據個人意願做出決定。
病人可能會因為經濟因素+家人不願照顧的雙重壓力，被迫選擇安樂死。
生命，該由誰做主？
我曾發過這樣一條微博：
如果我得了絕症，有手術指徵的，就儘快手術。
術後放化療能延長生命的，就選擇放化療。
如果放化療讓我每天噁心嘔吐昏昏欲睡生不如死的，就選擇放棄。
如果發現時已經是晚期無計可施了，就鎮痛安眠減少痛苦踏踏實實等死。
無關對錯，選擇而已。
但臨終時，生死往往由不得自己，通常是由家人替我們決定的。
別說治療方式的選擇權，就連疾病的知情權也常常被剝奪。
對於家人來說，即便治療、搶救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也不願意放棄。
這種堅持，就算可以延續一陣子生命，卻也會讓病人飽受痛苦。
也許不能再自主進食，只能靠著鼻胃管或靜脈營養。
也許不能再自行呼吸，只能通過氣管插管或機械通氣。
瘦的只剩一具骨架，每天承受著疾病和手術傷口帶來的雙重疼痛。
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大小便也要靠人幫忙。
唯一定義活著的，就是心電監測上的曲線。
為了延長這樣的生命，家人不惜一切精力、財力。卻很少有人會去問那個躺在病床上的人：“這樣活著，你願意嗎？”
醫療盡頭，如何面對死亡？
得了絕症，還可以換一種方式面對疾病——緩和治療（姑息治療）。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了緩和醫療：
維護生命，把瀕死看做正常過程
緩解疼痛
不加速或延緩死亡
為病人提供心理和精神的護理
病人去世時給予家人安撫、幫助
最大程度保證病人的生活質量，減少痛苦。
根據情況給予藥物緩解症狀，不再做沒有意義的檢查、治療。生命危急時是否搶救，也取決於病人自己。
2015年經濟學人智庫發佈了《死亡質量指數——全球姑息治療排名》
參與評估的80個國家及地區中，中國僅排71名。
而中國臺灣，排名第6。
我在臺灣待過3個月，從臺北到臺南，參觀過公立醫院、私立醫院、個體診所、臨終關懷病房、康老院等等，最讓我動容的是他們的
義工體系和臨終安撫。病房裡有禱告室，尊重病人的宗教信仰，允許神父、僧人、道士在患者臨終時在病房裡進行禱告。
還有分佈在社區的康老院，不符合住院條件而家裡又不能很好照顧的老人，就在這裡過渡性治療，有專門的醫生、護士上門進行診療，也有義工進行生活上、情感上的照顧，也有政府部門提供的生活上的照護。
這些死亡質量指數高的國家和地區，很多人會提前寫好『生前預囑』，說明自己面對不可治癒疾病時的醫療選擇。（包括是否接受心外按壓、氣管插管等）
臺灣作家瓊瑤79歲時曾在社交媒體公開了自己的『生前預囑』：
一、 不論我生了什麼重病，不動大手術，讓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時讓我作主，萬一我不能作主時，照我的叮囑去做！
二、 不把我送進“加護病房”。
三、 不論什麼情況下，絕對不能插“鼻胃管”！因為如果我失去吞嚥的能力，等於也失去吃的快樂，我不要那樣活著！
四、 同上一條，不論什麼情況，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種維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種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五、我已經註記過，最後的“急救措施”，氣切、電擊、葉克膜……這些，全部不要！幫助我沒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的活著，意義重大！千萬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給困惑住！
能夠有尊嚴的死去
就是和這個世界最好的告別
愛我的人啊
很抱歉
無法陪你們走的更遠
但我的決定
希望你們能理解
人生的最後一程
我想活的像個人
而不是手術檯上的一個器官
我想要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
走完最後的路
沒有遺憾的離開
《西藏生死書》中說道：
沒有哪一種佈施
會大過於幫助一個人好好地死亡
臨終時
知道將會發生什麼
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選擇
做出選擇之後可以得到足夠的醫療支持
才是醫療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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