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唐朝中后期为什么不能保证军队将领忠诚度,甚至是中央军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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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权和皇权的矛盾。

唐朝初期,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处理皇权和军权之间的关系。因为唐太宗本人是军旅出身,他相当于唐朝的一员大将。

而李渊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却被唐太宗李世民给架空了。后来李世民更是杀掉了太子李建成,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从而夺取了皇位。

也就是说从唐太宗自身开始,就完成了大将夺权称帝的事情。而正因为他本人是将领出身,所以他有意无意地就忽略了将领不听皇帝命令,这件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发现,唐太宗的大将侯君集是可以带兵造反的。而唐太宗对这件事的解决办法很粗暴,那就是自己掌握军权,谁也没办法从他手里夺权,毕竟他常常带兵出征。

可到了他儿子李治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李治是个文弱书生,除了孝顺,压根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对于军事更是一窍不通,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皇帝对军权的掌控,完全失去了能力。那么军队的将领为什么要听从皇帝的调遣呢?这就要看将领们的自觉程度了。



不得不说武则天的能力空前强大,李隆基也不简单。

我认为要不是武则天在李治同时期执政的话,军队必然会成为皇权的重要隐患。武则天为了夺权,在军政界都培养了不少自己的亲信。

武则天是关陇集团的送葬者,这话一点也不假。因为她所培养出来的人,全部都是寒门子弟。她通过寒门子弟夺取了军权,从而控制住了朝政。

寒门子弟也乐于听从武则天的调遣,因为武则天本人所处于的家族,也不是关陇集团。一拍即合之下,也没有出现皇权被颠覆的情况。

等到李隆基篡位以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虽然名义上是唐睿宗被推上皇位,还假惺惺地要从儿子里选太子。

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于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乃驰谒睿宗,谢不先启请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祇万姓,赖汝之力也。”---《旧唐书》

其实瞎子都看得出来,掌握兵权的李隆基,那才是真龙天子。因为李隆基出兵推翻了韦后政权,也是李隆基扫清了太平公主的力量。所以唐睿宗压根就没有实权,这又是一次军权取缔皇权的事件。

只不过军权的主人翁是下一任皇帝,也是李唐王朝的子孙,所以大家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唐睿宗没做几年皇帝,就被李隆基给封为了太上皇,从此李隆基正式成为了帝国的主人。

安禄山夺权就显得比较困难了。

我们只看到李家子孙世代相传,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是军权夺取了皇权。当然,以皇子身份夺权,要来的顺理成章的多。

所以后来的安禄山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同样是军权的代表人物,安禄山手里拥有二十万大军。他也萌生了夺取皇权的想法,并且也是这么实施的。

可是他不是李家子孙,不是大唐王朝的嫡系,所以自然是困难重重。军权第一次受挫,主要就是因为安禄山并不是李家子孙而已。

十五年正月,贼窃号燕国,立年圣武,达奚珣已下署为丞相,五月,南阳节度鲁炅率荆、襄、黔中、岭南子弟十万余,与贼将武令珣战于叶县城北枌河,王师尽没。六月,李光弼、郭子仪出土门路,大破贼众于常山郡东嘉山,河北诸郡归降者十余。禄山窘急,图欲却投范阳。会哥舒翰自潼关领马步八万,与贼将崔乾祐战于灵宝西,为贼覆败,翰西奔潼关,为其帐下执送于贼。---《旧唐书》

这是军权第一次正面跟皇权碰撞。我们会发现安禄山其实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差点就取代了李家,成为帝国的主人。

皇权也因此受到重创,这就是大唐王朝的分水岭。失去军权的李隆基,也无奈地受到了自己儿子唐肃宗李亨的掣肘,因为李亨这个时候得到了郭子仪等拥有军权之人的支持。

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的努力之下,大唐王朝再次趋于统一。但是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藩镇割据时代的到来。

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的致命伤。

可以说藩镇割据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因为后期灭了唐王朝的朱温,其实就是藩镇割据中的一员。

