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混到朝廷中央，沒有一個是笨蛋的，在朝堂之上隻手遮天，什麼都是他說了算的，能是膿包？可惜世人不管是古人還是現代人，都特別愛好用第三人稱來看，來噴，站在上帝視角來看待某事某人是容易得，換個角度，換個地位來看，說不定還沒賈似道做得這麼好。
作為奸賊，賈似道沒有秦檜名聲大。這是因為，中國人最恨賣國賊。中國人的切膚之痛，就是外族的侵略，屠戮蒼生，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史書上痛罵賈似道就是狗屎一般的小人，罵得越兇，也改不了隱隱約約的史實，因為改革，得罪了本來吃蛋糕一大塊滿嘴流油的士大夫，本來小小的私德缺失，就被如同王八那樣的士大夫一嘴咬住，至死不鬆口，越描越黑，就這樣臭到今天了。他襄陽城抗元，抵禦蒙古人長達30年，這是能打仗的投降派？鴿派？
不要看賈似道的私德，私德實在是微不足道，要看就看那個對南宋的貢獻，賈似道這個蟋蟀宰相，還真是有蟋蟀天生好勇鬥狠的影子，不是一條軟踏踏的毛毛蟲。
正是因為賈似道擊敗蒙古軍，南宋才拒絕蒙古的和談，也正是因為南宋拒絕和蒙古和談，才導致南宋被滅。
賈似道欺君賣國，大抵是因為賈似道名聲太臭，加之大權在握的賈似道觸犯了不少士紳官僚。這批人轉身降了元，寫起小說也大用春秋筆法，凡是正人君子皆高大上，如賈似道這般的奸佞小人則被批得一無是處。
因為，歷來典型的權臣權相，絕不可能立功，那就只好賣國了。《宋史》“奸臣傳”中，總共列舉了奸臣15人，連帶他們的弟子7人。如鄂州之戰，記載賈似道私約稱臣輸幣，又虛誑報捷，最是奸事。在《元史·世祖紀》當中記載，僅談約和，並無稱臣輸幣之語。當時蒙哥剛死，賈似道已知，遣使者約講和，當時忽必烈決定退兵，怎麼會有稱臣的行為！此時如能達成合理和議，亦未始非為好事。
元史噼裡啪啦地抽了宋史大耳刮子，打腫了，只能說賈似道是談和，而沒有稱臣。
而最早出現賈似道請降的說法，是出自鄂州之戰十六年後的忽必烈手詔，在這十六年當中，宋蒙大小戰役不斷，因此蒙古人尋找了許多借口進攻宋朝，卻從未見過蒙古人提起賈似道請降，又背信棄義，這件如此重大的事情有極大的幾率是蒙古，零時編造為進攻宋朝的理由。
在鄂州之戰後，不止對手忽必烈對賈似道讚譽有加，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雖然在正史上反對賈似道，卻在這件事情上讚譽賈似道，何其勇也蒙古人久攻不下，有蒙古將領說是因為士人的原因，因為讓忽必烈不要濫殺無辜，所以才讓宋朝人有恃無恐，不選擇投降，而忽必烈卻反駁，認為是蒙軍十萬人也拿賈似道無法，是蒙軍的罪，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文天祥老是罵賈似道，但他是明白人，也經歷過賈似道的時代，也有發言權，而處於同一時代的忽必烈，這是一代梟雄啊，誰都看不上，偏偏對賈似道還算青睞有加，奸雄之間惺惺相惜。
在武將的說法當中，只是說賈似道看重文人，輕慢武人，並沒有說賈似道欺君誤國的行為。然而重這也是宋朝的社會風氣，從和文人共治天下開始，賈似道並不是個例而武將投降理由也很可笑，僅僅是不被看重，卻可以做出背叛國家的行為，而南宋最後的擎天柱孟拱，在身前也讚譽賈似道。
連他軍事才華，讓忽必烈也極為稱讚，縱觀史書，發現賈似道也有過人之處，但也有很多瑕疵。其公田法亦有可取之處，然為人急躁，缺少身為相位的沉穩。而賈似道面對南宋的危機，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其心，而能力不足。在其位謀其職，而賈似道身為南宋丞相，歷史軌跡的負責人之一，卻無力挽回華夏，這就是賈似道的罪吧。
賈似道有什麼用？
在內排除異己，大力發展，在外揍忽必烈不亦樂乎，一人之力拖著南宋苟延殘喘三十餘年。
先說國內，
賈似道走上歷史舞臺的時候，南宋已在長期和金人蒙古的作戰中精疲力盡，又要花錢，又要補充壯丁，人哪來，錢哪來？
當宋度宗上臺時，朝廷賬面能統計到的人口數量僅剩1300萬，宋王朝一半隻計算男丁數量，就算按2倍計算，撐死也不過2600萬人口。而南宋王朝巔峰時有6000萬人口，這意味著朝廷的收入銳減了一半以上，拿什麼資本雙線作戰？
宋高宗開始，就已經想要拉攏各方豪強，只要他們聽話，不要搞事，趙構就可以睜隻眼閉隻眼，在朝廷的縱容下，地主豪強大量圈佔百姓的土地，部分豪強甚至還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比如播州楊氏、思州田氏，在湖南、江西、福建、兩廣也有許多小型地主豪強，擁兵自重，自成一體。這些豪強實際上成為了所在地方的土皇帝，他們的命令要比皇帝的詔書更有力量。
豪強自己統計下的戶口居然比朝廷統計的戶口多的數不清，然後捏造數據上報朝廷，他們只會上交很小一部分稅收收入。
蒙古金人時不時打過來，朝廷沒人咋辦，只能靠豪強將領們出人出力，幫朝廷打仗，惡性循環下來，地主們通過支援南宋抗蒙的機會，和朝廷討價還價，索取更高的自主權，人都有了，納稅也不太納了，參與抗蒙作戰的諸將們也借戰功擴大勢力，兼併土地，等於產生了新一批的大地主。南宋朝廷的財政越發艱難。
賈似道當然不爽了，儘管他也是豪強大地主之一，但他一向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打算要施行公田法，清查眾將賬目。