安史之乱过后,节度使们逐渐意识到了一点,皇权也未必就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有足够的兵力,军权牢牢掌握在手里的话,那么完全是有机会取代李家皇帝的。

所以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行为,点醒了这些节度使。即使唐肃宗消灭了叛乱,也无法消灭这些节度使们脑子里的想法了。

于是自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数十州,毕罹其毒。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

他们纷纷仿造安禄山发展壮大的过程,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谋求发展。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那就是河朔的节度使们。

河朔节度使在中唐时期,已经不需要向唐王朝缴纳税赋。因为只有真正在自己的地盘上拥有赋税权,才能养活更多的士兵。

有了士兵,这些节度使才能跟唐王朝叫板。所以他们名义上虽然没有造反,实际上却早就背叛了唐王朝。他们之所以没有用军权去挑战皇权,那是因为安禄山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只有发展到安禄山那个规模,或者说唐王朝出现内乱,才有机会再次挑战皇权。

朱温灭唐只是一个形式,唐王朝早就没什么控制权了。

唐朝的皇权,伴随着节度使们的日益壮大,早就开始此消彼长。皇权渐渐没什么作用,军权的代表人物一个个都冒了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出头鸟,谁都不想做第一个挑战大唐皇权的那个人。这就跟战国时期,谁都知道周天子就是个形式,可谁都不愿意去灭了他一样。最后秦昭襄王灭了周天子,那是因为秦昭襄王觉得自己已经很牛了。

直到黄巢的出现,让天下节度使们再次燃起了争夺皇权的希望。黄巢动摇了唐王朝的根本,唐朝皇帝从此彻底失去了对全国节度使们的控制权。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 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巢军自蓝关南走,帝 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 时,帝年三十有二。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余孽合从肆虐,共围陈州。久之, 僖宗乃命帝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旧五代史》

地方上有忠于皇权的节度使,那只能说他们是比较老实的,一般的节度使此刻都已经背叛了唐王朝,拥兵自重当然不在话下。

朱温成为唐朝节度使以后,本也想安分守己。奈何你要是老实了,别人就会带人来揍你,无奈之下你只能反击,所以朱温是乱世给逼出来的枭雄。他灭亡唐朝也只是因为他比较大胆而已,毕竟当时唐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总结:唐朝帝王非军旅出身,又没有控制军权的办法。

宋朝皇帝杯酒释兵权,时常对军队将领进行打压,有宋一代的军事将领,都没什么太高的地位。

明朝朱元璋开国以后,大肆残杀昔日将领,导致朱元璋去世以后,明王朝失去了能征善战的武将,所以朱棣才会篡位成功,而朱棣是带兵出身的将领。此后武将的地位也比文臣低下很多,沿用了宋朝以文制武的方略。

而唐王朝从始至终都在刻意回避这件事,军权和皇权之间的冲突,早就成为了唐王朝的致命伤。唐王朝的前半段统治者基本都是军旅出身,要么就是手握军权,所以这件事并不明显。

可到了中后期,唐王朝的皇帝,基本上那就是一个时代的吉祥物,没有任何皇权可言。由此可见,枪杆子里才是真正的政权所在。

《新唐书》

《旧唐书》

《旧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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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唐玄宗后期为对付边疆的敌人,将地方财权、军权、政权集中在地方节度使身上。而且玄宗还让节度使身兼数职,可以同时担任多地区的节度使。


各地节度使做大之后野心膨胀,导致了安史之乱。此后,一系列的错误处理导致了本可以很快解决的叛乱变得旷日持久,最终中央和地方政府陷入僵局,被迫妥协。

其次是财政。看来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封建王朝晚期是很差的。唐朝末年,正好是这个阶段。统治阶级人口迅速增加,奢侈之风日益盛行,导致中央财政恶化。如果中央没有钱支持地方士兵,地方士兵就没有归属中央政府的意识。

自唐玄宗以来,唐朝一直在经历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的妥协与战争的循环。事实上,不少唐朝皇帝比如唐德宗在他在位的时候仍然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都是经常失败的,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解决藩镇问题的必要条件是:一是要有强大国力,比如贞观开元时期,唐朝皇室威信强大,自然可以压服藩镇。


唐宪宗虽然名义上统一了藩镇,但唐宪宗一死,河北三镇再也没有恐惧的人,经过一系列的兵变,新的一批地方军阀再度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破坏了良好的局面。



其次,安史之乱使人口锐减,这是极其残酷的。但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角度看,也减少了当时人地矛盾。事实上,安石起义平定后,唐朝虽然经历了大规模战乱,但是国民人口快速恢复。如果唐肃宗、唐代宗和唐德宗没有仓促行事,打下坚实的基础,唐宪宗就不会那么难恢复他的权威。

三是第一代藩镇实战,地方控制力和战斗力强。但是威望是不能继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藩镇虽然已经失去了威望和战斗力,但是已经是尾大不掉,所以帝王无法掌控。

事实上,在后期,唐代明相李德裕也清楚地看到,地方藩镇的继承者也需要皇帝的任命来镇压下属。事实上,这也是唐太宗、德宗失败、唐宪宗表面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第四,晚唐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好,回纥不再强大,唐武宗时期甚至被彻底摧毁。而且吐蕃也开始衰落,甚至在唐朝分裂灭亡之前,无河湟地区还被张议潮收复。但是,晚唐混乱的根源在于朝廷的混乱。朝廷混乱的根源在于皇帝的任性,大臣之间的争斗,太监的专横。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兵自然难以掌控, 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效忠谁,可以说整个唐朝已经是日暮途穷,所以不听指挥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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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其实不仅是中后期不能保证军队将领的忠诚度,就是在唐朝前期,军队将领包括中央军将领的忠诚度都是不能保证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玄武门兵变。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由于在唐朝建立与打天下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亲自带兵打仗的经历,军权都掌握在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几个儿子及李神通李瑗李孝恭等兄弟侄子手里,尤其是秦王李世民因为带兵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北方群雄,成为唐朝军权最大的军队将领,手下文臣名将如云,最终导致玄武门兵变的发生。根据《旧唐书》记载:


隐太子李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乃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玄武门兵变就可以看出,几乎没有忠于皇帝李渊的军队将领,皇帝李渊与几个宰相都被秦王李世民的亲信大将尉迟恭等人控制,连守卫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也都被秦王李世民收买,与忠于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的将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作战,两边打得热火朝天血流成河,连敬君弘、吕世衡等将领都战死,可见战斗非常惨烈。

由于唐朝藩王暨军队将领势力很大,对皇帝的忠诚度主要看皇帝的个人能力,唐高祖李渊对军队将领的控制程度就明显不如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夺取唐朝的最高权力以后,立即除掉了忠于李建成的罗艺、李瑗等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比如幽州大都督李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手中就有很大的兵权,在李建成被李世民杀害后,李瑗的谋士王利用就建议他起兵反抗李世民:

“山东豪杰曾受窦建德所用,如今失职而与编户平民一样,这些人惟恐天下不乱,如大旱之时盼望时雨。大王如能派遣使者,恢复他们的旧职,随其所在招募兵马,诸州如有不从,则立即予以诛讨,那么河北之地就可唾手而得。然后派遣王诜对外联络突厥,道经太原南下蒲、绛地区,大王整顿车驾西入关中,两军合势,不出旬月天下可定。”

可惜李瑗优柔寡断,被李世民安插他身边的大将王君廓除掉,王君廓不久也被唐太宗李世民除掉,可见对地方手握重兵的将领控制,主要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宗李治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后武则天都具有雄才大略的铁血手腕,对军队将领控制非常厉害,尤其是武则天心狠手辣,纵横捭阖,她杀害流放了功勋卓著的程务挺、李孝逸、黑齿常之等手握重兵的军队将领,把军队将领玩弄于股掌之上。