捅了馬蜂窩了，一上來就要幹大家的利益，動大家的奶酪，誰願意？
賈似道的各項改革之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爭議的改革當屬公田法。
公田法實際上是均田地的變體。
以前，朝廷的土地管理特別垃圾，糟糕，怎麼辦。就大量增發紙幣，是為用增發的紙幣購買百姓手裡的糧食，即所謂的和糴。大量發行的沒有信用的紙幣，一面世就貶值得和廢紙一般，用這些毫不值錢的紙幣去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其實就是強徵無疑。而且，和糴的攤派也極不公平，強徵或者說和糴的對象大多是本已十分窮困的農民和中小地主，但對實力雄厚的豪強卻幾乎毫無影響。
賈似道本是下層出身，對民間疾苦了然於胸，因此，他推出的公田法，雖然也一樣需要繼續增發紙幣，但收購的目標則大為不同，他一改之前從百姓手中強行徵糧的做法，轉而拿著這些紙幣從豪強之家手中購買土地，如前所述，紙幣形同廁紙，這樣的購買也就是強徵。其手段的掠奪性質不變，但掠奪對象從貧民變成了豪強，等於是朝廷出面強制將土地從貪得無厭的豪強手中徵用，分發給無地貧農。
朝廷的租稅，比起豪強之家傭耕的租稅要高出不少。
豪強大族為了吸引更多的佃農，一般都會降低佃戶的稅米，以贏得佃戶的擁護。
佃戶喜歡便宜的，豪強的租稅比朝廷便宜，跟著豪強幹，幹嘛跟著朝廷幹，跟誰幹不是幹？
自耕農們便樂得出賣土地，賣身豪強成為佃戶，於是朝廷能掌握的自耕農的數量就越來越少了，稅收自然也少了，國家財政也就更加困難。
租稅高——自耕農賣地作豪強的佃農——剩下的自耕農負擔更重——剩下的自耕農繼續轉投豪強——國家收入銳減直至崩潰。
如此一來，朝廷的賦稅收入完全得不到保障，國家財政也瀕於崩潰的邊緣。面對這樣的局面，賈似道只能通過強制的方式，從豪強手中徵地，分發給向朝廷交稅的自耕農，也就是讓自耕農成為政府的佃農，這樣，才能保障國家的收入不至於完全被豪強鯨吞。
賈似道為什麼要這麼幹？
還不是為了打仗麼？打仗最燒錢了。。
蒙古老是沒完沒了的打過來，要反擊不？要抗擊不？都需要錢！
在此情況下，公田免不了會加重對僱用自耕農戶的剝削。不過，因為公田法的推出，大大減少了和糴行為。換言之，雖然公田上自耕農的賦稅加重了，但名為購買，實為強徵的和糴行為卻大大減少了，因此，從總體上看，自耕農的負擔還是大大得到了減輕，同時朝廷的收入也因為控制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形成了朝廷-自耕農雙贏的良性循環，大大改善了之前國弱民窮，單單肥了豪強的局面。正是在這種朝廷-百姓雙贏的前提下，加強了普通民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面對國力遠遠勝過自己的蒙元時，南宋君民上下一心，轟轟烈烈全民抗戰，沒有起義軍與蒙古人裡應外合，也沒有面對敵人望風披靡，最後雖然因為實力差距過大仍不免敗亡的命運。
所以賈似道很牛逼，但他被更有話語權的實力派所痛恨，因為利益被平攤了，大家不揍他才怪？
賈似道敗亡後，南宋投降時，戶口1100萬戶，人口5500萬以上。宋度宗剛上臺時僅有的2600萬人口，卻已經增長了一倍。當然，南宋人口不會在戰爭期間如此快速增長，這要得益於賈似道執政期間，恢復了對之前脫籍的戶口的統計，土豪們為了應付公田法，不得不完整上報甚至甚至多報人口。可見，賈似道的當政以及公田法的頒佈，擴大了南宋朝廷的稅收來源，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朝廷多增加的收入，可以用來賑濟災民，維護社會治安。最重要的，可以擁有更多資源對抗蒙古入侵。
根據掌握話語權的刀筆吏的說法，賈似道生活奢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其所謂奢靡遭到了文人的極大誇張，如有記載聲稱賈似道的豪宅範圍從葛嶺山上一直延展至西湖邊，來顯示賈似道的奢侈；但只要仔細看地圖就能發現，葛嶺就坐落在西湖旁邊），他的黨羽中也確實有許多名聲不怎麼好的人物。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歷朝歷代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家大多被罵了個狗血淋頭，比如變法令秦國富強最終一統天下的商鞅，又如西漢末期維新的王莽，北宋口稱“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萬曆時期為明朝鞠躬盡瘁的張居正等等，無不被當時和後世的文人口誅筆伐，極盡詆譭之能事。可見，有魄力進行大改革者，要面對多麼洶湧的抵抗，甚至有時會付出生命的代價，單從這一點上來說，也是大多數人遠不能及的。
終有宋一代，國策中從不抑制兼併，導致土地集中極為嚴重，久而久之，則國家有倒懸之危，貧者無立錐之地。在此情況下，政府以法令強制剝奪、削減豪強地主的財產，將其均分給無地的貧民，怎麼看都有其利國利民的益處。千載之下，我們有必要還賈似道一個公道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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