到了武则天晚年经常生病,她对军队的控制力下降,于是发生了神龙政变,军队将领都倒向皇太子李显一边,武则天的武周王朝被推翻,唐中宗李显恢复唐朝。

唐中宗李显虽然性格忠厚软弱,他宠爱放纵皇后韦香儿、宠妃上官婉儿、女儿安乐公主、妹妹太平公主等绝世美女权倾天下,但唐中宗李显对军队将领的掌控还是不错的,比如皇太子李重俊发动景龙兵变杀死武三思父子以后,又带兵围攻皇宫要杀上官婉儿,却被唐中宗李显派兵镇压。

唐中宗李显被皇后韦香儿与安乐公主等人毒死以后,韦香儿想效仿武则天做女皇帝,但韦香儿个人能力远远不如武则天,她任人唯亲让韦家子弟担任禁军将领,但她却无法保证中下级军官的忠诚度,结果韦香儿、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都被李隆基发动唐隆兵变杀死。


太平公主拥立哥哥唐睿宗李旦复位以后权倾天下,虽然宰相与禁军将领都是她的亲信,但她同样对军队将领的掌控力不如唐玄宗李隆基,结果被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兵变杀死。

唐玄宗李隆基对军队将领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开创了开元盛世,但李隆基晚年霸占儿媳杨玉环,因为宠爱杨玉环变得越来越昏庸,李隆基与杨玉环对他们的干儿子安禄山过于宠信,安禄山不仅成为唐朝军权最大的将领,拥有近二十万军队,而且安禄山还与杨玉环偷情,为了彻底得到绝代佳人杨玉环,安禄山不惜背叛李隆基发动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虽然被唐朝平定,但地方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唐朝中后期皇帝对军队将领的控制力不断下降,但总体上唐朝皇帝的中央政府军事力量还是大于地方藩镇的军事力量,因此唐朝虽然衰落还不至于灭亡。

虽然唐宪宗一度平定藩镇实现名义上的统一,但积重难返,唐朝皇帝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的下降趋势无法改变。

尤其是黄巢起义给唐朝致命打击,黄巢起义以后,唐朝已经病入膏肓,朱温李克用等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唐昭宗李晔虽然励精图治,铲除宦官专权,但唐昭宗讨伐强大的军阀李克用导致宝贵的禁军损失惨重,从此唐昭宗彻底失去对军队将领的控制,成为被奸雄朱温控制的傀儡皇帝,唐朝不久也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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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后期,藩镇林立,不仅地方军队不听中央政府调遣,甚至连神策军也也在宦官的掌控之下。宦官专政、藩镇割据已经成为了领统治者极为头疼的问题。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平定,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安史叛将均被授予节度使一职。其中势力最为庞大的藩镇为河北地区的魏博等镇。为了制衡这几个藩镇,朝廷设立昭义等镇,结果藩镇越设越多。刚开始除河朔三镇以外大多数藩镇还是听从调遣的,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大多数藩镇看到朝廷地位下降,开始不听调遣抗衡朝廷。


藩镇的性质决定了其士兵不会听从朝廷号令

节度使拥有地方军政大权,特别是河北地区的藩镇不用向中央缴纳赋税。在这些地区,士兵的军饷由节度使直接发放,在这些士兵心中,只有节度使而没有皇帝,谁给他们钱,他们就为谁打仗,藩镇犹如一个独立的王国。因此,在唐朝中后期,中原一带藩镇的军队皇帝已经无法控制。

(唐末疆域图)

中央禁军指挥权不在皇帝手中

地方军队不听号令,那么中央禁军如何呢?提到禁军就不得不提神策军。在代宗以前,神策军是西北边军,公元763年,吐蕃进犯长安,禁军溃败,鱼朝恩率神策军护卫代宗,自此神策军成为中央禁军。本来锐意进取想恢复大唐荣耀的德宗皇帝遭遇泾原兵变后心灰意冷,不再相信朝臣,在他看来除了宦官以外,其他人不值得信任,便将神策军指挥权交给宦官。但是令德宗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些宦官利用军权操纵朝廷,甚至任意废立皇帝。唐文宗曾哭着说:“赧、献尚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神策军碑—柳公权)

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唐朝皇帝后期如同傀儡,由于各个藩镇之间需要统一的平衡,在藩镇林立的情况唐朝下仍旧能继续存续一百多年,而黄巢的出现打破这一平衡,唐朝便灭亡了。


阳光洒过的天


兵制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綵、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世风败坏

  众所周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经此浩劫之后,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唐朝社会国力遭受到重创。平息战乱之后,唐王朝又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潭之中而疲于应付。这一切使得唐朝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社会风气方面亦不例外,集中表现为唐前期社会所展现的浓郁开放风气转而变淡,甚至向其反面演化,逐渐趋于保守。

  由于安史之乱系由胡人发起且给唐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加上吐蕃又乘战乱之际在数年之间侵占唐河西陇右数十州,且回纥在安史之乱时虽有助战之功,但每战必索取丰厚报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后,均烧杀劫掠。再加上回纥又强迫唐王朝与之进行不等价的马绢贸易,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但其马体质弱劣,多无所用。《新唐书-兵志》就称:“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绢,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国人大为不满,日久则渐生怨心。因此唐代社会便会自觉的对在唐前期社会兴盛的“胡化”风气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转严。

  而与此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侵扰和社会局面的动荡,使得唐朝后期的统治者不得不加强了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强调“夷夏之别”与重视礼法人伦的儒学作为一种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视起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唐代前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与专制政治的发展有不适应之处,但由于统治体制的整体功能较强,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然而到唐代后期,随着政治体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削弱,儒学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 


 

由于安史之乱系由胡人发起且给唐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加上吐蕃又乘战乱之际在数年之间侵占唐河西陇右数十州,且回纥在安史之乱时虽有助战之功,但每战必索取丰厚报酬,另每攻克城池之后,均烧杀劫掠。再加上回纥又强迫唐王朝与之进行不等价的马绢贸易,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但其马体质弱劣,多无所用。《新唐书-兵志》就称:“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绢,马皆病弱不可用。”胡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唐王朝及唐朝国人大为不满,日久则渐生怨心。因此唐代社会便会自觉的对在唐前期社会兴盛的“胡化”风气加以抵制,以取得心理平衡,夷夏之防亦因此转严。   

而与此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侵扰和社会局面的动荡,使得唐朝后期的统治者不得不加强了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文化的控制。很自然的,以强调“夷夏之别”与重视礼法人伦的儒学作为一种有利的思想武器,重新被肯定和重视起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唐代前期儒学的发展状况与专制政治的发展有不适应之处,但由于统治体制的整体功能较强,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然而到唐代后期,随着政治体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削弱,儒学不能起到应有作用,思想方面的缺陷就日益突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断提出复兴儒学的要求。”不仅唐中后期统治者力图提倡复兴儒学,以加强思想控制,寻常贵族士大夫在历经战乱之后,也都在寻求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以保障自己地位的巩固,维护自己的利益,强调礼法观念的儒学自然而然的被重新提倡起来。

统治者的猜忌     

在政治方面,唐代后期在用人举贤上统治者不再具有博大的兼容并包的心胸和气魄了,而是强调“夷夏之辨”观念和积极倡导新儒学,直接导致了仕唐蕃将受到排挤而日益减少以及妇女参政人数的减少。唐王朝疏忌蕃将,自“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例如在对待讨伐“安史之乱”之主将、与郭子仪齐名的唐朝元勋李光弼,因其是契丹人,唐朝廷对其屡加猜忌,从而致使光弼先是因与“程元振不协”,拥兵不赴京师之难,后又“惧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且“田神功等,皆不禀命”,最终导致光弼“愧耻成疾”,“郁郁而终”。这则史料虽仅谈及李光弼与朝臣不和,但究其实质而言,未尝不是这些朝臣在朝廷授意下而与李光弼为难的。同样的遭遇,我们还可从蕃将仆固怀恩(铁勒血统)和李怀光(靺鞨血统)的仕唐经历中获得,限于篇幅,本文便对此不再详述。至于唐王朝对于拥兵自重的具有胡族血统的藩镇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更是不言自明,毋庸多讲。  


知名历史领域研究者



军队的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安史之乱前,唐代军队主体是兵募和府兵。

兵募虽然打着“自愿从军”的旗号,但事实上是一种强制征兵,因为唐朝会把需要兵募数量细分到每一个州郡,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每个下达任务的州郡必须要把“兵募”人数凑齐,州郡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强征了。不过好在兵募是唐朝朝廷提供粮食,比秦汉时期自带干粮的更卒强多了。

而府兵在唐朝初期还类似于西方骑士,担任府兵是朝廷给中低级官员(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的福利。而府兵制被李治、武则天两口子弄崩溃后,城傍取代了府兵的职能。唐玄宗时期名将哥舒翰、王忠嗣都是“城傍”出身。

但是不管是府兵还是兵募以及城傍,本质上都是有服役年限的部队。

也就是说在唐朝实行募兵制度前,唐朝事实上是没有“常备军”的,包括守卫长安的禁军,其实也不是常备军。

无论是边军还是禁军,其实都是由不同的义务兵填充。

举一个例子,在辽东需要2万士兵驻守,那么这2万人其实是由服役三个月的A地兵募、B地兵募、C地兵募、D地兵募轮番服役三个月构成的,也就是从外部看,常年辽东确实有2万军人,但其实2万军人已经由ABCD等各地兵募填充了。

长安禁军同样如此,当然,长安禁军军制很复杂,我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长安禁军除了少部分守卫皇宫的精锐外,其余也和辽东兵募一样,靠各地上番的府兵来填充。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在实行募兵制以前,唐朝将军想要“拥兵自重”非常困难,因为将领手下的军队每隔几个月就要全换一遍,将领根本没时间熟悉手下军队,军队就又换一批人了。

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改义务兵制为募兵制呢?


这还是和唐朝当时国情有关,虽然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军同时在西北、东北地区“开疆拓土”,即使从保持战斗力角度考虑,此时唐朝需要真正的常备军。虽然可以靠长时间滞留兵募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负责用就是思乡的兵募大量逃亡,以及老百姓不愿意被征召为兵募。

更关键是这些不愿意当兵的,被强征来的老百姓如何保证军队战斗力?这可是和多个强敌进行作战。

所以,唐玄宗不得已改兵募为募兵。而且募兵制下,当兵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家族的事情。士兵的军饷要用来养活一家子。

而实行募兵制以后,驻守边境的军队,虽然还是叫“长征健儿”,但事实上已经不在轮换,而是终身制服役。这样一来,将领就完全有条件和手下终生服役的军队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关系。

而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把地方财政和粮食征集权力完全下放给州郡节度使,这样,将领有独立的地盘,独立的金钱和物资以及终生制军队,这三者结合那可不就是拥兵自重吗?

这种情况不改变,就算节度使不拥兵自重,节度使下面的将军里总有人会忍不住拥兵自重,然后这个拥兵自重的将军就会轻易赶走那个不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自己担任节度使。

而安史之乱后,皇帝为了应对地方半独立节度使,只能组建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大兵团。然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募兵制下,一个士兵背后就是一个家族。

以唐皇组建的神策军为例,神策军常年保持三十万人规模,而以一个士兵背后有四口之间计算,那么背后就是120万人,三十万个四口之家。

而唐朝中央或者地方州郡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农业大减产怎么办?只能裁兵,但是正如我说的,募兵制下一个士兵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有多少士兵就有多少户家庭。

这些募兵制下的士兵又没有一技之长,除了杀人打仗以外,唐代裁撤士兵又不会给钱,或者只给很少的钱,根本不够这些士兵生活。

这些士兵也不会坐以待毙,也不会看着自己和家人饿死,那么就会裹挟军官造反或者说“武装抗议”,而如果军官不同意出头,那么这些准失业士兵就会杀掉这个军官,换另一个愿意出头的军官。


所以,严格来说,唐朝中后期不能保证将军的忠诚度,根本原因是军队构成发生变化,给想不忠诚的将军提供了最合适的温床,而募兵制度下,士兵为了避免失业,往往会找将领带头“武装抗议”,尤其是隶属唐皇的神策军。

很多时候神策军的军官不是想要闹事,而是他们不配合闹事士兵,他们自己小命都难保。

而这个问题别说唐朝,一直延续到五代的后唐时期,在后唐庄宗麾下才算解决,怎么解决的呢?

杀光闹事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而且在后唐庄宗大屠杀之前,之前已经如此杀戮过几回了。当然,这些禁军反扑也很厉害,李存勖就死在闹事禁军反扑之下。

也就是说,解决驻守京师的禁军闹事问题的方法,在历史上就是多个皇帝对这些闹事的禁军以及他们的家庭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在持续打击大概20年后,终于把这些闹事的禁军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肉体消灭了。


兰台


因为根本无法保证,军队将领的忠诚度是靠皇家的威望撑起来的。可是中晚唐的李唐皇室威望却是与日俱降,远远无法和初唐时相比。

此时的唐朝,在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打击之后,国力已经衰弱到了必须依靠藩镇之间互相制衡来维护名义上的统治,财赋粮帛完全依靠东南数州供给的地步了。如果运送粮食的河运一旦受阻,就会直接威胁到京师长安的安定,负责保卫首都的禁卫军就会随时有异动的可能。中晚唐时期因为军队粮饷问题而导致的兵变层出不穷,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再次,唐玄宗时期边境广泛实行的节度使制度,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洗礼,节度使越封越多,不近边疆有,靠近边疆的临近地区也有,两京周边地区同样有设置。而节度使拥有所辖地区广泛的财权与军权乃至地方官吏的任免权。这就使的节度进化成了藩镇,极大地威胁唐朝中央的统治权威,使得中央命令在强藩耳里形同虚设,中央指挥不动藩镇,久而久之,中央的权威越来越低,自然也就不把皇帝的命令放在眼里,将领的忠诚度自然也越来越低。

至于中央军,安史之乱之后出于对地方藩镇的忧惧心理,皇帝开始把中央军队的指挥权下放到最为放心的宦官手里,又形成了宦官把持军队的传统。原本直属于皇帝的神策军成了宦官的私人军队,甚至能干预皇帝的废立,整个皇权彻底被破坏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唐朝中晚期皇帝难做的原因了。原本拥有无限威望的皇帝此时却有了两个甩不掉的掣肘,无论是权宦还是强藩,都不是弱势皇帝所能招惹的,这就使得皇帝更易频繁,死于非命者居多。自然也就更谈不上中央将领的支持度了。


南柯396


中后期的唐朝唐朝虽然是真的实力强盛,但是那是对外部的多实力强盛,对内部的地方势力之间却没有绝对的统治和压制能力,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没有控制地方的势力,虽然能够抵抗外来的侵略,但是却不能制止或者阻止内部的分裂趋势,这就是个有点得不偿失的状况。

所以很难保证将领忠诚。


咸鱼湾


唐代中期开始藩镇豪强割据,政府军疲于奔命,沙陀等游牧民族大量内附混居,长久心必异,经玄宗李隆基暮年懒散腐化治国,终酿安史祸乱,边镇拥兵自立,中央无力制约,如河北地界已实际独立,朝廷日益成为摆设,终被豪强朱全忠所灭


模型大人


当时的皇帝已经没有权利。一帮阉人说了算。没有权利就意味着给不了别人更大的前程。你地位高。但是你对我一点用处没有。我最多见了你客客气气的。但是有了更大的利益。肯定会毫不犹豫的给你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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